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天津讲话：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1949年四月，少奇同志视察天津。为了鼓励资本家开工生产，让工人有饭碗，刘少奇讲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随后，他在会议上说：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后来，这段讲话成为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材料。

　　更能代表刘少奇建国初期对资本家看法的，是1951年他的春藕斋讲话。他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大概要维持10年到20年，二三十年内只要不打仗，就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过早的动摇、削弱、乃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因为现在产业还很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会伤害私人资本家。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满足农民，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一般的还不能废除，不能侵犯。他担心像苏联那样，过早搞集体化农民会反抗，会杀牲口，粮食减产。

　　刘少奇以上看法，显然和毛主席有差别。对私人资本，毛主席强调在利用的同时，更突出节制和限制，刘少奇则强调发展和利用。刘少奇对私人资本的态度，反映的是他建国初期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想。

　　这一构想中，新中国成立后，并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要搞十几年的新民主义社会。这种社会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共同发展，因而不要限制私人资本。这个构想源自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也曾同意过。不过，1952年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审时度势，逐渐放弃了原有想法，最先向全党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就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而不需要在中间硬塞入一个十多年之久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指点，大家都重新进行思索，觉得还是毛主席看法符合实际，于是都心悦诚服的拥护1953年正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7年社会主义就基本建成了，比预想的快得多。

　　党员能不能剥削别人？这个问题早在建国初期已经有过一次争论。争论的双方，主要是高岗和刘少奇。高岗那时是东北的书记。东北土改时间较早，一些党员开始雇工，增加骡马，向富农身份转变。对此种现象，高岗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马上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组织起来；反对党员剥削其他人，如果党员有剥削别人的行为，就要说服他放弃这样做，说服不了的，必要情况下可采取组织手段，开出党籍。他的讲话要点发表在1950年1月4日《东北日报》上，并随即向中央写了请示汇报。

　　20天后，刘少奇签发了中组部答复东北的信，并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谈话。刘少奇签发的这封信，以及和安子文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些意思：认为马上组织农民搞合作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是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认为党员不能剥削其他人，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

　　安子文记录了刘少奇谈话内容。据高岗说，他收到安子文谈话记录后，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给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谈话表示了不满，形于颜色。对刘少奇的这次谈话，周恩来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虽然说总体上是对的，但在富农党员剥削问题上的表态，是走了火的。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不能认为不允许剥削他人是一种教条主义。

　　对此，薄一波在他所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认为，刘少奇过分强调现有机械化才能搞合作化，这种观点其实是照搬苏联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刘少奇对东北关于农村发展大方向的报告有不同意见，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多种场合进行严厉批评，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至少是不够慎重的。

　　以上内容，整理自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本书。薄一波担任新中国财政部长、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本书的内容，涵盖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77万字的巨大篇幅，详细介绍了这17年内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过程，是薄一波晚年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受到了党内外和党史界、理论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