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林育英(张浩)
红四方面军百丈决战失利的前一天，在瓦窑堡的张闻天给前线的毛泽东送出了一封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的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国了，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的主要信息内容。[1]
这又是一个让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湘江之战中，损失了唯一一部100W电台，从而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失去”带来的“获得”是：中共中央不仅在随之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为团队选择了新的领导集团和实际领导者，作出了清算错误军事路线的决定，而且还在此后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上，独立自主地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非常抉择——包括这次“北出陕甘”的抉择!
一个硬币有两面，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长征途经的地方都是偏僻荒凉之地，长途行军中的党中央获取外界信息本来就非常困难，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无异于雪上加霜，共产国际在急剧多变的国际大势下作出的战略和策略及其有关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转变，也难以及时为中共中央所得悉，当然也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央及时地进行相应地转变和调整……
林育英这次带回来的信息，恰恰是共产国际在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以来所开始的战略和策略转变：法西斯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为了战胜法西斯，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即使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包括一切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阶级和阶层的人民阵线。[2]
这些新转变新战略是在总结了欧洲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年来，法西斯主义在欧州之所以日益猖獗，希特勒在有着工人运动传统的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得逞，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人政策上犯了错误，‘左’倾宗派主义使自己脱离了群众;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政策导致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给了法西斯匪帮以可乘之机;法西斯的蛊惑宣传蒙蔽了那些对社会现实不满而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们，即中间阶层中相当多的群众，包括一部分流氓无产者”，所以，“为了反击法西斯，无产阶级必须以劳动者和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来对抗法西斯的进攻。”[3]而且，“我们必须重新检验我们过去几年的工作，必须揭露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必须吸取必要的教训，以便能够以比迄今为止较快的速度前进，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4]
共产党人在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普遍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深受其害!中国革命之所以屡遭严重损失，除了强大敌人的屠杀和“围剿”这个外因外，不要朋友的“左”倾关门主义也要担戴内因方面的主要责任。所以共产国际的这个重大战略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同样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至少，有了这柄尚方剑，这支屡遭重创的团队正在痛定思痛的新的领导集团要反起“左”纠起“左”来，也不至于太过战战兢兢。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形成的决议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相关的内容是：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驱逐帝国主义者、争取国家的独立;积极参加民族改良派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
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求得自身解放，应竭尽全力支持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解放斗争。[5]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了除苏联之外有着自己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报告中，都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重量级成员隆重推出：“记住中国的红军”，“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6]，“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7]。在为大会提交《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威廉·皮克还辟有“中国苏维埃在前进”之专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的会师，“……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8]
设想一下，如果中共中央这个时候能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张闻天们只需要把威廉·皮克这个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在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亮，张国焘还敢有脾气“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么?
林育英带回来的另一个重要文件的信息，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主持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工作新战略的制定过程，当然对共产国际正在实行的战略转变十分清楚。1935年夏，当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陆续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国内发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何梅协定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吴玉章等急电正在黑海海滨疗养的王明同莫斯科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6月中旬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为依据起草了《八一宣言》第一个草稿《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集体修改，最后确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代表团曾将《八一宣言》送交斯大林，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故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当然也有很多延续了此前历史惯性的句子，但主要内容却令时人耳目一新：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有些内容虽然也是“老生常谈”，却也另有新意——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当今日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政纲”，这个“行政方针”较之于1934年4月20日由宋庆龄等签署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六项内容更为完善，也更为明确，而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员”的名义面世，在中国国内政治实力的博弈格局中也具有更为重磅的分量：
㈠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㈡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㈢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㈣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㈤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㈥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㈦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㈧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㈨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㈩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宣言还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虽然名为《八一宣言》，但其公诸于世的时间却是在10月1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1日全文公布。
《八一宣言》很快就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地传播。林育英把《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带给在黄土高坡闭塞空间的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时，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一干“党国大员”们，也都先后得到了这份宣言——甚至有可能比中共中央领导人更早，从而也开始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以寻求“政治解决”的共识与办法。
《八一宣言》的确有着重大意义，这也是王明这辈子干得最正确也最漂亮的活计。
林育英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尚未结束时就接受了派遣回国的任务的。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林育英化名张浩，熟背了有关信息而随身不携带任何文件，与苏联受训过的密电员赵玉珍同行，扮成商人牵着骆驼，取道外蒙，穿越沙漠，艰难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11月中旬来到陕甘苏边定边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地党组织致电党中央核实，党中央派了邓发将来到定边迎接了林育英。尔后，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林育英不辱使命，终于来到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张闻天非常兴奋，当即致函毛泽东，通报林育英已到瓦窑堡以及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主要内容的信息。25日，再函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并随函附送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草稿等文件。[9]
11月28日，由张闻天主持起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决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这个宣言也提出了这个“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㈠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㈡没收一切实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㈢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㈣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㈤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㈥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㈦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㈧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㈨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㈩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10]
看得出来，除去各项的先后顺序外，这几乎就是《八一宣言》的克隆。林育英回国时不便携带原文，张闻天等得到的是林育英凭记忆传达的口头版本，顺序及个别用语或内容的不同，应该属于情理之中。这也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新战略和《八一宣言》的新精神，与中共中央要投入抗日救亡的大潮，以及他们正在调整中的政治军事战略，产生了不谋而和，高度互洽的效果!
中共中央因此迅速地实行了战略转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而且，林育英的到来，对促成党内团结，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林育英从天而降，那就是“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啊!
林彪、林育英与毛泽东的合影
注释
[1]《张闻天关于林育英已到瓦窑堡致毛泽东函(概要)(1935年11月20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8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3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3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4]威廉·皮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1935年7月25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第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5]《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第1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6]威廉·皮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1935年7月25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第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7]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2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第104～第10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8]威廉·皮克：《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摘录)(1935年7月26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辑》第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9]《张闻天关于林育英已到瓦窑堡致毛泽东函(概要)(1935年11月20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8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