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细节揭穿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
历史研究需要有大历史观和宏阔的视野。长时段、宽幅度、本质性地说明历史的基本轨迹很重要，但历史学的微观细节研究往往是支撑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回溯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30年经历，每每感到这句话的特殊分量。维护历史真相，批驳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同样靠的是细节。
不惧与日本右翼分子交锋
1994年8月，我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应日本一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先后访问东京、千叶、横滨、神奈川、广岛、京都、大阪7座城市，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并在途中进行了7场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演讲和证言集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直面加害国民众，讲述亲身经历的灾难往事，控诉侵略者的残暴行径。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与观点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认知。
8月12日晚，在千叶县船桥市中央公民馆内，当我和夏淑琴作了南京大屠杀证言报告后，有个自称日本政治家、年龄30多岁的男子，站起身来抢过话筒说：“夏淑琴的讲话不可信，因为我看过一则资料，蒋介石、宋美龄是在（1937年）12月8日撤离南京城的，其余的人全部到国际安全区被保护起来，怎么会有12月13日夏家的被害？另外，东京法庭的判决不对，日本不是侵略者……”面对挑衅，我站起来回击：“你说的蒋介石、宋美龄在12月8日离开南京不对，他们实际上是12月7日离开南京的。你所谓其余的人全部到国际安全区被保护起来，更不对。当时日军还没有攻城，后来的确有一部分南京市民进入国际安全区内避难，一部分人则滞留长江边上，一部分人躲到附近的农村乡下或山上，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待在家中。夏家就属于最后那部分市民群体。我还要告诉你，根据国际安全区档案和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日记和书信记载，国际安全区并不安全，日军在那里也制造了许多暴行。”听到我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抨击，加之日本友人的斥责声，那个日本右翼势力派来“搅局”的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不停地用毛巾擦去脑门上的虚汗，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1995年8月，在北京华风宾馆，中国外交协会组织了一场与日本30多个右翼党派“头头脑脑”的对话，时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等一批中国专家学者参加，内容涉及中日关系、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双方在会上的争论很激烈。在有关历史问题的对话环节，一名日本右翼党人狂妄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和捏造的，因为我们专门请人计算过，要把30万具尸体掩埋掉，需要用多少台推土机，多少台挖掘机，多少台班次，而以当时的条件显然不可能。另外，你们说的“两少尉百人斩”也不是事实，因为从刀的物理性能上来说，一把刀不可能连续砍杀100多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