这套杂志，是科技领域向资产阶级开火的桥头堡，上海写作组创办！
自从得知文革后期出版过《自然辩证法》这么一份期刊以来，就很想让更多的人也知道。
“科技领域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这是《自然辩证法》杂志1972年第二期开篇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今天读来是那么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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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评论文章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总是为一定阶级利益和阶级需要服务的。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客观自然界，某些阴谋家就在科技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幌子下，让科技领域成为搞阴谋诡计的“防空洞”，试图保持剥削者们在科技领域的世袭地位。他们明面上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他们允许的政治轨道，借此笼络科技工作者。
自然科学领域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此时，主导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国科技界，依旧弥漫着爬行主义、权威意见、洋奴哲学等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错误思想。即便经历了文革前期的猛烈冲击，传统的力量依旧顽固。
文革后期，为了在科技领域打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依旧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发展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成就，就必须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就需要一份有份量的刊物。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已在社会领域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真理性、科学性，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自然领域证明着辩证法的真理性、科学性，因此自然科学界也需要一份有份量的刊物来推广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创办就是为此目的而来！
自然辩证法，简单说就是指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由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开拓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杂志，是文革后期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的8种刊物之一，是贯彻毛主席思想的产物，是在科技领域向资产阶级思想开火的桥头堡。
这份刊物以其敏锐的政治导向、专业的编辑队伍、战斗的姿态、对科技前瞻的研究、重视基层和实践经验的选题著称，一经发行就产生巨大影响，并受到国外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它创刊于1973年，当年出版了2期，以后每个季度出一期，1974、1975年各出版了4期，1976年秋在出版第3期后停刊，因此一共出版了13期。每期刊物220页、15万字左右，定价5毛钱，发行量20万份以上。它的牵头人，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后期实际负责人是王绍玺。
这份杂志有一个豪华、专业的编辑和写作队伍，后来还从中走出许多重要人物。它的编辑和写作队伍主要由4种人构成。
一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原有的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王绍玺等；二是从各大高校中组织起来的一大批自然科学知识功底深厚的专家、教授，主要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医学等专业的专家学者，包括苏步青、谈家桢等有名的学者。
第三种是通过《自然辩证法》杂志学习班培养选拔出来的成员。学习班从各个单位选出在学习上工作上都比较优秀的人，经三个月的学习考核后，选取成绩优秀者进入编辑部。第四种是通过1974年起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下专门开设的自然辩证法专业进入杂志的成员。该专业仅举办了两届，专门为《自然辩证法杂志》创造青年储备力量。
这两届学生的自然科学功底较好，进校以后由自然科学领域里顶尖的专家学者教授知识，经过了三年学习后，又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里进行了两年的实习，之后再由杂志相关负责人挑选里面写作功底较好的留下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编辑，绝不是只会喊口号、操弄政治的权谋家，不是草台班子，而是有一批有着着扎实的科学、哲学功底的人士组合而成。
正是这样一个精挑细选的编辑队伍，才保证了期刊的选题和政治方向。其中的重磅文章，多出自上述编辑、写作队伍。其余文章，则多来自工厂、医院、科技工作者、科技爱好者等。
陈克艰1974年进入杂志社工作，后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根据他的回忆，当时很多文章先由懂得专业学科的大学生们写初稿，再由写作方面比较强的人修改，最后再由相应领域的专家修改三稿，这个过程叫磨稿。
有时候，一篇文章要磨半年、一年才能发表出来。可见，编辑部对文章的严谨性要求是极高的。今天，还有什么杂志能用这种精神来发表文章呢？
《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文章，主要涉及天文、宇宙、数学、生物、物理、气象、地质、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为主）、农业、实践科学、外文选译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整理等。如果你认为这些文章都是专业领域，会不会看不懂，那你的担心就是多余的。
