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手表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摘要：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这是鞍钢宪法中的重要内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上海手表厂，两参一改三结合得到了贯彻与落实，这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群众民主，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管理与劳动分工的伟大变革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与历史价值。
上海手表厂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起初，手表厂处于工业匮乏、设备短缺的状态下，但是，广大工人们不畏困难、艰难探索、战天斗地，敢于积极总结操作经验，摸索合理的生产工艺，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群策群力，亲密无间。这取得了产量的不断增长与技术的改进。但是，因受马钢宪法(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与苏联经验的影响，来到厂里的外国专家迷信外国技术，将其奉若圭皋，限制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同时，他们脱离实际、自搞一套，导致机床难以投产，生产的产品笨拙难看。厂领导也过度强调正规化，他们大规模扩大科室与科室人员，庞大的科室部门互相扯皮、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且制定了纷繁如麻的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严重束缚了工人的手脚。工人搞技术革新，要经过车间工艺员、车间主任、部工艺员、技术科长、总工程师等逐级批准，厂部把机床分A、B、C三个级别，严禁工人跨级修理，并实施惩罚制度。这严重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搞的冷冷清清，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中，手表年产量始终没有突破百万，质量突不破三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后，这个厂的手表产量又直线上升：一九六八年，突破了百万大关; 一九七零年，又突破了二百万;一九七二年全年生产手表二百五十万只，相当于一九六六的二点七倍。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六六年比较，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一倍。产量增长了，质量也不断提高，超过历史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9月3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拍摄了这张佩戴上海牌手表的珍贵历史照片。
随着鞍钢宪法的推行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开展，工人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走社会主义，这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平等且相关尊重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形成。干部与技术人员参与劳动，这有助于干群之间的关系融洽，防止干部及技术人员高高在上、搞独尊的权威和特权、目中无人，防范形成浮于表面的油水关系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有助于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体现了扁平化管理。干部也应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应当提倡干部们下到车间与班组，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钟表厂推行了机构精简，减少了科室与脱产的管理人员，这让领导更容易接触到群众，更容易听到群众的声音。同时，厂一级的领导每周坚持抽时间参加班组的生产劳动，每周一次和车间干部一起学习和研究问题，在学习和劳动中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遇事和群众商量，一起研究解决。在生产的繁忙期与劳动力的紧缺期时，厂党委的干部们身先士卒，白天搞工作，夜晚下车间坚持战斗，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们干劲冲天。他们在生产时努力认真，互帮互助，发扬了共产主义劳动作风，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技术工人下到车间，参与劳动，可以亲临一线的生产实践，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防止纸上谈兵。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有着独到的智慧与实践经验，技术人员与工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互相学习的基础上，相互交流协作，听取群众意见，发挥一条龙的作用。这有助于工农群众知识化与知识分子劳动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在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前，手表厂的技术人员都集中在厂部的科室里，脱离实际，脱离工人群众。这之后，技术人员大都下放到车间，边搞技术工作，边参加劳动。技术人员同生产工人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密切结合之后，心情舒畅，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技术人员应当听取工人的意见，与工人互相商量。在上海手表厂，一位技术员在与工人一起将锐齿机改为滚齿机的过程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生产工人，帮助他解决了原来难以解决的技术难关，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把滚齿机基本改装成功。用滚齿机加工出来的零件，光洁度高，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他高兴地说:“与工人老师傅一起搞设计，胆子大，信心足，越干越有劲。”
规章制度不是死板的、不可撼动的教条，有变革才有生命力。只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制定繁琐杂乱的条条框框，过度强调“管卡压”，会过度束缚群众。工人们不是只会说话的机器和被人鞭打的牛马与奴隶，他们也需要尊重与人文关怀，工人们应该有领导权，应该是规章制度的主人。过去，检验科不是同工人站在一起，共同设法提高产品质量，而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上。一块表面的检验，就有几十条标准，工人们尖锐地批评过去的检验科是“只抓芝麻，不抓面瓜。”两参一改三结合后，过去的标准一下就被工人冲去了一大半，经过群众讨论，制定了新的标准，既切合实际，又简单明了，容易掌握。检验人员发现质量问题不是一退了之，而是到班组去与工人一起开质量分析会，共同分析原因，帮助解决。技术检验人员改进了作风，工人群众也处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主动地协助检验人员把好质量关。生产组长带领工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攻克新工艺上不半途而废，他们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练兵话动，为革命苦练本领，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新工艺，使质量达到了先进水平。
