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第二先遣队成败原因探析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组建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支由中央苏区红七军团改编而成，另一支由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担任。两支先遣队虽同以“北上抗日”为旗帜，承担类似的战略牵制与探路任务，历史结局却截然不同——前者兵败怀玉山，几近全军覆没；后者率先到达陕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首支完成长征，且部队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系统考察两支部队在战略决策与任务定位、指挥体制与指挥效能、战术运用与作战方式、领导层结构与内部凝聚力等五个维度的成败原因，对于理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战略战术的演变规律，长征中党和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为新时代完善群众工作体系提供重要镜鉴。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十五军；长征

　　一、引言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日趋恶化。广昌失守使苏区北部屏障尽失，国民党旋即兵分六路向根据地中心推进，中央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围剿”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深入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牵制敌军，以期开辟新苏区并掩护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同年11月，位于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两支先遣队虽同以“北上抗日”为旗帜，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北上抗日先遣队共一万余人，斗争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最终于1935年1月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覆灭。红二十五军则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孤军北上，历经艰险，于1935年9月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不仅成功实现部队的生存发展，而且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部队。

　　同一历史时期、政治旗帜之下，两支部队何以一成一败？既有研究多分别探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原因或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成功经验，将二者置于比较视野下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则尚付阙如。本文拟从军事战略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两支部队在战略决策与任务定位、指挥体制与指挥效能、战术运用与作战方式、领导层结构与内部凝聚力、民众动员与群众工作等五个维度的比较分析，探寻其成败的深层原因，进而弥补学术空白，希冀引起学界一定重视，以达求索之意。

　　二、两支部队的历史脉络与基本概况

　　（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为主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兵团，约有4000人，为了执行新任务，部队在江西瑞金整编的同时，又“突击补充2000余名新战士，以原十九师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三个团为基础，扩编为一、二、三师……全军6000人，长短枪3000支”，规定寻淮洲担任军团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曾洪易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突击补充”进红七军团的红十九师前身是闽浙赣苏区的老红十军，“是一支富有实践经验的精干部队”，战力强悍。然而，整编后全军作战人员仅有4000余人，新战士和非战斗人员占了全军的三分之一。此外，全军团武器装备很差，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轻重机枪数10挺，迫击炮6门，许多战士仍在使用梭镖、大刀，部队还携带了中央苏区赶印后交付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160万份，连同其他后勤物资共500多担。1934年7月6日晚，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奉命掩护红七军团入闽和北渡闽江的红九军团，也在军团长罗炳辉率领下，开始了“东线行动”。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长汀、连城、永安，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白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七军团阶段（1934年7月至10月）。部队从瑞金出发后，中革军委忽然改变原定计划，电令部队由谷口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8月1日，部队进占水口。在水口镇，先遣队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宣布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8月7日，部队进抵福州西北近郊，当晚发起进攻。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此举不仅打乱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计划，使部队伤亡600余名指战员，也没有调动、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反而“完全暴露了先遣队仅仅是一支数千人的牵制力量，从此一直受到国民党军队疯狂的围追堵截。”加之部队强攻一昼夜未能破城，只得于9日撤出战斗。此后，先遣队转战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于10月底到达闽浙赣苏区。

