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刘之争绝不是权力斗争（从1943到1967）——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

　　1976年9月9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83岁的毛主席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离开了他深深爱戴的人民。

　　那一天，很多人感觉天塌了！

　　他真的走了吗？

　　真的走了，已经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但我今天又要说：他从未远去，反而距离人民越来越近，人民感觉他越来越清晰，人民越来越需要他！

　　王震老将军曾说过：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今天看来，这句话说的还是太保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毛主席当年的那些精准预言中，恐怕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依然如此：

　　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依然在持续；

　　比如，如何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如何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何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如何使卫星上天了，但红旗没有落地，依然能高高飘扬；

　　比如，1955年毛主席就说过：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再比如，1966年毛主席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也就是说，毛主席的思想中，有右派可以利用的东西，当然更多的是左派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很可能会走向极端，成为J左，那也就不幸成为革命和人民的罪人了！

　　比如当年毛主席要搞大跃进，那有人就头脑发热，搞了个徐水经验，全县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实行全民供给制，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跌了跟头，酿成了大祸。而毛主席是面对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局面，必须要通过跃进的方式才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毛主席的要求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而偏偏就有人只盯快了，这就是不懂辩证法。

　　比如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同志在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1万斤的高产，他信以为真的问：还能再高吗？

　　当毛主席最先纠左，准备调整时，有人看风向又变了，马上由J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了J右。他们要求一步到位，取消人民公社、取消合作社，把田地重新分下去，认为还是单家独户的干，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毛主席的做法是，人民公社在兴修水利、支援国家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农村科教文卫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搞“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对农村实行全民所有制，无偿调拨农民财产，超越了现有发展阶段，那就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可以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了，也能极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所以，在1966 年8月5日，毛主席在《P打司L部——我的一张大Z报》中，就点出刘 “1962年的右倾”。1967年2月，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

　　其实，不仅仅是大跃进，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先搞左的扩大化，后来又全部平反），在四清运动中（桃园经验，形左实右），在1966年那50多天里，有人经常性的左右横跳，经常性的把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推向极端，给我们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平添了许多波折。在极左的思想、极右的思想泛滥的时候，往往最能突显出毛主席的思想是最贴合实际的又最能保护人民利益的。几十年的革命史、几十年的建设史、再加上几十年的毛主席离开我们后的历史，总是在反复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凡是贴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的工作就顺利，成绩就很大；凡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就要遭受挫折，人民的利益就要遭受损失。

　　而令人尤其悲愤的是，后来他们竟然把屎盆子都扣在了毛主席身上。明明是他们把经念歪了，是他们不懂得辩证法，可他们却说：看吧，整风反右是你发动的吧，结果搞成了扩大化，搞错了；大跃进是你发动的吧，又造成了惨痛后果；后来的四清和1966年的事，你更是越来越左了……

　　实际上，毛主席一直贴合着实际，坚守着理想，是他们一会跑到了极左的一边，说毛主席右了；一会又跑到极右的一侧说，毛主席左了。是他们的参考坐标，一直在变。

　　他们不愿意回答：从1957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后，是谁在一线具体领导实施的。是谁不让毛主席参会，不让毛主席发言的？

　　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很显然，毛主席是真心实意的要培养刘当接班人的，很无奈，他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处理得不那么好”！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刘为什么就是没有毛主席英明呢？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我从以下历史中，找到了答案：

　　1943年6月28日，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写下了长长得哲学批语，几乎在每一条上，对刘同志的机械唯物论观、片面静止的哲学观、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历史唯心主义、人性二元论等等提出了批判。比如：

　　刘说："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

　　刘说："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刘说："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

