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乾俊：重走长征路，拨开心中雾

　　——纪念红军长剑胜利90周年

　　我第一次接触红军长征是在小学课本里，那时只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简单比喻，其余都不甚了解。2000年前后，随着社会逐渐清朗，红色文化如一股清流涌动，关于长征艰难险阻的故事不断涌现。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长征，时常思考：在那样的敌人围追堵截和险恶自然条件下，红军为何没有被打垮、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渴望通过实地体验与考察，寻找些许答案。

　　退休后的2018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西安星火旅行社推出了“走长征路，圆长征梦”大型红色之旅活动。同年9月，我与妻子一同参加了该社组织的第三次旅行。同行的团友来自五湖四海，既有退休人员、青年群体，也有机关企事业干部职员、私企老板，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夫妇。其中不乏“老团员”：有几位是第二次重走，来自广州的一位女士更是第三次参加，她说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105名红色团友乘坐三辆大巴，从瑞金出发，途经遵义，最终抵达延安，历时26天，穿越9省，行程万里，沿途游览了近60个景点。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用脚步丈量红军足迹；听讲解、看实物，在脑海中遥想当年的壮烈场景，切身体会到长征的千难万险与红军的英勇顽强。尤为幸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退役的王立华大校与深圳大学曹征路教授全程随团，他们以车厢为课堂、以景点为讲台，一路为我们讲解长征故事、诠释精神内涵，让大家获益匪浅。也正是通过这次旅程，我终于对红军长征的背景、过程和伟大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下面我就谈谈此行的一些情况。

　　一、长征的背景

　　瑞金位于江西省南部，东与福建相邻，1929年“朱毛”红军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当年这块红色区域涉及三省44个县，面积5.4万平方公里（亦说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3万，是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1931年后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陆续到达而成为中央苏区。

　　1933年4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全国各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重点投入了50万兵力直指中央苏区。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分兵出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让装备简陋的红军遭受了大量伤亡；之后又在防御中实行保守主义，分兵把守、节节抵御，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一年多的顽强奋战，红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却始终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中央苏区已经难以支撑长期的反“围剿”作战。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全国其他各苏区反围剿的战况大抵如此，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长征的最初背景与起因。

　　二、长征概要

　　第五次反围剿前，全国共有十几个苏区，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中央红军开始转移后共有四支红军队伍陆续从苏区转移出来。它们是：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由博古等三人团领导，于1934年10月16日开始，至1935年10月19日结束长征，历时368天，从江西瑞金出发，最终抵达陕西吴起镇。这是出发最早、行程最长、最为惊险的一路，长征中诸多经典故事基本都发生在这条路线上。出发时部队共8.6万人（此前中央红军最多达10万人，陈毅、项英率1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其中包括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及断后部队），到达陕北时仅剩不足7000人。长征前因博古担心毛泽东正确路线干扰，毛主席也险些被留下。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行程2万里，牺牲约4000人。其中任弼时、萧克、王震所率部队，正是此前红一方面军出发时的先遣部队。

　　红四方面军：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5年3月从四川苏区出发，后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出发时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会师后部队整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提出和坚持南下分裂主张，率部南下经历苦战损失惨重，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甘南，同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长征，此时红四方面军剩余约3万余人。

　　红二十五军：是四支长征部队中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隶属于红四方面军，1934年11月从河南鄂豫皖苏区出发，平均年龄15至16岁。出发时两千九百余人，1935年9月抵达陕北，部队不仅没有减员，还增长到三千四百余人（此前还有粟裕率领的先遣队与红十军合并，但部队最终覆灭，仅粟裕带领500人突围），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下面重点阐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概况。

　　红一方面军长征是由江西瑞金出发，经十一省到达陕北延安，整条线路像个C字形，根据不同特点可分七段。

　　于都至湘江段：生与死的搏斗，突破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借道线。苏区各地红军在于都集结渡过于都河后便是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辖区。陈济棠系国民党左派，一直与蒋介石三心二意，早年同情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活动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是互不侵扰，这与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分不开。红军长征出发前曾与其进行了秘密协商，请求让道20里，陈济堂基本同意，约定相应时间让道。但由于红军出发前拖延超出预约时间，加上搬家式的行军误时不少，最后还是发生了交火，也是迎送式战斗，红军伤亡不大。

