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

　　提起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华文明外，全部走向灭亡。

　　世界历史上，还有很多没有消失的文明，也在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下面分析一下根本原因。

　　第一点：随着政权的稳固和长期的发展，“文明”的政权内部只有奴性，而没有了血性；失去血性的民族逐步被周边没有失去血性的民族（文明政权认为的蛮族）取代，周而复始，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新文明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有血性一群人建立的，这个文明是有战斗力的文明，对周边的“蛮族”几乎是碾压式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政权”和“蛮族政权”进入相持阶段。

　　再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族政权”对“文明政权”进入碾压式的灭国运动。

　　“文明政权”走向灭亡。

　　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和现存的欧亚文明都在遵循这个规律。

　　不信，我们看看四大文明古国，哪一个没有被周边的“蛮族”灭国？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中原的夏朝文明被“蛮族商朝”灭国；中原的商朝文明被“蛮族西岐”灭国；中原文明的西周被“蛮族犬戎”灭国；中原文明的东周被“南方蛮族楚国”和“西方蛮族秦国”、“东方的齐国”欺负；中原文明最发达的魏国（战国人才的摇篮）被“西方蛮族秦国”灭国；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走向强盛，对北方的蛮族是碾压式的存在，直至到三国西晋时期，中原文明长时间处于强势的存在，“北方的蛮族”几乎不敢饮马黄河（河套地区），但是这个长时间的强盛后，由于“士族势力”长期霸占政权，奴性被进一步扩大，导致出现了中华民族最悲壮的时刻—五胡乱华，出现了“衣冠南渡”，中原政权最终也被拥有“蛮族血统”的隋唐取代；隋唐宋政权以后，特别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彻底让中原民族失去血性，导致了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西方的党项族对中原的虎视眈眈，最终灭国于蒙古族；随着蒙古族的残酷剥削，奴性人的比例逐渐缩小，还保留中华血性的古楚国的亳州朱元璋建立了明朝；随着政权的稳固，血性再次丧失，最终被女真族灭国，流传着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我们可以想一想，此时女真族的血性是不是远远超过中原的汉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勇猛有血性的女真族（满族）的八旗兵变成提笼架鸟的毫无血性的满族“绵羊”，血性逐渐丧失。因此，被太平天国打残，被八国联军侵略，被日本侵略。特别是八国联军时期，慈禧太后领着大臣的跑路，看看此时的满清贵族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因此，中华民族在失去血性——被“蛮族”恢复血性——再失去血性——再被“蛮族”恢复血性的周期律中，曲折前行。

　　因此，才有流传至今的古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不如中原的物产丰富，生活条件相对中原来说，比较艰苦，难以形成“腐朽生活的文明”，所以才能保留较强的血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才有项羽灭秦，朱元璋灭元，中国革命在井冈山诞生。

　　其次，我们看看欧洲。罗马文明不也是被“蛮族”日耳曼人灭国吗？欧洲也不是被上帝之鞭横扫吗？

　　我们看看印度。被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占领，形成一层又一层的种姓制度，特别是土著居民是最底层。英国占领印度后，成为了最高统治者。那些曾经有血性的侵略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了小绵羊，不行，我们看看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印度军官和士兵的表现。看看哪一个还有视死如归的血性男儿？

　　我们最后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建立者。哪一个不是曾经有血性的群体，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奴性逐渐取代了血性，最终走向灭亡。

　　随着正确的稳固，统治者认为有血性的人不好管理，而有奴性的人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因此在朝堂上重用奴性的人，排斥，甚至杀掉没有一点奴性的人。我们看看，从中国到世界的历史上，哪个统治者喜欢有血性的人？哪个统治阶层喜欢有血性的人？

　　几乎百分之百的喜欢奴才，喜欢顺从的人。

　　提拔重用有奴性的人，排斥或杀掉有血性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奴性的人生存环境、生育环境非常好，奴性人口爆发性增长，反观血性的人，太血性的杀掉，一般血性的不用，逐步失去生存空间，失去生育能力，这个文明最终几乎全部是奴性人的空间。

　　因此，有血性的人杀掉或者逼迫在社会最底层，有血性人的后代越来越少，随着民族没有了血性，这个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而周边落后的文明，没有过多物质的积累和稳固的政权，全靠拳头硬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活，奴性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保留了人的血性。

　　因此，新生文明的刚建立的时候，对周边的“蛮族”几乎是碾压式推平；随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政权”在重用奴才的政策下，逐步全盘奴化。