　　第二阶段为红十军团阶段（1934年11月至1935年1月）。11月4日，中革军委急电，命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主力改编为第二十师。红十军团成立后，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浙江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12月10日，红十军团与第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12月14日，部队在谭家桥设伏袭击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初战失利，师长寻淮洲在带队夺取制高点的战斗中负重伤牺牲。此后，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期间与敌四十九师、补充一旅、第二十一旅先后交火，但“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1935年1月中旬，部队在怀玉山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约20个团的重兵包围。经激战，除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800余人突围外，军团主力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于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红二十五军诞生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红二十五军于同年11月重新组建，并独立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934年5月前后，周恩来在瑞金多次约见程子华，传达中央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作出四项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就地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会后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师的建制，直辖四个团。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向豫陕边转移：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由河南罗山何家冲西进桐柏山区，拉开战略转移帷幕。出发前，省委和军领导初步决定转移至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17日，红军于朱堂店以南罗古寨击退追敌，由信阳县境越过平汉铁路。19日，红军进入桐柏山区。20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桐柏山区接近平汉线、襄樊线，敌人容易机动，难以立足发展，决心立即挺进伏牛山区。23日，红军进入泌阳境内。泌阳东北部地势崎岖，地主豪绅多凭山寨武装自守，对部队战略行进构成威胁。因此，军政委吴焕先要求凡所经围寨，务必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勿加阻拦。在途经围寨时，宣传队张贴标语、口头宣讲、散发传单，积极宣传红二十五军的抗日救国主张。由于红军秋毫无犯，加之抗日救国主张经宣传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围寨保持中立，有的围寨还置备物资，迎接红军过境。经独树镇与拐河二役，部队于11月29日成功进入原定区域。但经实地考察，伏牛山区情况复杂，不适合创建根据地，省委决心率军西进陕西南部以求有利时机。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经豫陕交界处箭杆岭上铁锁关进入陕南雒南。至此，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第一个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为创建鄂豫陕苏区：1934年12月10日，庾家河会议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创建新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庾家河会议后，红二十五军转进至雒南蔡川整编。尔后，红二十五军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镇压土豪劣绅恶霸并没收大批财物分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群众得了粮食，许多“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群众得了衣物，红二十五军的“活神兵”名号传遍陕南。其后，经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首长实地调查，确定部队首先在鄂陕边界南部的镇安、山阳、洵阳、郧西四县边界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政委吴焕先根据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于镇安县九甲湾派陈先瑞率233团7连（60余人）到地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分粮，摧毁保甲组织，消灭反动民团，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25日，红二十五军再入九甲湾，成立以阮开科为师长、红军干部李洪章为政委的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并发给长短枪52支。28日部队北返雒南，抽调宋兴国率部分骨干与当地武装组成陕南抗捐第一军，并成立以宋兴国为书记的中共商雒特委。陕南抗捐第一军成立后即在新区积极活动，开展斗争并迅速发展至300多人，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威信日益提高。其后，红二十五军坚持以武装斗争为先导，以组建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为抓手，广泛发动、领导群众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拥军扩红为重点的各项群众工作。至1935年5月初，部队已在鄂豫陕边区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多次战斗胜利，并攻占了5座县城，主力发展至37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并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2个特委和五星、山阳、镇安、柞水、郧西等5个县工委，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基层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上百个党和群众的秘密联络点，发展了30多名党员，培训数百名骨干，苏区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群众工作成效显著。

　　红二十五军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局面，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5月上旬，国民党集东北军、陕军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以主力红军北上寻歼国民党军一部。6月初至7月初，红二十五军先后取得商县夜村、富水关、淅川县荆紫关、山阳县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7月13日部队北出终南山。此时，红二十五军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动离开鄂豫陕苏区西征。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后部队人数实现不减反增的队伍。

　　三、成败原因的多维度比较分析

　　（一）战略决策与任务定位比较

　　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与战略任务的可行性，是决定一支部队成败的首要因素。两支部队在此层面呈现鲜明差异。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存在严重的目标偏移与要求过高：中央赋予红七军团的战略任务是“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要求部队“第一步进军闽中，北渡闽江。第二步，由闽中到浙西，8月中旬进入浙西兰溪地区。第三步，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新苏区及苏维埃根据地。一路上尽可能与各地苏区、游击区的红军取得联系，以利北上行动，”最终目标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中革军委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作战训令规定的红七军团战略任务的实质，是希望一支仅有六千余人、武器极度匮乏的部队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打开新局面，进而牵动数十万“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改变部署。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主力红军作战都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仅凭红七军团“袭扰”重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及红军“围剿”的战略部署。更为关键的是战略时机错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曾主张将红军主力挺进苏浙皖地区以打破国民党“围剿”，彼时可行性较大，但未被中央采纳。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再行此策，不论从背景、意图、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截然不同。先遣队出发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在此形势下派出先遣队深入敌后，实际上是以弱旅去完成本应由红军主力承担的战略任务，因此，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时，就注定举步维艰，开展各项工作也必会捉襟见肘。