　　第二道：堡垒线。设在湖南宜章沙洲村一带，蒋军修造碉堡对红军围剿，由于修堡需要时间、物资等，防线大部没完成就被红军突破，此封锁线形同虚设。

　　第三道：围堵线。刚醒来的蒋介石此时才发现红军要离开苏区西进，就调动大量部队在湖南郴州境内围追堵截并逐渐形成对红军四周包围，红军突破此合围防线仍不能摆脱危险境地。

　　此封锁线内发生了半床棉被（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在1934年11月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未留姓名的3 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后来老人朴素地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沙洲村村长也是徐解秀老人的孙子说：全国解放后老人四处打听女红军下落，特别是年岁大了天天盼望与她们见一面，想听听她们吃过多少苦，遭受多少罪的事情。初次听到这动容的故事令人泪目。

　　第四道：人天线。湘江，既是天然屏障，也是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人为封锁线。西进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分四路强渡，经过七天七夜战斗付出巨大牺牲惨胜过江。我们参观的界首码头，正是中央领导人当年的渡江之处。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红军陷入前有江河阻隔、后有追兵紧逼、头顶敌机轰炸的被动绝境。而博物馆里陈列的简陋渡江工具，特别是借老百姓的“编号门板”更让人浮想联篇，惊叹红军在凶险时刻不忘有借有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此战之后，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湘江被鲜血染红久久无法干净，看着污浊的江水当地人编有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残酷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也为不久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其实，湘江战役之前，毛主席根据蒋介石已经凭借湘江天险布好严密防线，曾建议红军不过湘江，而是转向沿潇水北上到零陵。零陵地区广阔，便于红军施展，视情向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或向东重回江西根据地。我想毛主席的这一做法就是避实就虚、出奇不意、保存实力。如果当时的“三人团”采纳此议，至少可以减少巨大伤亡，也许长征路上要新增类似“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离开湘江战役遗址后，我们沿着红军西进的路线继续前行。

　　湘江至遵义：西与北的选择，三次会议奠定遵义会议基础。

　　长征开始时，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决定红军去四川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的惨胜，红军到底怎么走，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就担忧红军命运。认为再这样下去红军凶多吉少，失败无疑。因此，他们商定找周恩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周认为有必要。当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时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会上毛、王、张与李、博、周争论：红军不能这样下去了，更不能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等提出红军应向兵力薄弱的西边——贵州方向走。这个观点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赞同，史称“通道转兵”。但是在红军由通道向西走的过程中李德不停地以共产国际身份坚持向北反对。当红军到达广西黎平县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再次否决了李德主张，而且周恩来与李德也发生了方向上的争执，向李拍了桌子，争取了周恩来的转变。部队抵达贵州瓮安猴场时第三次开会，取消了“三人团”最高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基础，也可以说遵义会议是这三次会议斗争的结果。

　　猴场会议后红军抵达乌江天险屏障，乌江大致呈东西走向，河面宽窄不均，水深流急，两岸高山耸立，对岸又有敌军严密把守。在既无船只、又缺乏有利天气条件的情况下，想要渡江难如登天。

　　渡江分三处，我们参观的江界河渡口最惊险激烈，渡江那天毛振华等五人借着夜色掩护泅渡拉绳暴露，引起守敌封锁江面，便潜伏对岸石崖下，待第二天晚上主力乘60只竹筏强攻时趁乱跃起突袭守军侧翼，渡口守敌在正侧夹击下逃窜，红军迅速控制渡口。大部队在工兵搭建的浮桥上顺利过江，将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东，为红军进占遵义赢得了宝贵时间。

　　遵义至会理：曲与直之争，四渡赤水的突围智慧。

　　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重点围绕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展开讨论，并解决了组织层面的关键问题，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地位。会上曾有人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负责人，他却婉拒了这一建议，转而推荐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自己则甘当助手。张闻天作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物，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更为合适。

