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密折制度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

　　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

　　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 XX 信箱，写上“XX 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1954 年，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1961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文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20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

　　[还有一条信息渠道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19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崔英去找副主任陈秉忱，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G命中，造F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F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