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真”会,办真事(上):长征路上的“生死会”
- 长征期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重大会议推动中共中央纠正错误路线,转危为安。
- 通道会议局部采纳向贵州进军的主张,使红军暂时避开敌人布设的“口袋”;黎平会议则从战略上放弃北上湘西,转向贵州西北。
- 遵义会议只否定“左”倾军事路线,集中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并从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
- 扎西会议确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苟坝会议否决攻打打鼓新场,进而形成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的战略设想。
- 解决实际问题的“真”会能够增强组织生命力;这些会议体现了灵活机动作战、避免无意义牺牲,以及“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斗争智慧。

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会议。
任何一个组织,想发展、想壮大,都应开真解决问题的“真”会,而不能为“开会”而“开会”、搞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会议”越多,组织越没有战斗力;讨论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高质量会议越多,组织越有生命力。
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在历次重大会议中,都非常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毛主席在历次会议中展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战略家的敏锐多谋、高瞻远瞩,也展现了他作为政治领袖的精明和审慎。我们认真学习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召开的历次重大会议,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以服务于我们如今不得不面临的新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式的挑战。

通道转兵:战术转兵,不是战略转兵
早在红军血战湘江后、通道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就多次提出他的正确建议:主动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往敌人已经布置好的口袋里面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于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革军委在1934年12月3日16时、4日16时3分、8日21时、10日23时的电报都提到了“西进”,并在11日18时30分电报中明确提出:一军团应派不大于一个团的兵力“侦察入黔(贵州)道路”。
193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会议上,李德继续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主席继续强调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这一正确意见。
由于毛主席在路上给同志们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效果,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周恩来同志一致支持毛主席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
虽然这次会议只是从局部战术层面肯定了毛主席的“进军贵州”主张、没有完全放弃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汇合的计划,但是这次会议是实打实的“生死会”。正因为这次会议部分通过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红军没有钻进敌人的口袋,暂时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黎平会议:长征路上第一个伟大的战略转折
1934年12月18日,毛主席出席在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此次会议。毛主席的意见:继续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北进军、西渡乌江,先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从战略上根本放弃原计划。
毛主席的长期耐心说服工作再次生效。这次会议,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多数同志都赞同毛主席关于“雷公打豆腐”“避实击虚”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
这次会议还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改善军事指挥模式的意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这就使前线将领有了临机决断的充分空间,结束了“三人团”完全独断期间的灾难性的军事指挥模式。
中央红军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大举进入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次会议,也是“生死会”。这次会议,中央根本放弃了会导致红军覆灭的计划、完全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转兵贵州的意见,使红军根本摆脱了“钻口袋”这一灭顶之灾。