　　贵州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红军面临粮草短缺、扩红困难的局面，道义会上遂计划北渡长江，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则全力阻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四渡赤水”在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原则下应运而生，使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四面夹击、围追堵截，党史专家称之为神来之笔，此言不虚。

　　站在流水湍急的赤水河边，望着两岸崇山峻岭，我试图复原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遥想当年这一神来之笔的起因、构思与成功实施，愈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有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是何等幸运。

　　四渡赤水后红军北上需要渡过第二道天险--金沙江。

　　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险要河段，江面宽阔、两岸尽是悬崖峭壁。当时国民党当局不仅收缴并破坏了民间船只，还依托渡口构筑工事、严密封锁江面，妄图凭借天险围歼红军。

　　毛主席再次凭借军事天才巧妙分兵，向不同方向佯动，诱使敌军主力偏离防御位置。趁敌军渡口兵力空虚之际，先遣队智取船只，后续部队连夜乘船渡河，未遇大规模抵抗便控制了对岸渡口，最终全军迅速过江。至此，中央红军彻底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意图，成为长征途中一场极具战略意义的胜利。

　　会理至懋功：人与天的较量，攻克多处天险。

　　主要天险为大渡河与雪山。

　　大渡河一役中，红军抵达贵州安顺场时，若无法成功渡河，恐将重蹈石达开兵败覆灭的覆辙。面对天险，红军一刻不停地展开侦察与调研，迅速决策兵分两路：一路由18名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另一路则沿大渡河左岸强行军，两路行动路线不同却同步推进。安顺场强渡虽获成功，但因水流湍急、船筏不足，三万余人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全部过江，直至22名勇士奋勇夺取泸定桥，大部队才得以全数过江。当时若泸定桥未能攻克，红军或将被迫分兵开展游击，形势也将陷入复杂局面。

　　我伫立安顺场的大渡河边，只见河流在此拐了个大弯：对岸高山巍峨耸立，山脚下则是宽阔的巨砾河滩。大渡河汛期时水面宽达数百米，而我们到访时恰逢枯水期，虽河面收窄至几十米，水流却异常湍急，白浪翻滚间涛声震耳。这般汹涌的水势，人畜不能立足，更遑论徒步横渡，即使有足够的舟辑建浮桥也极难成功，确是一道令人不寒而栗的天险屏障。

　　雪山：红军共翻越五座雪山，皆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绝境。雪山海拔约5000米，当年雪线低至4000米，大雪封山时连牦牛都难以通行。许多红军将士仅着单衣，衣内塞稻草御寒；夜晚能裹着稻草入眠已属难得，不少掉队者冻毙途中。刘伯承的军需处长便是其中之一。

　　1935年6月12日下午，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翻越夹金山，当时部队顶着飞雪前进，前方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速度：原来是有一位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已经被冻死了。刘伯承见状大声向身边人员发令“把军需处长找来”，接着怒斥军需处长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和稻草，旁人却低声说：“别说了，这就是军需处长。”我认为，在这支铁打的红军队伍中，一定有许多这样先人后己、甘于奉献的“军需处长”。

　　我们体验的雪山为夹金山。夹金山又名"甲金山"，意为很高很陡的意思。该山位于小金县东南，属邛崃山脉，横亘于小金县达维乡与雅安地区宝兴县之间。这里地势陡险，山岭连绵，重峦叠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能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就是对此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游客亲身体验登山，仅200米左右的爬山高度，却耗时两个多小时。当时天气仅有漂移的大雾、我们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久便已上气不接下气、双腿发软，相互牵手扶棍、走二步歇三步，疲惫不堪，才勉强爬到山腰公路边。由此可见，当年红军在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恶劣条件下，翻越夹金山的难度之大。

