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与宝贵经验

2026-07-28
作者: 许先跃 来源: 红歌会网

AI摘要
  • 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动纠错→主动觉醒)、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立规→固本)、改革开放时期(重构→鼎新)、新时代(明责→致远)
  • 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替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党自我革命的经典范式
  •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监察法》等制度陆续出台,形成"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战略组合拳
  •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自我革命的坚强政治保障,只有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握自我革命方向
  • 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以人民为中心、刀刃向内是实现长期执政、永葆先进性的关键所在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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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巩固执政地位、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关键所在。纵观党的百年历史,自我革命不仅为中国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更使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觉醒。百年党史本质上是一部百年自我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自我革命经验。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身处时代潮流的前沿,置身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之中,更应汲取百年历史经验的智慧,以更加完全、更加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打造现代化高水平执政党。

  关键词: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经验;历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不动摇、不断从纵深推进自我革命以实现新发展,构成了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史的核心理念。党的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推动党的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持续增强,执政效果日益优化,以解决党内顽瘴痼疾为切入点,不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伟大政治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既是带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的不懈奋斗史,更是党守正创新、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史”。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党情差异,党在各个发展阶段面临的任务各有侧重,根据现代化发展水平、中心任务与主客观形势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从“被动纠错”到“主动觉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自我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革命领导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发展初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较短,党员理论水平参差不齐、信念尚未坚定,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相对片面。这一背景下,党内存在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观点视为不可质疑的错误倾向,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左倾或右倾错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党遭受重创,党的发展陷入低谷;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机会主义观点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肆意蔓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对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P85)摆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如何与错误路线斗争到底、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改造为纯洁、积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

  基于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纠正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P547)扭转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思想上的被动局面;三湾改编明确将支部建在连上,赋予军队纯粹的革命灵魂;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奠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内自我革命思想由此初步形成;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扭转了长征的不利局面,使自我革命在党内生根发芽。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通过对党情国情的准确把握,毛泽东不仅为党的发展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路径,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了系统的理论维度。延安整风运动打破了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桎梏,推动全党从教条主义转向实践导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革命精神,终结了党内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不良风气,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取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党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的经典范式,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建设与方法日趋成熟。历史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因应民主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持续调整自我革命策略,才在艰辛探索后实现了从“被动纠错”到“主动觉醒”的历史性转变。

  (二)从“立规”到“固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对自我革命的整备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党转变为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经济、政治、思想建设等诸多任务接踵而至,党的执政水平与能力亟需提升以适应角色与任务的转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预见到可能面临的挑战:“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3]党内风险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党员干部专业素质不足,难以有效解决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问题,且部分领导干部被腐蚀,出现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等不良行为,“抢功劳”“争待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破坏党内工作环境。这些干部素质层面的客观问题,已然构成损害党的政治威信的隐性风险,更对党的纯洁性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党能否治理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产生质疑,认为“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4]面对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以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交出了完美答卷。1950—1953年,党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查处贪污腐败行为,对刘青山等人的腐败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八大党章推动了自我革命的深化,突出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制度约束防止权力集中导致的官僚主义,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并规范党员义务,在强调群众路线的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警惕脱离群众的风险,将自我革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1957年的整风运动对纯洁党性、推进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其偏离正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固本的核心任务在于巩固自我革命中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内核。1961年,“八字方针”重新强调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思想路线;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党的方针路线重新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民族复兴的使命。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战略布局中,整风整党运动与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防线建设是“立规”的体现,不断开展党内批评、民主监督并及时纠错则是"固本"的实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三)从“重构”到“鼎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对自我革命的系统重组

  1978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全民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从现实出发,反思过往的错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政治勇气,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5](P140)的方针,修正了“文革”中的错误路线,使党和国家建设重返现代化轨道。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5](P96)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关于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文革创伤尚未愈合,“两个凡是”下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未完全清除等紧迫挑战,中国共产党重构并开启了自我革命的新征程。在理念重构方面,党打破了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重塑了从国情出发的现代化政党理念。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诠释党史,消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对改革开放的思想束缚,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知桎梏,明确社会主义不仅包括计划经济,还应发展市场经济。人民群众也逐渐认识到实践优先、实践至上的重要意义。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方面,党于1982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并规定不同级别、职位的退休金标准,有效避免了官僚队伍的固化。1983—1987年的整党运动整顿了党的作风,改变了党内“三不纯”问题,同时推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使党的自我革命与制度反腐实现了战略升级,形成了惩治腐败与坚持改革开放双管齐下的工作格局。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6](P45),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6](P46),为后续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三讲”教育的开展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全国的传播,强化了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本色与历史担当,营造了浓厚的自我革命氛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高度重视党内反腐工作,提出“四个自我”精神与科学发展观,强调反腐要做到“标本兼治,惩防并举”[7]。自我革命这一概念、系统与思想在该时期实现了由“重构”到“鼎新”的重大飞跃,显著增强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使党在应对新风险新挑战时更加灵活自如。