　　作为红七军团脱离苏区后的初战，福州战役无疑是一次典型的战略失误。7月31日，部队攻克古田黄田，正欲向浙江庆元、遂昌进军，“中革军委突然电令七军团向东进袭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福州南濒闽江、防御工事坚固，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杂以部分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而先遣队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只能在“敌情不明，又没有地下党配合的情况下发动福州战斗。”国民党虽震惊“红军直逼福州”，但很快做出应对，“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由漳州飞抵福州‘视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电令驻宁德、福安、霞浦“围剿”闽东苏区和驻防泉州的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驰援福州。蒋介石……电令在湖北集训的原十九路军所属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经海运入闽，并令海军派‘咸宁’等四条浅水舰进入闽江，空军派作战飞机助战。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派出军舰进入马江港。”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围堵下，攻打福州的决策不仅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暴露了部队实力，使后续行动更加困难。

　　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后的战略部署同样存在严重失误。11月4日，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各部的任务为“红十九师出击浙皖边，创建新苏区；红二十师留在闽浙赣，保卫老苏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苏区今后受……中央军区指挥。”11月18日晚7时，中央军区又急电红十军团全部出动，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浙江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要求全军团“集中到皖南打运动战”，这不仅是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的冒险主义决策，也是导致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的主要原因。最终，仓促的战略调整使红十军团冒险出击皖南，处处被动，旋即陷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

　　相比之下，红二十五军的战略目标务实而明确：出发前，省委和军领导初步决定转移至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具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和阶段性特征。19日，红军进入桐柏山区。20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该地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遂率全军挺进伏牛山区”，但经实地考察，伏牛山区情况复杂，不适合创建根据地，省委决心率军西进陕西南部以求有利时机。红二十五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略目标的能力，与红七军团、红十军始终被动执行外部指令形成鲜明对比。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利用杨虎城部无暇顾及陕东南的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也是长征途中红军建立的唯一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体现了战略上高度的务实精神。

　　（二）指挥体制与指挥效能比较

　　指挥体制的差异是两支部队成败的重要因素。北上抗日先遣队长期受制于高度集中的、脱离实际的远程指挥，红二十五军则拥有相对独立的指挥自主权。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战术行动，都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前线指挥员无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决策。红七军团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忽然改变原定计划，电令部队由谷口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但七军团最终造成巨大损失。部队进入闽北苏区后，先遣队领导考虑全军从瑞金出发已有两月有余，且几乎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需要休整，“并且设想以闽北苏区为依托，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扩大武装斗争，把闽北、闽东苏区和浙南地区连成一片，打开更大的局面，威胁正在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然而，中革军委批评了先遣队拟在闽北休整的设想，连续急电、限其“本月10日前离开闽北，进入浙西”，先遣队即在浦城古楼休息三日就向浙西进军；进入皖赣苏区后，先遣队向中央建议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发动群众，并要求部队机动自主地解决问题，但遭到中革军委拒绝。10月21日，先遣队再受中革军委指示，只得冲破敌两道封锁线，转进至赣东北苏区，由此再次损失部队有生力量。合编为红十军团后，部队指挥体制问题更加突出。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区对红十军团的指令多变且互相矛盾，先令分兵行动，旋令合兵出击。部队在频繁的指令调整中疲于奔命，既无法巩固根据地，也无法有效打击敌人。方志敏被捕后反思道“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致红十军团开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在怀玉山地方，受七倍于我们敌人之包围，弹尽粮绝，人马疲苦，遭受极大的损失”。“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既有前线指挥员的责任，更与中央军区、中革军委脱离实际的远程指挥密切相关。