　　这一阶段也是我党民族政策执行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饮血结盟”的故事便是生动例证：连绵雪山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1935年农历四月，红军途经冕宁彝族地区时，先头部队曾被彝族群众围住并缴械。面对这一情况，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未放一枪，坚持打不还手、缴枪不抗拒，通过翻译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长期遭受异族欺压的彝民终于被红军的诚意感化，随后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杀鸡饮血、结为盟友，并协助彝族群众组建“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还赠送了枪支和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这一举措不仅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后来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懋功至俄界：北与南的斗争，张国焘恃强要权、制造分裂。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中央红军兵力不足三万人，而四方面军号称八万余人，装备精良、兵强马壮。为推进红军整编与行动方向规划，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凭借兵力优势索要权力，对自己此前举手赞成的中央决策阳奉阴违，在红军行动方向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中央随即与张国焘展开坚决斗争：毛泽东等同志指出，若南下进入康藏地区，该区域贫穷落后、人烟稀少，且气候恶劣、地形复杂，不利于革命发展；而北进陕西则条件相对有利。最终，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另立中央，险些引发内部冲突、祸起萧墙。毛泽东同志曾表示，这段历史是长征中最黑暗的时期。

　　俄界至吴起：行与定的节点，虽无大的战斗但减员仍较多。

　　红军一路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茫茫草地终年积水，淤泥、沼气、瘴气遍布，暗藏深不见底的泥坑，放眼望去尽是荒凉，毫无食物，泥坑凶险异常，人马一旦踩入便无法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旁人往往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施救。红军过草地前仅能带1至2天的干粮，粮尽后便以野菜、煮皮带、捡拾马粪中未消化的青稞粒充饥，最后甚至杀马果腹。草地白天高温奇热、沼泽水有毒，需煮沸沉淀方可饮用；夜晚寒冷难耐，保留火种成了头等大事，战士们除携带武器、干粮和水外，还得背上干柴以维持火种。红军指战员在饥饿、寒冷、高温、干喝、疾病等多重侵袭下于泥沼中艰难前行约一个星期，一万多红军将士长眠于此。我们参观的若尔盖班佑草地，如今已是绿草茵茵、蓝天白云、气候宜人的景象，一派宁静祥和，根本看不出当年沼泽遍布、泥坑深陷、寒冷刺骨等严酷景象。时光的变迁与自然的修复，早已抹去了昔日那吞噬生命的泥潭与无边的荒凉，只留下这片生机盎然的草原，让人难以想象它曾见证过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征程。

　　过了草地，疲惫不堪的红军随即面临腊子口天险的生死考验。腊子口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两侧山崖如刀劈斧削般直插云霄。十几公里的峡谷中仅有一条狭窄小路，入口处敌堡严密把守，红军的每一步都关乎生死。

　　腊子口攻坚战异常激烈，正面进攻受阻后，红军选派突击队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从侧面陡峭山壁攀岩而上，绕至敌军后侧发动突袭。守军腹背受敌，迅速溃败。这一战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堵计划，为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了关键的前进通道。

　　红军此段过草地、克关隘，最终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成功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结束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的漫长征途，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也为新局面的开启奠定了根基。

　　吴起至延安：北与西的抉择，延安成为抗日斗争的核心。

　　正当红军行军方向尚未明确之际，部队在哈达铺意外发现一张国民党报纸，得知陕北地区已有红军开辟的根据地，遂决定将落脚点定在陕西，最终选择了延安。延安地处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与此前考虑发展的四川、青海、宁夏等山区不同，这里物产相对丰饶，更有利于红军扎根发展、开展对国民党的斗争和实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目标。

　　长征是红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和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的顽强斗争。在天险、饥饿、寒冷、无补给无援助的境况下，红军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赢得胜利，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彻底失败，党内的错误路线也得到了纠正。

　　三、心中的答案

　　历经26天的实地走访与见闻，回望当年中央红军所面对的强敌——蒋介石中央军、湖南何键部、广西李宗仁与白崇禧部、贵州王家烈部、云南龙云部、四川刘湘与刘文辉部，以及东北军共计七个强劲对手。在突破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攻克包座、直罗镇的九场生死相关战役战斗，跨越渺无人烟、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后，这支队伍在没有后方作战情况下最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长征的胜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下几点尤为关键。

