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手表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摘要：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这是鞍钢宪法中的重要内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上海手表厂，两参一改三结合得到了贯彻与落实，这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群众民主，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管理与劳动分工的伟大变革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与历史价值。

　　上海手表厂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起初，手表厂处于工业匮乏、设备短缺的状态下，但是，广大工人们不畏困难、艰难探索、战天斗地，敢于积极总结操作经验，摸索合理的生产工艺，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群策群力，亲密无间。这取得了产量的不断增长与技术的改进。但是，因受马钢宪法(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与苏联经验的影响，来到厂里的外国专家迷信外国技术，将其奉若圭皋，限制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同时，他们脱离实际、自搞一套，导致机床难以投产，生产的产品笨拙难看。厂领导也过度强调正规化，他们大规模扩大科室与科室人员，庞大的科室部门互相扯皮、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且制定了纷繁如麻的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严重束缚了工人的手脚。工人搞技术革新，要经过车间工艺员、车间主任、部工艺员、技术科长、总工程师等逐级批准，厂部把机床分A、B、C三个级别，严禁工人跨级修理，并实施惩罚制度。这严重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搞的冷冷清清，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中，手表年产量始终没有突破百万，质量突不破三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后，这个厂的手表产量又直线上升：一九六八年，突破了百万大关; 一九七零年，又突破了二百万;一九七二年全年生产手表二百五十万只，相当于一九六六的二点七倍。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六六年比较，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一倍。产量增长了，质量也不断提高，超过历史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9月3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拍摄了这张佩戴上海牌手表的珍贵历史照片。

　　随着鞍钢宪法的推行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开展，工人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走社会主义，这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平等且相关尊重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形成。干部与技术人员参与劳动，这有助于干群之间的关系融洽，防止干部及技术人员高高在上、搞独尊的权威和特权、目中无人，防范形成浮于表面的油水关系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有助于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体现了扁平化管理。干部也应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应当提倡干部们下到车间与班组，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钟表厂推行了机构精简，减少了科室与脱产的管理人员，这让领导更容易接触到群众，更容易听到群众的声音。同时，厂一级的领导每周坚持抽时间参加班组的生产劳动，每周一次和车间干部一起学习和研究问题，在学习和劳动中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遇事和群众商量，一起研究解决。在生产的繁忙期与劳动力的紧缺期时，厂党委的干部们身先士卒，白天搞工作，夜晚下车间坚持战斗，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们干劲冲天。他们在生产时努力认真，互帮互助，发扬了共产主义劳动作风，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计划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