　　红二十五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指挥状态：因庾家河战斗使部队大部分领导干部伤亡，鄂豫陕省委部分同志认为，以部队单独的力量创建新苏区很困难，恰逢鄂豫陕边春荒严重，部队行军作战处境艰难，致使红军内部部分指战员怕苦畏难情绪滋生，提出“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和老大哥吃现成饭”的意见。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第20次常委会，会议不仅总结入陕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并认真讨论“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单独创建新苏区”这一问题，认为“陕南地区……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战场；当地群众基础好……虽然春荒到来……但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我军是完全可以在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并提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只要帮助贫苦群众建立了政权，就能使红军站住脚”[15]的观点。郧西会议作出的《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既针对“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不进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提出批评，又规定了“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红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的抗捐、分粮、春荒的斗争，”等红军的四项基本任务，由此号召全体党员团结起来，打到富足地方去，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反观北上抗日先遣队，谭家桥战斗失利后，部队处境日趋险恶，但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未能及时作出适应形势的调整。决策效率的差异直接关系两支部队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战术运用与作战方式比较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第五次反“围剿”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此时，红军应当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然而，中革军委不合时宜地命令留在东南仅有的两大红军主力编成一个军团，红十军团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谭家桥之战中，部队试图以正规战的伏击方式歼灭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与浙保纵队蒋志英部。上午10时左右，“红军突然发动攻击，击伤敌前卫团长，敌军一度陷于混乱。但由于开火过早，敌主力尚未进入伏击圈，致使伏击战变成阵地战”；红十九师“摆在地处悬崖峭壁地段，兵力施展不开”；红二十师不擅长阵地战，却遭敌猛烈攻击，致使阵地被冲垮，石门岗制高点被敌军占领，红军为夺回阵地连续发起四次冲锋，导致阵地战变为肉搏战，寻淮洲虽亲自带队夺回制高点，却身负重伤牺牲。初战失利后，敌军约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至，红十军团只得在皖浙赣的歙县、绩溪、太平、休宁、祁门、婺源、淳安、开化等县境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且大都是消耗战，致使红十军团有生力量不断削减，战场处境越加被动。突围阶段，指挥上的优柔寡断进一步加剧灾难。当部队抵达化婺德苏区边缘的杨林时，方志敏和粟裕率先头部队未作停留即行通过，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十三日）下午才继续前进”，政治上的领导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抢先占领堵截阵地，致军团主力再度进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方志敏本已随先头部队突围成功，但“鉴于主力部队仍在后面，决定自己留下来随军团主力行动”，最终被俘就义。

　　红二十五军则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辅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五军正确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以“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采用大踏步的进退，迫使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疲于奔命，促使红军在运动中捕捉、创造战机，进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其次，红二十五军在大小战役中始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袁家沟口伏击战中，红二十五军以第223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高地；第225团的3个营占领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与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以鄂陕第三、四路游击师占领南面高地，担任警戒并断敌退路，加之群众基础好、敌人麻痹松懈，成功“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红军仅伤亡100余人，给杨虎城部以歼灭性打击。再次，红二十五军擅长伏击，经常“对紧随尾追之敌，乘其孤立突出之时，以少数兵力引诱其继续前进，红军主力突然回兵，在预定的地区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此外，红二十五军战斗作风优良，在继承鄂豫皖红军优良传统的同时，于实战中形成了“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服从命令听指挥。进攻时，动作迅速、突然、勇猛，使敌人措手不及，一举而歼灭之；防御时，不畏强敌，不怕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伺机转守为攻；转移时，能吃大苦，耐大劳，克服自然险阻，且战且走，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的特色战斗作风。因此，红二十五军运用佯动、佯攻、围点打援、声东击西等战略战术时，能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这也使红二十五军进攻时突击力强大、防御时抗击力坚韧、转移时行军力坚强、面对艰险时忍耐力惊人，使敌人闻风丧胆，部队拖不垮、打不散。