　　（一）、理想信念是制胜的核心元素

　　理想是个人或组织所追寻的崇高目标与未来蓝图，它指引着奋斗的方向；而信念则是支撑理想得以实现的坚定意志体现与不竭的力量源泉。红军全体指战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有着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具体任务与目标，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始终凝聚在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之中：他们坚信革命的道路尽管充满荆棘与曲折，但前途终将一片光明，愿意以“牺牲我一个，幸福多数人”的崇高献身精神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并坚定不移地认定，中国革命必将克服万难，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长征途中，强敌环伺、围追堵截，自然环境更是险恶异常，但这些在红军战士眼中，不过是这条曲折而光荣的道路上必经的考验与磨砺。当一个人、一支队伍拥有了如此坚定而远大的理想，以及如此顽强而不屈的信念时，他们便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超越任何物质条件限制的精神伟力，从而能够克服世间看似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创造出任何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正是长征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在因素，它证明了精神力量在历史转折关头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二）、毛主席的伟大作用

　　长征期间，红军面临强敌围追堵截、自然环境险恶、长时间强行军和进攻、突围、阻击战斗，生死考验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以上。仅靠理想信念尚不足以支撑前行，更需要英明的领导人在困境中为队伍树立信心、指明方向、激发斗志。自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导中国革命后，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红军一度陷入灭顶危机。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通过四渡赤水、再克乌江、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精妙部署，成功帮助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此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一路向北，战胜天险、天灾与人祸，最终胜利抵达延安。

　　毛主席在长征中至少有五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第一次湘江战役后，毛主席联络张闻天、王稼祥一起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纠正了“三人团”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进入蒋介石杀伤力极强的口袋阵。

　　第二次是“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若非此次精妙指挥，三万余人的红军队伍恐怕在近四十万敌军围堵下就要止步于贵州遵义地区了。

　　第三次苟坝会议上，只有毛主席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在被撤职后，他仍连夜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前去说服周恩来放弃原定作战计划。事后的情报证实，毛主席的判断完全正确，若不是他坚持己见，红军便会踏入凶多吉少的绝境。

　　第四次，抢夺大渡河泸定桥的英明决策，红军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并进，最终成功夺桥，避免了红军重蹈晚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将领石达开的悲惨结局。

　　第五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若不是毛主席当机立断带领红一方面军迅速脱离张国焘，长征中的红军就会陷入兄弟阋墙、结局难料的危险之地。

　　这充分证明，毛主席的领导是长征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然而，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张闻天的秘书提出“长征中不是毛泽东救了党，而是张闻天救了党、救了红军”，理由是从遵义会议到1943年，张闻天一直担任总负责人，受其影响一段时期持此观点的不只是个别人。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的历史背景和个人能力。张闻天之所以能担任总负责人更多是政治上的需要；另外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约40万大军围剿仅有3万余人的红军，在四面围堵的严峻局势下，张闻天不具备军事指挥才能，他的专长在于文学、哲学与翻译领域，红军的战略走向仍需依靠军事领导的决策，即以毛主席为主心骨的三人团指挥。退一迈步讲，如果任总负责就能救党救军，那么博古担任总负责人那么多年，为什么全国的根据地（苏区）越打越少，直至都要进行“战略转移”呢？苟坝会议上，张闻天原本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为此做出决议，取消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获得的所有职务；在其他关乎党和红军命运的重要时刻，又怎么看不见张闻天的关键作为呢？如果张闻天真的有救党救军的突出贡献，为什么他在卸任总负责人后就淡出了领导核心，也没有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呢？由此可见，“张闻天救了党和红军”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也有人认为，长征的胜利得益于林彪、彭德怀的军事才能以及情报支持。但那些淡化毛主席的公知们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同样拥有同一来源的准确的核心情报，为何战局却截然不同？这恰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独特之处：同样的情报、同样的将帅，在不同指挥者的领导下，却产生了胜败两种结果。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两度迂回，面对国军的强力封堵，时而南下、时而声东击西，甚至直逼贵阳，最终悄然北渡长江。期间，林彪曾公开致信中央，反对红军走“弓背路”，对四渡赤水的战略和实操不理解甚至不满。由此可见，仅懂战术而缺乏战略眼光的军事将才，虽然功不可没但终究无法与挽救红军的伟大功绩相提并论。