  (四)从“明责”到“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自我革命的不断深化

  步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一方面,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家进入高速发展期;另一方面,新时代党建与反腐败工作任务紧迫,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自我革命迈向新起点、登上新高度。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打开了破解官僚主义的“大剖面”,以不留余地的刚性管理划定权力行使边界,严禁公款吃喝、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党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填补了“退休即落地”“不追则即安全”等制度漏洞,使贪腐分子在铁的纪律面前无处遁形。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制度网络尤为关键。2018年《监察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缩小了权力的笼子,监察对象从多数领导干部扩展为覆盖全体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同时,党完善了巡视巡察制度,突击检查、回头看、专项巡视的组合拳让腐败滋生的土壤日益贫瘠。针对党内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以“打虎”“拍蝇”“猎狐”的战略组合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全面净化,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8],将自我革命思想与精神牢固地扎根于中国大地,铸入每一位党员的灵魂深处。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未来党的自我革命必将是一场跨越百年历史长河、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髓的伟大征程。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这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革命,终将使党超越传统政治组织的生命周期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将成为在这条“致远”赶考路上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团结带领人民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也是党深化自我革命的世纪历程。在这百年实践中,党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积累了具有非凡意义的自我革命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定人民主体地位与崇高理想信念,是党自我革命的思想动力源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因此党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9]百年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自我革命不单是党内自决之事,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监督,这构成了推进自我革命最有效、最稳固的基本实践路径。唯有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妥善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才能蒸蒸日上,稳步发展。

  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定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方能夯实党的自我革命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崩塌,本应廉洁奉公却带头贪图享乐。党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党建进行深入思考,他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0]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步入新时期,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多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的群众基础变化,党更加呼唤纯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11]唯有坚定人民主体地位,解决民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才能在自我革命中把握民心向背,永葆先进纯洁,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动力源泉。

  (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统帅作用,是党自我革命的坚强政治保障

  党在百年历程中所经受的挑战和考验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统帅作用,是党自我革命的坚强政治保障。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与路线,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解决如何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表明只有党领导一切才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12]邓小平也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5](P46)持续有效推进自我革命的首要条件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不仅因为党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统领力量与错误思想和行为斗争到底,在党组织调整、党群关系建设、党员干部流动等过程中都需要党以最高统帅身份发号施令;更因为基层党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党员规模庞大、党员间个体差异明显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党领导人民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党的建设工程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每一个基层组织,才能牢牢把握自我革命的舵盘,在风浪中保持定力和方向。

  (三)坚持从严治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稳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是党推动自我革命的关键战略布局

  “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13]党内领导干部是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中坚力量,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主体,发挥着示范引领的导向作用。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干部视野更为开阔、掌握的资源更为丰富,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腐蚀、最具被腐蚀条件的群体。因此,推进自我革命,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管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如何从严管理干部。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机结合并贯穿于从严治党全过程,构成了防止权力异化的免疫系统,使党的组织机体始终保持旺盛活力。这一机制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不断转化为个体的自我反思行动,通过扬弃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抓住了党内最需要也最必须监督的关键主体,使党能够在复杂形势面前处变不惊,推动实践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深处,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部分领导干部可能会丧失斗志、淡忘初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更急”[14]的严峻现实。我们更应“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15],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党的方向为方向,确保党旗所指,党员干部所向;党的任务所在,党员干部所往,使人民充满希望,国家充满力量,红色江山永不褪色、永不动摇。坚持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党的远大政治理想与崇高历史使命感,只有坚持不懈地从严治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机结合,同时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党的自我革命才能事半功倍,关键战略布局才能稳如泰山。

  (四)坚持赓续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传统,坚决推进反腐倡廉,加强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是党深化自我革命的重要破局之举

  作风和纪律建设是政党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关键环节。党的作风直接体现在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是一种工作态度,直接反映党员是否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独特优势。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法律规定公民行为底线,党纪规定党员行为红线,党员在工作生活中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还须恪守党的纪律,这是加强组织作风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点。纪律严明促进作风优良,优良作风反过来使纪律更加整肃高效,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七个绝不允许”的提出要求党员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效杜绝并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言行无忌、随意妄议的错误行为,显著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同时,“两个维护”与“四个意识”的强调,一方面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党组织系统更加严密有序,另一方面使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更快传达到基层,加速了各项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务传递过程中,确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并能准确选贤任能尤为关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待遇也相应改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16],必须防微杜渐,从小处着手。每一次腐败行为都是从微小的贪占开始显露端倪,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繁华都市的诱惑而迷失自我,不能因职位高升就谋取私利,更不能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政商勾结。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存在浓厚的特权思想,认为党赋予重任后就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开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17],以各种名义为亲友开绿灯、批条子,这种隐性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也毁掉了自身的政治前途,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18],深化自我革命,必须将反腐倡廉与组织纪律建设、作风建设放在首位,在坚持传承吃苦耐劳优良传统的同时,坚决整治各种不正之风,使破局举措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是一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壮阔史诗,中国共产党人百年苦心求索方才揭示治乱兴衰的根本答案:唯有以思想建设永葆政治清醒,以捍卫人民筑牢价值根基,以制度创新构建长效机制,以刀刃向内破解历史周期,方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这场跨越世纪的自我革命,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东方实践,更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精神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永续不灭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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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许先跃,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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