　　（四）领导层结构与内部凝聚力之比较

　　领导层的团结与否、指挥核心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与命运。两支部队在此层面的差异同样显著。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领导层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和内部矛盾。“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损害了军团的领导。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组成红七军团军政委员会，但领导成员之间缺乏团结，且军团控制权为曾洪易和乐少华把持，领导人之间矛盾重重、军政脱节，军政委方志敏的权威得不到尊重，实际上被架空。北上以来连战连败、处境日蹙之际，曾洪易对革命悲观失望，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变成右倾保守主义，行军沿途不断散播悲观言论。1934年11月1日，红七军团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严肃批评曾洪易的退却逃跑路线，以至曾洪易“很气的独自去了葛源”，被撤职后“由省委分配到[开化县]白沙担任特区[委]书记”，事实上，被闽浙赣苏区人民称为“灾星”的曾洪易已潜逃南京，向国民党办理“自首”手续，成为革命的叛徒。

　　组建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到极严重的“左”倾宗派主义影响。寻淮洲15岁就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21岁即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军团长，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军事指挥能力卓越。但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并时，虽“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进而导致这位杰出的青年将领，在军团内无法充分发挥军事才能。乐少华作为政治委员，在实际指挥中经常与寻淮洲发生分歧，也影响了部队的指挥效能。

　　合编为红十军团后，领导层问题更为突出。方志敏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对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一再提出批评意见，结果均遭抵制；刘畴西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谭家桥战斗中因指挥失误导致战役失利。此战失利后，“信心满满的刘畴西变得优柔寡断”。在怀玉山突围的关键时刻，刘畴西又“顾虑指战员过度疲劳，尽管先头部队相距只有五华里，仍让大部队当晚在大源一带露营休息，”继而致使军团主力被围，贻误了突围战机。

　　红二十五军各级指战员高度团结，高效协作。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组成的领导核心配合默契。程子华由周恩来亲自派遣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重要缔造者，被誉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魂”；徐海东是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在多次关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人在重大决策上能够达成一致，指挥上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领导合力。

　　军政委吴焕先不仅善于开展政治工作，而且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独树镇一役，红二十五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追剿纵队”、第40军步骑兵前堵后追。能否击退敌人进攻并突出重围，不仅是部队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危难时刻，吴政委临阵处置了散播逃跑言论的军供给部部长“金大牙”，随即冲到阵前，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并抽出大刀与敌展开肉搏，稳住濒临崩溃的防线；副军长徐海东率后卫223团及时赶到，命令战士们点燃草垛烘烤枪支，随后率军冲锋，成功打退敌人进攻。此战，红二十五军虽伤亡300余人，但成功击溃数倍于己的敌军，使部队转危为安、继续向伏牛山区挺进。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阶段，省委和军部领导也能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形成统一意志，进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坚决性。

　　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大多来自鄂豫皖苏区红军遗属、劳动人民，“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坚决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这种坚强的党的观念，在全军上下深深扎根。”此外，红二十五军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形成了一套适应战时高压环境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当面临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时，军领导亲自对全军作简短、扼要、生动有力的讲话，政治机关也根据形势任务，积极编发讨论大纲和标语口号，组织部队学习，此类方法虽然形式简单，但“很经常、很及时、很实际，富有战斗力”，使指战员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强斗志与高昂情绪。其次，部队官兵关系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行军中，军领导经常帮战士背枪、背背包、放脚泡、打草鞋，为战士理发；战斗中，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情况危急，哪里就有领导干部”，全军上下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再次，部队纪律严格、赏罚分明。对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军领导大胆提拔，对犯纪律的则要求坚决执行，受处分后表现好的也可官复原职，这既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团结了广大群众，也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内部凝聚力。

