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

　　摘要：旧社会艺人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换，是观察新中国塑造社会风尚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艺人及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塑造。通过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广大旧社会艺人对自身存在的不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变被动为主动、由勉强到自觉进行自我改造。由此，全社会形成了对“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认同，文艺工作者从过去遭人鄙夷的“戏子”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劳动人民一部分，实现了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梳理旧社会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份转换、形象重塑的过程，可为坚守新时代文艺的人民立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历史镜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稳定社会政治秩序、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努力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不断塑造社会新风尚。广大旧社会艺人通过亲身实践和新旧社会对比，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变被动为主动、由勉强到自觉开展自我改造，以自身独特方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全社会初步形成“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认同，实现了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旧社会艺人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换，是观察新中国塑造社会新风尚的重要视角。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共产党相关政策、方针做一梳理，并就其成效做简要评价，以期为新时代更好发挥文艺工作者作用，坚守文艺的人民立场，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旧社会艺人群体身份改造、形象重塑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四部分。

　　一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方针政策进行评析，认为“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取得了伟大成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这类研究通过社会革命视角，以“扫盲运动”“下乡运动”等具体社会运动作为研究切入点，探析中国共产党改造艺人的措施。

　　二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延安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梳理、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艺人的教育与改造，如以“流动艺人”问题为切入点，论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政治变迁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具体措施。

　　三是以地方戏曲或地方剧院、影像作品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以此折射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改造，如《步入戏曲：新文艺人的改造——以20世纪50年代河南豫剧院三团为中心》《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塑造——以1949年至1966年的影像作品为例》。

　　四是以某种微观视角切入，例如对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艺人尊严回归的研究抑或通过对艺人集训班进行历史考察，可散见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艺人相关实践。还有学者论述了战争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动员加以情感运用的方式实现对旧社会艺人的改造，如《战争视域下的文化动员：延安时期中共对旧艺人的改造》等。

　　通过对学术界相关研究梳理发现，有关旧社会艺人改造相关研究，在1990年代之前侧重于服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从革命史角度进行论述偏多;进入21世纪之后，相关研究更注重史料挖掘与运用，在历史学基础上结合文学、社会学、艺术学等研究方法，努力实现研究视角的更新。立足现有成果，可以进一步扩展研究视角，将新中国艺人身份改造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广大旧社会艺人为求得自身解放，积极主动投入社会风尚改造运动，进而分析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此外，改造社会风尚关联社会各界，受众主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从群众视角切入，重新审视旧社会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份改造、形象重塑的动因、制约因素以及当时社会各界对于旧社会艺人形象重塑的反响，将有望实现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的创新，进而更为客观深刻地反映这段历史。

　　一、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形象重塑再梳理

　　艺人旧称“优伶”，俗称“戏子”，封建王朝时期被定为“贱民”。晚清以降，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机，逐渐认识到文艺作品在宣传进步思想、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故发起戏曲改良运动，因受制于诸多因素影响而成效并不明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续晚清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使命担当，结合具体实际，制定了灵活正确的策略，对旧社会艺人身份形象进行初步的革命性重塑，为新中国成立后对旧社会艺人身份形象进行彻底的革命性重塑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一)旧社会艺人的身份形象演变脉络