这些文章除了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的几期连载外，其余文章多是通俗易懂的。因为文章要么是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哲学角度探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么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是纯技术问题。
打破对权威的崇拜和束缚、打破亦步亦趋的爬行主义、打破跟着外国人步子走的洋奴哲学，提倡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应用辩证法，排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价值观对科研和生产实践的干扰，贯穿在了这本期刊的各篇文章中。
例如，上海第十三电子厂是如何打破爬行主义，建立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某农场是如何打破洋教条，在作物育种或养殖方面取得新经验的，医疗系统是如何打破癌症不可知、不可治论，通过中西医结合方式大大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的。
这类文章都来自基层的实践经验，例如工厂、医院、农场、公社、科研单位、科学协作组，甚至中学。重视一线实践得来的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发扬、推广，是这本杂志十分鲜明的特点。
它不是书斋和实验室的产物，而是工人、农民、医生、科技工作者等实践经验的提炼，因而显得接地气、生气勃勃。杂志的每一期，都有“从实践中学习辩证法”栏目，就是专门刊登这类文章的，占据相当的篇幅。
当时（现在更是），很多科研工作者在科技问题上陷入欧洲中心论，似乎近现代一切科技成果都是西方人的贡献，月亮都是外国的圆。
为了增加读者对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为了揭示历代科学技术发展与否背后的政治因素，杂志特意开辟了中国古代科技史话栏目，对中国古代在天文、能源、农业、医学、四大发明等方面取得的远远领先欧洲的科技成果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梳理，特别注重回顾在中国古代科技领域的体现的儒法斗争现象。
这个工作从创刊一直持续到停刊，文章资料详实、选题丰富，洋溢着民族自豪感、打破科技问题上欧洲中心论的高远志向，以及批判儒家弘扬法家的鲜明态度。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从世界观来看是反动的，属于列宁指出的“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行列。
《自然辩证法》杂志对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科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研讨，在肯定了他在物理学领域的贡献和原因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分析了爱因斯坦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最终是如何走上唯心论的先验论的。
杂志通过对这位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家的解剖麻雀，用最鲜活的例子说明了为何要提倡在科学研究领域自觉学习辩证法。这种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权威的精神，不正是体现那个时代的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风貌吗？
杂志社还应读者的要求，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并刊登了座谈会纪要，例如关于电子计算机、遗传学等。这些座谈会的选题，在当时的科技界都是非常前沿，参加者都很广泛，包括科技工作者、工厂工人、公社社员等，他们的发言也和文章一样，充满了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杂志还特别关注国外科技界的最新动态，每一期都有一两篇翻译的文章。
除了上述板块，杂志还有许多分期连载的重磅文章，例如讲生物进化的《生物生生不息》、讲人类进化的《人类的继往开来》等，同样洋溢着强调变化、规律、联系、内因等辩证法思维，对静止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科学观发起了有力冲击。
好几期杂志的开头还有政论文章，今天读来都为文章的预见性、生动性、论理的彻底性暗暗折服。例如，署名袁任平的《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所下论断，1976年后即被证实。
这本杂志引起当时外国观察家们的高度注意。直到刊物停刊半年后，西方还有媒体称赞它是自恩格斯之后，自然辩证法领域最好的读物，它的许多编者、作者，都是一流的科学家。
《自然辩证法》杂志，与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的影响力极大的《朝霞》（文艺领域）、《学习与批判》（思想哲学政治领域）齐名，它的最终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1976年秋天，随着北京的风云突变，这份杂志随即停刊。
今天，如果要对《自然辩证法》做一个历史定位的话，或许可以说它是科技领域的样板戏。文艺的样板戏，曾经打破了京剧这个文艺领域最顽固的土围子，保证了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而《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出现，是无产阶级在科技领域争夺话语权的一次努力。
它真正贯彻了毛主席的思想，对科技领域——这个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开展了顽强的冲锋。不同的是，样板戏人人皆知，《自然辩证法》杂志知者甚少。相同的是，它的13期刊物，期期如样板戏一样经典。
这份刊物停刊已经40多年，踪迹难觅。我们通过艰辛的努力，总算收集到若干个整套，也就是包含从创刊到停刊的全部13期刊物。对科学、哲学、政治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收藏一套，数量有限，手慢则无。
我们相信，你只要随手翻开全部13期、220几篇、200多万字文章中的任意几篇，你就会被这份刊物的认真态度所折服。通过它，你能看到毛泽东时代后期的科学界，呈现出一种打破旧习惯、旧风气的勇气，和欣欣向荣、生龙活虎的局面，更能理解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能突飞猛进。
《自然辩证法》杂志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和现在那些学术刊物上为名利、职称而炮制、批发甚至花钱就发的学术文章比起来，实在是一个依旧新鲜的“另类”。
附：1-13期栏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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