　　（五）民众动员与群众工作之比较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民众动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成效有限。部队携带了五百多担物资，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出发时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这些宣传工作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部队作战行军多在白区，且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无法扎根发展，宣传工作难以转化为持续的群众支持和根据地建设。方志敏在狱中反思道，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没有按党的正确路线去充分发动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掩护”。部队每到一地，尚未深入发动群众即需转移，无法建立稳固的群众基础，即使及时将成建制的地方武装编入部队作战，但面对白区人民群众开展的“扩红”工作成效尚微，先遣队“在一无援军、二无巩固根据地做依托的不利情况下，几乎无日不战”。流动的作战方式，使部队始终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困境之中。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群众工作方法，深入开展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与服务群众为核心的群众工作实践。红二十五军在豫陕边转移途中以政治宣传为先导，开展群众工作，紧抓“争取群众”“争取中立”两个关键点，号召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创建鄂豫陕苏区时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与拥军“扩红”紧密结合，有效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据统计，1935年5月后，“柞水人民在五星县委领导下有700多人参加红军”；仅红岩寺区苏维埃政权，就领导人民按照《苏维埃土地法大纲》，“没收68户地主、土豪的土地2750亩，房屋75间，粮食45万公斤，腊肉1000余公斤，肥猪85头，漆油7500公斤，银元7000余块及其它衣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充分体现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群众工作成效显著，为部队西征北上创造条件；在西征北上途中以“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为准则，着力强调不侵犯少数民族利益，以群众工作为基础深化民族工作，成功吸收17名回族群众参加红军。仅就红二十五军江口整编前来看，红二十五军沿途打富济贫，书写标语，宣传党的政策。1935年7月6日，红二十五军途经桑园坝乡，部队宣传“红军是被逼为工农兵谋解放的先锋队。”13日，红军奇袭焦岱镇保安团，“缴获步枪30余支，并捉拿了民愤极大的焦岱畜税局长徐明山、保安团修筑碉堡监工周培益、王景新和奸商‘老婆王’……遂解到长安县子午镇处决。”27日，红二十五军抵达留坝县江口镇，击溃该地民团团长冯禹三的部队，没收冯匪掠夺的财物，在江口街书写“活捉冯禹三、打土豪、分田地”“打白匪，救百姓，天下工农一条心，联合起来好翻身”等标语。随后，“红军在镇江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给穷人分发了没收来的财物；处决了恶霸王天成、文质彬和‘活阎王’欧老七，以及豪绅高德全等‘土霸王’，为穷人出了气，伸了冤。”扎实的群众工作，为红二十五军冲破围堵、立足陕南直至北上陕北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整个长征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四、历史启示

　　（一）战略目标的设定必须立足于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

　　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战略目标脱离了部队的实际能力。中革军委要求一支6000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并“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显然超出红七军团的实际能力。红二十五军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切实可行性。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北上抗日先遣队恰恰缺乏这样的稳固基地，红二十五军则在鄂豫陕边区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部队后续西征北上奠定重要基础。

　　（二）战术必须服从于战略，作战方式必须因时因势而变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势下，未能及时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正规战的作战方式无异于以卵击石。红二十五军则坚持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灵活机动，成功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从反面证明，当红军处于弱小、发展时期，只有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才能求得根据地的开拓、部队的生存发展。

　　（三）领导层的团结是保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础

　　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层内部的宗派主义矛盾和指挥上的分歧，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之间的矛盾，方志敏与刘畴西之间的分歧，都在关键时刻影响了部队的指挥效能。红二十五军领导层的团结一致，为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即使在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部队仍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直至成功抵达陕北。

　　（四）民众支持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

　　北上抗日先遣队始终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红二十五军则通过在长征沿途持续开展群众工作，有效获得民众支持，成功在长征途中“扩红”2300余人。这一对比再次印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正确性。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军队都难以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斗争。

　　五、结语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第二先遣队，同以“北上抗日”为旗帜，同负战略牵制与探路使命，却因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指挥体制的合理性、战术运用的灵活性、领导层的团结性以及民众动员的深入性等方面的差异，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的集中体现。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力量，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最终先期抵达陕北，是在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独立自主精神、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两支部队一成一败的历史经验，不仅对于学界理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决策、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如何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这些从血与火的考验中凝练出来的历史经验，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文/许先跃，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