　　在晚清以来的旧社会，尽管艺人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升，部分艺人甚至拥有很高的声誉以及众多的财富，但仍遭许多人鄙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同样，我国艺人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逐渐被认识到的。早在清朝末年和辛亥革命结束后不久，一些志士仁人就已注意到戏曲等文艺作品在国民性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发起戏曲改良运动。他们呼吁：“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强调“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尤如狮睡之难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通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梨园子弟遇有心得，辄刊印新闻纸报告全国，以故感化捷速，其效如响。吾国戏剧本来称善，幸改良之事兹又萌芽，若不创行报纸，布告通国，则无以普及一般社会之国民，何足广收其效?”该段议论的落脚点尽管在“创行报纸”，但突出了“改良戏剧”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然而，由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缺乏相应政治力量的支持，旧社会艺人自身解放的自觉性、主动性未能激发出来，未能得到广大民众响应，这一时期戏曲改良运动效果甚微。正如有观点认为，这些文艺领域改良进程最终落没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理论，没有主义”。这也从根本上导致新中国成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旧社会艺人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无法改变，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无法彰显。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文艺与文艺人士的重要作用，明确文艺为民族、为大众的宗旨和任务，号召广大文艺人士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创作反映社会实际的作品，推动并实现自身的解放，“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文艺人士响应，他们开始走入基层，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作品，涌现了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等一大批为军民乐见、公认的“明星”艺人，取得了明显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如何团结各方力量，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党高度重视艺人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以新文化建设作为切入点，团结、争取广大文艺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创刊，号召广大文艺人士要把整个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广大抗战大众;要肩负起这个巨大的责任，反映这一运动，推动这一运动，沟通这一运动，发扬这一运动，集合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巨大的力量，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行进中的道标，使文艺这一坚强的武器，在神圣的抗战建国事业中肩负起它所应该肩负的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则更明确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在各根据地，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强力推动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文艺人士的抗战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中国的文艺从艺人地位、形式到内容均发生重大变化。正如夏衍对抗战时期的戏曲变化所回忆，“有了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话剧运动，在这短短时间中起了一个使人刮目的突变。中国年轻的话剧，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所谓话剧了。从数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戏剧以抗战为契机，划了一个时代的阶段”。中国艺人群体为社会提供的不再仅是文艺作品，还提供民众关注的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及其所蕴含的深刻象征意义，因而在较大范围内被广大民众接受，开始被重新认识，社会形象逐步改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就政治层面而言，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在进行革命性改造和创新，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洗礼的广大文艺人士必须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同时，文艺关乎国家的文化自觉和精神高度，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需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社会具体实际相联系，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广大文艺人士参与建设新生人民政权的主动性、积极性，大力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学艺术鉴赏能力。就社会层面而言，与政治层面的要求相一致，改造旧社会风尚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显然，广大旧社会艺人的身份转换及形象塑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旧社会艺人为求得自身解放，自觉主动进行改造，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逐渐由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的“戏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转变为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有的还成为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真正实现了身份转换和形象重塑。

　　(二)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艺人身份形象的初步重塑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艺界思想状况十分复杂，因而艺人形象是多样的，他们的作品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旧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艺人群体有着清醒认识，在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同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正确灵活的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一，旧社会艺人的身份地位。自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旧社会艺人群体在追求自身艺术价值和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承担社会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诸多条件限制，辛亥革命后旧中国社会文艺内容多流于庸俗低俗，无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承担挽救民族危机的任务，许多都是“天天喊什么花呀，月呀，爱呀，……真叫人喷饭”的文艺作品。就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而言，部分文艺人士在文艺为谁服务等问题上还存在认识误区，“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从社会各界对旧社会艺人的认知来看，其身份仍十分低微，不仅如此，连许多旧社会艺人自身也认为这是丢人的职业，抬不起头的。“那时许多人隐姓埋名，都愿演大花脸，生怕熟人认出自己来。”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艺人的团结、教育。为扩大统一战线，更好进行革命动员，巩固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文艺工作的作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教育旧社会艺人的策略取得明显成效，为后来在更大范围内团结、教育旧社会艺人，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其身份转换积累了丰富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各根据地文艺人士创作了不少歌颂根据地的优秀作品，“但是很多作家缺乏对工农兵群众的深入了解，作品创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此外，延安文艺界还存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一些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现象”。为进一步统一文艺界思想，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指明了文艺发展方向。针对“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此，我们党在根据地确定了“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剧运方针，“要在戏剧战线上全面实现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方向，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路线”。西北局宣传部随即作出指示：“对于有艺术素养的旧艺人应予优待，但必须使得他们的艺术能为边区服务，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盲目崇拜。”

　　首先，提倡“新文化下乡”运动。1943年，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捍卫已有革命果实，不断推动革命局势向好发展，中共中央提出推进“文艺大众化”，提倡开展“文化下乡”运动。抗战文艺如果要在全民族革命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形式必定是大众的，必须为一般大众乐于接受”。于是，一大批文艺人士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走进农村，在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极大激发了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43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借鉴陕西民间小歌舞的艺术形式后创作的一系列以劳动人民为主角的新秧歌剧。这种集体艺术更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生活和群众要求，使文艺人士直接接触群众，文艺作品真实反映社会实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真正实现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进而实现了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

