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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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地区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论是作为地缘层面的缓冲要津，还是遏制“泛蒙”思潮的泛滥，控制和管理蒙古地区早在近百年前即是党内意欲在全国扩大政治影响时的共识。

　　翻阅史料，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即提出：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为了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再联合为中华联邦共和国。

　　之后，李大钊等人也就蒙古民族问题发表了重要论述，反映了当时党的主要创始人对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解放事业的重视。

　　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其纲领、章程和决议中都列入了民族问题的内容。而且只要提到民族问题的时候，蒙古民族问题总是被列在首位，并专门作出对蒙古问题的决议。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都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兵大同盟。还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主张。

　　1926年时，甚至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专门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主席的教导，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广州与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等谈话时，时年刚过而立有余的毛主席指出：

　　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

　　这已经体现出非常成熟的民族解放谋略，比起此前孙中山执政时期倡导的所谓“五族共和”实则强行分割统治的粗暴，已趋近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治理。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均惨遭反动派杀害。

　　但是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9年还在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勾结东北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

　　可以看到：居高临下、地理位置优越的蒙古高原地区同时也广泛受到国内买办集团「泛蒙古主义」和域外帝国主义「内亚史观」双重夹击的军事渗透与思想蛊惑。

　　1935年7月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就曾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羿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