　　这些奇谈怪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缺乏常识且极不负责任的肆意表现。

　　（三）、人人清楚为谁而战

　　红军指战员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旧世界的剥削与压迫，生活困苦，穷则思变，对改变命运有着最直接最朴素的渴望。当这支队伍行进在中华大地上，他们所到之处，不仅以雷霆之势打击土豪劣绅，更将土地公平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建立起一个个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型政权。这些政权让长期受欺压的穷苦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尊严，能够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红军战士们内心深处的阶级觉悟被彻底点燃，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枪杆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而战，是为了砸碎旧世界的锁链、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而战。这种“为谁而战”的根本性问题一旦得到明确解答，便转化为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战士们深知，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乃至每一次可能的牺牲，都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更是为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解放全体被压迫者。正是这种崇高的使命感和明确的价值归属，使得在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围追堵截，面对雪山草地的极端自然险阻时，红军队伍中涌现出无数争先恐后、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人人心中都燃烧着一团为理想而战的火焰，这团火焰驱散了恐惧，凝聚了力量，铸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因此，指战员们拥有如此清晰而坚定的战斗目标与政治觉悟，无疑是长征能够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

　　（四）、制度纪律不可忽视

　　红军之所以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其根本保障在于党组织所发挥的坚强核心作用与军队内部严格执行的严明纪律。早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实现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军队从最高指挥机构到最基层的作战单位，都系统地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开创性举措，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直接传达到每一名战士，使党组织成为凝聚军心、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堡垒。与此同时，红军内部还创造性地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保障了官兵在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有效实行了军事民主，使得上下级之间能够充分沟通、步调高度统一。在行军作战中，党员干部始终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像“军需延长”那样先人后已地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引领全军；战友之间则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形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正是这种由严密组织、严明纪律和深厚情谊共同构筑的独特氛围，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与崇高的使命感，从而将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集体战斗力。因此，制度与纪律所铸就的坚强组织保障，同样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五）、军民鱼水关系是重要基石。

　　“鱼儿离不开水”的道理虽广为人知，但红军不仅深谙此道，更以始终如一的政策与具体行动，将这一理念从认知层面彻底贯彻到实践层面。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以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身，真正做到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视为不可动摇的主要任务。他们积极组织农会、建立地方政府，带领穷苦大众与地主土豪展开坚决斗争，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举措，千方百计帮助最基层的百姓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益。在红军指战员心中，百姓从来不是需要被管治的对象，而是依靠的对像和血脉相连的亲人，因此他们事事为群众着想，处处以人民利益为先。那“半条被子”的故事，诉说的是红军战士在未来行军作战严寒中宁可自己受冻，也要将御寒之物分给百姓的深情厚谊；那“饮血结盟”的传奇，则见证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以生命相托、生死与共的坚定誓言；那“编号门板”传递着当时为了克服艰难险阻军为民、民助军的海量信息。这些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正是这种超越寻常、融入血脉的鱼水深情最生动、最具体的缩影。也正因红军用真心换真心，用牺牲护安宁，他们才赢得了广大百姓发自内心的衷心拥戴与不计代价的坚定支持，送夫送子当兵、献粮献牛充饥以补充红军战力，这种支持成为了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我十分清楚，长征之所以能取伟大成功，远不止这些原因，但这些概括极不充分的缘由，却拨开了我心中多年的迷雾，使我认识到一个人或组织只要有了信仰和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长征，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战略转移，离我们今天已有九十周年了。长征的胜利，不仅是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不仅是战胜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是纠正了党内左倾的错误路线，更是近代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幸福生活，更没有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际地位。

　　长征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典范，长征是攻坚克难、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里程碑，长征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且不可复制的强大智慧体现，长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在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伟大国家继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参考资料：王立华大校瑞金演讲

　　撰于2026年6月

　　【文/向乾俊，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