　　其次，设立民间艺术部等专门机构，用以团结、教育广大艺人，指导艺人创作适应时代需要的作品。1947年6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改造民间艺人、旧艺人和民间艺术、旧剧的一封信》明确，要成立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民间艺术部、民友剧社和群众剧社三个部门，“他们都是民间艺人、旧艺人改造过来的组织”“民间艺人、旧艺人、也是有好坏、长短两面的。他们的好处、长处中最大的一条是熟练的技术和也是穷人。坏处、短处当中最大的一条是落后思想(如：保守、迷信、懒惰、腐化等)坏习气和文化水平低。和改造民艺和旧剧同样，也应该对民间艺人旧艺人采取团结改造的群众路线。使用与发扬他们的好处、长处，缩小与克服他们的坏处短处。也只有艺人的思想翻了身，换了脑筋，改造民艺和旧剧才可能做好”。通过民间艺术部和艺人训练班方式，我们党用3年时间改造了1000多名旧社会艺人，使大部分旧社会艺人可以唱新词，做革命宣传，其中不乏一些人在经过教育后可以自编自唱，如沈冠英创作了《大战阳湖》《李二发家》《东北大军三路进关》等，不断向农民演唱，作出了不小贡献。此外，我们党还通过一系列改造措施，使文艺工作者创作内容逐渐摆脱旧社会阴霾，开始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以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为例，这是“文艺大众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表明文艺的作用从最开始的生产和战争动员慢慢转向引导阶级斗争，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广大文艺作品以故事中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为立足点，在自身深受教育的同时，通过文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向人民群众输入了阶级观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初步树立了“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的正面形象。

　　(三)重塑旧社会艺人身份形象的复杂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重塑艺人身份形象更直观地呈现出这一现象：旧社会艺人群体能深入一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更贴近人民、服务人民，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加契合，在社会各界引起较为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但就整体而言，关于文艺改造及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开始较多呈现的是“表面工作”，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也表现出“抵触—重新认识—普遍接受”的变化过程。

　　毋庸讳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艺人的表现存在一定缺陷，较多人对于身份转换是被动、不情愿的，导致广大民众出现一些抵触情绪，主要表现在：第一，所谓新式艺术作品只是流于形式，“他们幻想着万世不朽的伟大艺术，而不肯用力来创作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空谈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对于当前的工农兵的需要却漠不关心”。这种思想倾向导致改造后的文艺作品内容不能密切结合实际和具体问题，脱离了人民大众真正的情感需求。不仅如此，因为文化水平较为低下，部分农民对文艺工作者传达的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感兴趣，在教育和娱乐之间，他们更倾向于旧文艺,内容情节带来的娱乐性。第二，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对旧文艺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很多地方对于旧文艺都是采取一刀切形式，对传统的文艺表现形式及内容都采取“禁演”政策，削弱了艺人学习、改造的积极性。第三，多数旧艺人不愿“下乡”，由于“经济问题以及缺乏编创能力，艺人的努力虽然有效地传播了国家意志，但依然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第四，一些干部旧观点没有转变，歧视、为难民间艺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演出旺季，恭城社会剧团因在报告中写错了一个字，税务所就要他们写悔书。剧团内一个人说他们给剧团捣乱，他们便不给剧团盖税章，逼使剧团停演了三天。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党中央经充分调研后推出各项举措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文化部门共同商讨了更改艺人收入的办法，决定“为了鼓励‘面向农村’这一精神”，凡在“边远地区”演出的评弹艺人，拆账比例为35%，高于其它地区的30%。政策上的倾斜和经济待遇的提高让越来越多人对于“文艺下乡”不再抱有强烈抵触情绪。为保证旧社会艺人能够在农村顺利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强调：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广大艺人开始了在农村的劳动实践，在与当地群众密切的生活交往中增强了情感联系、淡化了个人名利。在此基础上，一些旧社会艺人得到教育和启发，更积极地创作基于人民立场的文艺作品，其作品也更被广大农民群体接受。

　　二、进入新社会：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亟待荡除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破除旧风俗、树立新风尚。同时，面对较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人们也需要统一思想认识，汇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更关键的是，经过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新中国的新生政权日益巩固，社会环境更加稳定，为发动并成功改造旧社会艺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政治环境。此外，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社会出现的新气象以及这一时期政治背景的变迁和新文艺政策的推行，很多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够高的旧社会艺人，更多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因此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加以引导、教育。