领导改变了作风，工人群众也要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和各种建设性的意见。有时，工人们因为要解决生产中的某些问题而到厂党委办公室来反映意见;有时，工人同志因为某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把厂领导请到车间去共同商量。将工人组织起来可以监督干部的决策，并对干部提出批评，协助党的管理，这有助于工人参与生产计划及财务工作，对项目规划及产品质量与多样性有知情权，有助于工人广泛参与技术创造。这也对今天以网络形式进行的监督有着借鉴意义。一九七一年，手表厂的动件车间工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厂领导下车间来者看摆铀因生锈而报废的情况。在厂领导对这个问题感到棘手而有所松懈时，工人群众又贴出大字报，指出外地手表厂已经解决了摆轴生锈的问题，批评领导不学外地经验，是夜郎自大 。厂领导看到大字报后，立即到有关小组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并迅速派代表去外地手表厂学习。群众学习回来 积极进行试验，取得了或效，要求迅速投产。在群众的多次反映下，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份 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摆轴生锈问题，使合格率由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九十五。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要与鞍钢宪法的其他内容相关联的，鞍钢宪法是成一个体系的。政治挂帅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强劲保证，对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有着保障作用。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政治的统帅与灵魂作用。毛泽东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要保持党的革命性，进行思想整风。共产党员要争取成为共产党人，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运动是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有效方式，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将权力下放给广大工人，培养工人的主人公意识，这是对党进行群众监督的有效方法(例如工人管理小组与职工代表大会)。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在工厂、车间和班组三个层面组织，并接受班组成员的监督，每个小组成员都是群众评议每年选举产生的。小组的成员要注意进行社会主义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维护自身权利并在受损时进行维权。这有利于各个小组之间、小组内部之间、小组与广大工人之间开展活动，也有利于军事训练及培养民兵。此外，从班组开始经过三上三下最终形成全国计划，群众参与国家计划制定过程，社会需要能够及时反映到计划之中。要调动起广大工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学习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进行参政议政。这体现了反包办替代，反对恩赐的思想。同时要注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搞帮派与小团体、以我为中心，要做好团结—批评—团结。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时，要注重自主创新与首创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规划好资金利用，进行经济核算。在技术共享与合作下，上下游工厂之间要进行好交流与协调。在产品生产前，要调查好消费者的需求及想法，做好产品展览，要为用户服务，使产品实用要规划好资金利用，进行经济核算。在技术共享与合作下，上下游工厂之间要进行好交流与协调。同时，工厂内部树立标兵，插红旗，大力开展技术表演赛和联合技术表演赛。同时要对新技术有热情、有期盼，要有敢于克服困难的气魄。在发展科技时，要破除对外国的迷信，解放思想，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我所用。要学习和独创结合，奋发图强，争取赶超。
此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厂注重对职工权益的保障与对劳动者的尊重。当时的职工薪资是按劳分配的，以《愚公移山》纪录片中的上海电机厂为例(以上海手表厂为学习榜样)，当时的工人工资也存在着梯度，从学徒工的几十元到熟练老工人的一百多元(不少熟练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要高)，但不是差距悬殊的。也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提倡奉献及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毛泽东曾说：“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要努力培养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继续革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争取人类的解放，不能好逸恶劳、贪图金钱、拥护剥削、自私自利。
那时的工厂也进行了集体福利的建设，工厂有职工医院与工人大学，职工住房与职工宿舍也进行了建设，工人可以学艺术、哲学、外语、理工，进行集体看电影与节目表演。城市乡村有着众多民兵队伍，这是保家卫国的需要。地方开办了社队企业与“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五种工业企业)，这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如今，华西村、大寨村、周家庄(目前全国唯一的人民公社)等集体制村也吸收了鞍钢宪法的因素，这些村子发展兴旺集体经济，社会福利保障条件好，富裕繁荣，群众的幸福感高，有着光明与希望。红旗下的老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阳和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怀念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劳动的情景，并指出当时的工人地位高，不怕领导，领导也要看工人的脸色，工人有铁饭碗，有当家作主的权力。此外，一些西方管理制度如丰田瘦身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也对鞍钢宪法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