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候场”
红军进入贵州腹地、逼近乌江之后,李德不相信红军有能力突破乌江天线。于是,李德与博古再次强调恢复“去湘西”计划,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议黎平会议的决议,挑起党内争论。
1935年1月1日,毛主席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再次肯定,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被否决。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迅速渡过乌江、占领遵义。
为改变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取消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这次会议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我党的一次重大进步,是我党独立自主更换领导核心的重要准备。
在推动中共中央独立自主更换领导核心这方面,王稼祥同志的历史贡献是极其巨大的。最早脱离“左”倾路线、支持毛主席正确意见的王稼祥同志最先提出:中共应独立自主更换领导核心,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周恩来等同志接受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这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战略智慧
遵义会议前,毛主席与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商量好了“反击计划”。毛主席决定:先由当时职务较高、在“留苏群体”中影响较大的张闻天发言,反击“左”倾路线(张闻天的“台词”主要传达的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从中可见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坚持只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不讨论、不否定王明“左”倾政治路线,以保证凝聚共识、团结全党多数同志,先解决当时对我们来说最危险、最要紧的军事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是不是同志?是同志。毛主席有没有直率地将他坚持的真理全部和他们说出?没有。毛主席做的对不对?当然对!
如果老人家把他的真实意见全部讲出来,中共核心决策层就会陷入长时间的“辩论赛”。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围着呢,敌人给你打“辩论赛”的时间吗?不给!所以,正如张闻天所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集中讲解军事问题。主席的长篇发言,为他的经典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诞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根据当前公开的文献材料可知主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1)红军损失惨重,缘于“左”倾军事领导者的指挥错误——进攻时冒险主义、防御时保守主义、撤退时逃跑主义,不仅以卵击石而且分散兵力,搞“乞丐和龙王比宝”
(2)“左”倾领导人脱离实际,不考虑“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睡觉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3)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敌强我弱,前四次反“围剿”,同样敌强我弱,我们运用正确战略战术,采取战略持久战役速决、战略内线战役外线、战略防御战役进攻、运动战、速决战、游击战等作战方针,照样打赢了
(4)在中国打仗,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特点的作战方针,绝不能完全照抄国外经验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从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这更是一次“生死会”!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已经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我党实现“绝境重生”的重要开端。
鸡鸣三省会议与扎西会议
鸡鸣三省会议,主要彰显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1935年2月5日,毛主席与中共中央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了党的名义上的总负责。
毛主席让张闻天先当一段时间名义上的总负责,有他深远的政治考虑。中共中央在和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独立自主更换了领导核心。所以,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显示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毛主席主张先由共产国际比较信任的张闻天担任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负责。
扎西会议,主要彰显了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智慧。
1935年2月9日,毛主席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作战方针。
扎西会议,作为毛主席提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会议,无疑是关乎党和红军生死的“生死会”。二渡赤水是红军根本摆脱军事被动局面的开端,是我军在军事上实现绝境重生的关键一招。
二渡赤水之前,我军长期被敌人“追着跑”“撵着走”,处于被动局面。我军二渡赤水,则打了一个“时间差”——趁敌人主要注意力在西面的时候,突然调头东进,让敌人根本来不及迅速追击——正因如此,我军开始摆脱了被动,以最主动的姿态迅速把握战机,取得了桐遵大捷。
苟坝会议:“避免了灭顶之灾,诞生了救命良策”的伟大会议
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毛主席认为:(1)攻坚战不是我军专长,我们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2)如果我们进攻打鼓新场的黔军,附近的川军、滇军等部队一旦合围我军,我们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但是,会上包括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在内的其他所有同志都赞成进攻打鼓新场。
同日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二局破译的情报证明:毛主席的预判完全正确!毛主席成功使我军“躲过一劫”。随后,中央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由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王稼祥同志组成的新三人团。新三人团在大政方针上对中央负责,在具体军事指挥上拥有全权。
实际上,这次会议不仅使我军“躲过一劫”,还使我军拥有了“救命良方”。毛主席后来回忆说:“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主席说的“到四川绕个圈”,非常关键。
主席说的“到四川绕一个圈”,就是不折不扣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设想:
(1)先西渡赤水河,把敌人主力引诱到赤水河以西的四川南部
(2)敌人主力部队将注意力集中于川南之后,我军再往回“绕圈”,东渡赤水河,脱离敌人主力
(3)趁着敌人在西边集中主力、在东南兵力空虚,威胁敌人的兵力空虚的地区,迫使蒋介石调滇军增援这些地方
(4)迫使蒋介石调出滇军、调走了我军去云南的障碍后,我军就可以顺利进入云南,根本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围堵
这真是环环相扣、精妙宏大的军事奇谋!可见,苟坝会议上,毛主席以他宽广的战略视野、敏锐的战略眼光与高超的军事艺术思维,使红军不仅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而且拥有了根本摆脱四十万敌军合围的救命良策。
这次会议后,毛主席指挥我军先后声东(鲁班场)击西(赤水)、声西(川南)击东(赤水)、声北(乌江北)击南(乌江南)、声东(清水江和贵阳)击西(云南)、声南(昆明)击北(金沙江),根本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向死而生”的勇气与智慧
我军抢渡金沙江之后,我们的中共核心决策层召开了会理会议。由于林彪、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不理解毛主席的“兜大圈子调动敌人”战略战术、前线指战员在长途行军中产生了牢骚,这次会议必须解决统一思想、消除分歧的相关问题。
会议上,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主席,“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维护了队伍的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为毛主席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画了句号,也为长征以来一系列“生死会”画了句号。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都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生死会”。在毛主席的正确指导下,党和红军在生死边缘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既敢于“向死”——勇于在灭亡的边缘斗争、坦然面对灭亡的威胁,更能够“向死而生”——以灵活精妙的斗争艺术克服危机、摆脱威胁。这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应注意学习毛主席实际操作政治和军事的斗争艺术:
我们敢于和敌人战斗,我们不畏艰险,但是我们绝不能做无意义的牺牲——面对强敌布好的口袋,我们就不能钻,我们就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面对四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就不能硬拼消耗,我们就应不断迷惑敌人、在绕圈的过程中摆脱他们。
我们要有为革命事业讲真话的勇气,敢于担当,但是我们绝不能让直白和坦率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敌人围着、敌人不给我们“打辩论赛”的时间之时,为了团结同志们共同解决最要紧的军事问题,毛主席就没有把他坚持的真实意见全告诉同志们。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第17集中,毛主席说:“我们要向死而生,但是绝不能向死而死!头都掉了,我们怎么前进?革命怎么发展?!”
对这句话,笔者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