　　(一)强化党的领导，树立文艺工作者正面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革命根据地时期改造，大部分旧社会艺人的政治立场、工作态度等发生重大变化，部分人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尽管在组织上入了党，加入了革命队伍，但在思想上仍没有完全入党，依旧保留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亟待加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旧社会艺人及其文艺作品逐渐脱离旧政治、旧经济、旧社会的影响，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统一思想才能步调一致，旧社会艺人的政治立场、工作态度等存在的错误倾向，追根溯源就是思想问题。为此，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全方位强化对旧社会艺人的引导、教育。

　　第一，强化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艺术导向。一是建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制。按照党管文化艺术、确保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原则，在党的宣传部门设立文艺处，专门负责监督审查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文艺刊物的内容和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各职业剧团都需要自动到文协进行登记、参加会议以及汇报演出活动，并通过审查制度以加强我们党对其的政治思想领导。二是成立文联，实现党对文艺工作者(包括民间艺人)的领导，消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向党闹独立性和骄傲自满等思想倾向，保证文艺创作活动和文艺表演活动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强化教育，树立文艺工作者正面形象。大多数旧社会艺人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教育，为谋生才选择这个职业，加之这个职业选人用人的门槛很低，导致“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生活散漫，作风恶劣和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只单纯追求获利而忽视了政治作风，阻碍了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进步”。同时，受旧制度、旧社会长期影响和制约以及自身原因，旧社会艺人存在较多“恶习”，如不团结，“吃纸烟喝浓茶喝酒”“赌博这些嗜好还不算，吸鸦片吸白面打吗啡针是旧艺人中普遍现象”，以及享乐主义人生观等。为此，需要强化教育。一是改革文艺体制，将有较大影响力的民间职业剧团逐步改编为国家剧团，将私人举办剧场等文化场所通过公私合营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旧瓶装新酒”，对戏曲进行改革，禁演含有封建迷信等毒素的旧戏曲，对含有进步因素的戏曲进行思想内容改造。三是排新戏、唱新词，尤其是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和新社会翻身做主的新戏、新词。四是注重培养典型，将一些改造得较好的提拔为剧团领导者、组织者，为广大长期被封建旧艺术感染的旧社会艺人明确了发展方向。五是开展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对错误思想倾向予以批判。全国性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首先从北京发起。整风学习运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检查了思想和工作，批评了若干全国文艺刊物的缺点，批评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随后，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北等大区的文艺界，均仿效北京开展了类似的整风学习运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和影响都颇大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虽然存在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等弊端，但由于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广大旧社会艺人认识国情、认识自己，文艺界理顺文艺思想和改进文艺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思想水平不高的旧社会艺人端正了创作态度，从根本上意识到过去的文艺作品得不到人民群众欢迎，不符合新政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从而改变创作立场。有民间艺人感慨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戏、改思想，现在看到坏的戏曲有毒素，再不改，就是拿敌人的抢打自己的人!”

　　(二)强化培训，提升旧社会艺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

　　首先，开展扫盲运动以及艺人学习班以提高专业技能和政治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民间艺人文化水平非常低，连最基本的识字都存在很大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党开始在各级文艺领导机构和剧团开设识字班，帮助很多旧社会艺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使广大旧社会艺人能够承担起政治宣传的任务，进而为后续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形象重塑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截至1950年12月，全国除老解放区及东北地区外，已有17个省开展了各种艺人学习活动，参加学习的包括100余个剧种的艺人达30000人，合老解放区及东北地区共约50000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组织集体学习方式，不断提升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演出技能。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五五指示》)，明确戏曲改革中心任务是“改人、改戏、改制”，要求在农村建立流动的职业旧戏班社，对于“不能集中训练者，可派戏曲改革工作干部至各班社轮流进行教育，并按照可能与需要帮助其排演新剧目”。通过集中学习，更多文艺工作者掌握了声乐基本知识、乐器使用方式以及发声、朗诵、编剧、导演等专业技能知识，大大提高了政治水平和从业技能。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利用院校对艺人的政治思想、文艺技能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培训。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除专业技能培训外，还开设《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辩证法》等课程，讲授国内外形势、中国革命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便于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可以将这些内容加以结合、运用，增强了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属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理论素养。