　　看完这个批语，你会强烈感受到，在人性问题上，毛刘有天壤之别；在哲学思想上、在人生境界上、在知识储备上、在灵魂深处的信仰层面，刘真的是毛主席的学生。

　　毛主席在哲学思想上，是全面的、辩证的、运动的看待问题，而刘往往显得片面、机械和静止。

　　比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之争。山西省委提出在老解放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却遭到了刘主持的华北局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当巩固私有基础，不能混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拖拉机就不能实行合作化；甚至提出富农放高利贷也没关系，等养肥了再宰。

　　而毛主席则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尚未采用蒸汽动力，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也是可行的。毛主席还说：我们不能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因为每日每时都在生长着社会主义因素，天天在动摇着私有财产的基础。并提出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在毛主席看来，社会主义不是等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将来时"，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他看到了生产关系中孕育着的质变，看到了互助合作中形成的"新生产力"，这正是辩证法的活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

　　刘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把社会发展看作一架精密的机器，必须按部就班地经过固定的阶段，不能逾越，不能跳跃。这种"阶段论"在哲学上看似稳妥，实际上却割裂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实运动中蓬勃生长的力量——为此，毛主席专门编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历史证明，正是毛主席支持的农业合作化，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让一个在近代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得以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开创出了有别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和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第三种模式。

　　再比如，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也体现出了刘同志的片面静止的观点。刘认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剥削阶级也都消灭了，社会一片和谐，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可安心搞经济建设了。这是一般人机械的，按部就班的逻辑。

　　但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哲学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外部有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内部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有小生产在时刻产生的资产阶级，有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的斗争，而且有时候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还会升级成对抗性的矛盾……所有这些，都可能最终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让我们变色。

　　这两种对矛盾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两位伟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同选择。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派车接刘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刘提出辞去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 而毛主席则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给他推荐了三本书。

　　同志们，您看到了吗？

　　在那个疾风骤雨的年代，毛主席还是希望刘好好学习，正如1943年那次一样，这里面的意味又岂是权力斗争可以囊括的呢？

　　这三本书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刘安的《淮南子》，从中能看出毛主席希望刘在哪些方面需要学习，需要进步，也更能理解毛刘分歧的哲学根源。

　　恩格斯、列宁都曾高度赞扬海克尔的著作《宇宙之谜》，其核心观点是：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这与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很一致，毛主席给刘推荐这本书，可能是想让刘走出静止片面的哲学，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运动”、“变化”、“革命”，以及“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

　　《机械人》的作者狄德罗也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由于物质不断运动，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

　　第三本书《淮南子》，被称为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而刘在这一方面也是欠缺的。

　　毛主席一直以来是主张治病救人的，哪怕到了1967年，毛主席依然希望刘能更好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学好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实际上，刘在与毛主席谈完话后回到家，高高兴兴给妻子分享了谈话内容，他也的的确确按照毛主席的希望去认认真真读书了。据刘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刘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

　　1966年9月，毛主席说，刘的检讨“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毛主席一再强调：“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毛主席还说：刘以后还是要选他当中央委员。这是哪门子的权力斗争呢？

　　五十年了，沧桑巨变！

　　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往往看得更加清楚！两位伟人之间，那一场延续几十年的深刻而持久的思想分歧，不是宫廷深处的权力倾轧，也不是个人恩怨的意气之争，而是一场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如何前进的哲学对话，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两条道路在历史关口的正面相遇。

　　1983年，刘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来到湖南韶山，怀着激动地心情参观毛主席故居后，她在留言簿上写下：“深切怀念毛主席，学生王光美”。我相信，如果那时刘还活着，他也同样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

　　后来，凤凰卫视的记者对王光美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你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王光美稍作沉思后，断然地回答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2003年，又有学者当面问王光美：毛刘到底有什么矛盾呢？王光美坦然回答：他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两个人都是想把新中国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思路不同。

　　我深以为然！

　　最后，在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纪念日，我真心希望，关于毛刘权力斗争的谣言可以早点终止。真心希望，经过50年的沉淀，摆脱情绪控制和个人命运禁锢的人们，能够像王光美同志一样，认认真真说一句：还是毛主席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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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