　　其次，积极推动文化艺术交流。为切实贯彻落实“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不断提升文艺事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积极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强调“一定和全国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的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1952年10月6日至1952年11月14日，中央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汇集京剧、评剧、越剧、川剧等23个剧种、82个剧目，其中1600多名戏曲工作者参加观摩演出。很多在农村草台班的地方戏登上大雅之堂，使得散落在农村的老艺人重新登上舞台，揭开了戏曲界神秘面纱。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关系不断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邀请国外文艺工作者来华，并派出代表团前往别国交流学习。芬兰、瑞典的文艺工作者于1953年4月29日在北京同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到会者即分为文学、戏剧与电影、美术和音乐四个小组分别进行了讨论，并就新中国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建筑与音乐等各方面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据统计，截至1954年8月，“我国共派出了7个团，1350余人;各国来华的，达16个团，1990余人”。通过国内各地以及国际文艺交流，广大艺人不仅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及在艺术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心，而且看到自身不足和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激发了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推动我国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废弃旧社会艺人制度，实现身份转换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标识和称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给予其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加速了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在政治、经济、社会上为他们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必要、有力的保障。社会政治地位提升极大激发了旧社会长期倍受压迫的艺人对文艺改造工作的热枕与创新精神，促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实现了自身改变及身份重塑。不仅如此，旧社会艺人个人身份命运的转换也反映了整个行业发展变迁，“折射出党和国家对戏曲行业发展定位之变化”。

　　首先，尊重和支持旧社会艺人。旧社会艺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风尚改造运动的主体，尊重是团结旧社会艺人的重要前提，只有先团结，方能更好进行改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提高旧社会艺人政治待遇，“在接近旧艺人时，注意尊重他们的人格”。1949年7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艺人不仅有了与他人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职业身份，而且有了自己团体，有了从事艺术活动的自己的舞台，因而大大激发了他们从事新式文艺活动的热情，促使他们积极主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把艺人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在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吸引下，越来越多人如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尚小云等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有的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的就职于文化戏剧领导机关或剧团院校等单位，甚至担任重要职务。这是中国历史上艺人群体首次参与国事，由长期的社会边缘群体变为国家的主人。正如周信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感慨道，“旧剧演员有机会参与政治甚至参加今天这样伟大的人民建国事业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要从我们四个人——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和我算起，这是对全体艺人的绝大鼓励，旧剧被当作人民的艺术看待，这真是我们从来不会有过的光荣”。常香玉曾担任西北文联执行委员、西北区抗美援朝总分会委员、西北妇联代表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任职，被追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她深情地说：“旧社会不把我们艺人当人看，艺人越‘走红’，就越受侮辱，如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我感到我比谁都翻身得彻底，我才真正地做了人!今天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的幸福;但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所给我的痛苦!”

　　最后，废弃旧社会艺人制度。从根本上看，旧社会艺人的“恶习”是旧制度下的产物。旧社会艺人制度的建立往往是以“封建班主制”“经励科制”“养女制”“旧徒弟制”等为基础，造成群体分化严重、地位低下、常年流动等问题，使旧社会艺人养成诸多“恶习”。因此，要完成对旧社会艺人的身份转换，就必须革新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登记管理和剧团所有制改革使绝大多数旧社会艺人获得了合法身份，进入政府管理体系。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旧社会艺人身份具有独立性，不再依附于“班主”，结束了自身生存的窘迫困境，实现了自身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三、旧社会艺人身份转换、形象重塑的经验启示

　　经由思想改造、艺人集训班授课、扫盲运动、推进国内外文艺交流、劳动实践、情感动员、经济待遇提升以及政治地位转变等一系列措施，旧社会艺人最开始的抵触情绪最终被化解。1950年5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上海解放一周年时说：“毛主席为戏曲界解开了层层密密的锁链绳索，我们开始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协，我们戏曲界的祖先们数百年梦寐以求的梦想今天都成为事实了。”1951年3月，重庆市1300余名戏曲、曲艺艺人共同签订《爱国公约》：“坚决执行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到工农兵中去，并积极开展群众文艺活动。”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常香玉感慨道：“艺术工作者不仅在工作上经常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政治地位空前地得到提高，受到了历史上永远没有的尊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身份转换也使民间艺人终于认识到：“我们如同大梦初醒，我们都是贫苦子弟出身，想起来真羞耻，为什么给人家有钱的人宣传呢!今后应该唱劳苦人们的戏曲，唱给劳动人民听。”

　　生活在新中国的广大旧社会艺人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积极践行《爱国公约》、开展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为国家宣传公债;“香玉剧社”还积极响应西北文联号召，开展巡演并捐献战斗机等。广大旧社会艺人在完成自身蜕变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群体中完成“教育任务”，新文艺受到广泛欢迎，以至大队干部们风闻文艺工作者即将下乡时，便争相邀约。江阴评弹团本打算在西石桥演出2天，但在当地干部一再挽留下，不得不加演3天。此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文艺工作者不断涌现，并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在文艺工作者的感染和政府、媒体的渲染下，迭新了对旧社会艺人和旧文艺的评价与看法。

　　旧社会艺人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换，是观察新中国塑造社会风尚的重要视角之一。梳理旧社会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份转换、形象重塑的过程，评判其产生的社会反响、总结其经验，可为坚守新时代文艺的人民立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将其视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历史已经证明，旧社会艺人的身份转换与形象重塑乃至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均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从苏区时期的文艺建设到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文艺政策，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征和形势需要，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动员活动，增强了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认同，培育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艺人才得以实现自身解放，清除思想中存在的封建异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文艺事业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文艺工作者的目标和使命也是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二者的落脚点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从事业发展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二者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勇于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而党的文艺政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文艺工作者群体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提升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进入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面临更多风险挑战，党的理论、方针引领文艺工作者与时代同向同行。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全面领导，加强顶层设计，巩固我国文艺事业社会主义性质，坚定不移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于在培养文艺工作者的全过程，打造一支优良的文艺工作者队伍。

　　(二)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关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列宁指出，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可以肯定的是，文艺创作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广大旧社会艺人和文艺工作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工作者们“一手笔杆子，一手扣帽子”，使得文艺正常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影响了文艺改造运动有序推进。新时代随着文化日益多元化，政治性和文艺工作者及文艺作品的独立性与艺术性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对其评判标准也应坚持政治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重要保证。“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文艺工作者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为指导，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穿于作品创作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性表现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关注和呼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艺术性则表现为对作品的审美追求、个性创新和艺术表达能力的提升等。更好实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为了文艺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文艺工作者具有更为积极向上的社会引领力。

　　其次，对文艺作品来说，政治性和艺术性是文艺作品的重要特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着文艺作品的质量及其影响力。习近平强调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政治性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和社会关注，使其具备批判现实、反映社会矛盾和传递正确价值观的能力;而艺术性则体现作品的美学追求、个性创新和艺术表达的独特性，使其能够通过独到的艺术手法和形式来打动观众。

　　最后，对观众群体来说，文艺工作者不仅是艺术家，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建设者，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有助于构建与观众群体的有效沟通和共鸣。政治性使作品具备时代性和社会性，能够引导观众思考社会问题、关注时代命题，加之艺术性特有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可以更好触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三)坚持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

　　历史表明，文艺事业的发展要将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文艺工作者要秉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宗旨才能推动文艺事业行久致远。首先，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民大众支持，文艺作品应坚守人民立场、彰显人文关怀。习近平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文艺工作者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感和思想，作品要以人民为创作对象和表达对象，反映现实生活中人民的需求，展现大人物、小人物的命运。

　　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文艺工作者走进基层。习近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近年来，一些纪录片形式的文艺作品例如《守护解放西》《人间世》等广受好评，作品真实展现了基层一线工作的复杂繁琐，拉近了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这体现了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宗旨，彰显了文艺作品的价值所在。

　　最后，人民群众的评判可以完善文艺作品的内涵，体现其意义所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质量及深度的评判标准也会提高，因此，更应“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四)坚持文艺创作守正创新

　　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者及文艺作品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建立在对传统文艺扬弃基础之上，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时代感知力，既要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积极探索和运用现代表达手段，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首先，守正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艺工作者应深入学习和理解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学精神，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自然哲学、佛教的慈悲为怀等。在此基础上，文艺工作者要通过现代的视角和感受，重新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

　　其次，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创新。文艺工作者应利用现代艺术表达手段，如新媒体、数字技术等，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的艺术作品。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传达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追求，还要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在过去几年中，围绕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活动，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推进了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面对新时代文艺事业领域的各项风险挑战，文艺工作者更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在守正创新基础上实现新作为，创作更多彰显中国价值观念，同时能够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艺作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凝聚力和价值引导力。

　　（作者系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