　　最典型的例子：满清，对上级一般都是说，奴才在。

　　有句话这样说：对于昏君，直接高喊“皇上英明，皇上万岁”，就可以保证仕途光明；而那些敢对昏君，提出异议的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杀头，最终朝堂上，只有一种声音，皇上英明。

　　世界历史上几乎完全遵循这个规律，这也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政治上的表现。

　　在印度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在欧洲文明上，全部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想一想，哪个国家的奴才，在大难来临的时候，敢于为国家、为民族献身？

　　屈下的膝盖，根本硬不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衣冠南渡，一个字，就是“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欧洲贵族，也是如此。面对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跑或投降；面对蒙古民族，也是跑或投降。

　　而那些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是与国土共存亡。

　　第二点：变态的生活方式，逐步取代正常的生活方式，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灭亡。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都是物质贫乏的时候，根本没有物质积累，吃不饱，穿不暖。

　　随着政权稳固，物质积累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些达官贵人怎样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呢？

　　那就是变态的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崇与王恺斗富，我们对这个故事不再阐述。

　　还有在西藏历史上，那些变态的贵族，为了显示的自己身份和地位，残忍杀害无辜少女，制作法器。

　　历史上，还有贵族喜欢特制瓷器和红木家具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时至今日，也是如此。譬如限量版的表、车、服饰等。凸显自己身份的高贵。

　　反观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多么贫穷。就连汉高祖刘邦还凑不齐一色的马驾车。

　　我们想一想，朱元璋的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不是也要希望儿子们能保持俭朴的作风，懂得生活的艰辛。

　　看看明朝即将灭亡的时候，那些王子王孙和权贵们的生活奢侈到什么地步？与广大劳动人民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在看看今日的“某些成功人士”，带限量版的名表、开限量版的名车、喝年份版的高档名酒、乐限量版的会所。

　　在基层，我们过去没有人吃的的动物的生殖器官，作为美食享用。这些的部位的营养价值难道比肉的高？因为这些部位较少，能吃得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难道这不是变态的心理在作怪吗？

　　这是人的本性所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信，我们看看，被标榜的“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也出现了萝莉岛事件。

　　人性，不分国界。

　　我读到的世界历史较少，没有引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为例证。

　　我想，世界各国也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第三点：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由近及远，最终完全脱离基层人民群众，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

　　我们中国共产党深知，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新华社：党来自人民，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2016年12月7日）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帝及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是由近及远，最终完全脱离群众，乃至西晋出现了“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每个新王朝建立的时候，最高统治者有的来自于人民群众，有的来自于底层官员，官员也有来自人民群众，也有来自于底层官员，就是深知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知道人民群众被逼无奈，最终会揭竿而起，推翻政权。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人民群众比较有利。

　　第二代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官员，当初也随着开国皇帝和开国将帅与人民群众有近距离的接触，也知道人民群众的不宜，根本不愿、也不敢制定对人民群众残酷压榨的政策。

　　伴随着政权的稳固，那些最高统治者和他官员们生活在蜜罐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体会不到群众艰辛。他们往往听到的和看到的是京城的繁华，是奢靡的生活，在朝会上听到的有利于统治阶层的说辞。同时，也认为底层人民群众的知识少，逆来顺受，从不反馈，所以制定的政策对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不利。

　　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伴随着王朝的延续，距离越来越远，心灵的距离更远，制定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人民群众，更有利于统治阶层。

　　最终，出现“何不食肉糜”的典型事例。

　　谈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让知识青年下乡，与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体现他们的不宜，待以后制定政策的时候，会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再脱离人民群众。

　　此刻，我们也能理解让扶贫工作队吃住在村，与人民群众一同生活，近距离、长时间接触、了解人民的群众的真实生活。以后提拔重用这些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的时候，制定的政策不会特别对人民群众不利，不至于完全脱离人民群众，不至于给党的执政带来危险。

　　第四点：正确的观点被排挤，错误观点占据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以及当下，始终存在着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正确观点往往是被少数人掌握，错误观点被绝大多数人认同，因此正确观点大多数时间被排挤，错误观点在绝大多数占据统治地位。

　　有史以来，中国先秦文化中，出现的鬼谷子以及那些改革家，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在欧洲，智商较高的犹太族，也出现了马克思，诞生了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中国，最好的例证，就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革命会成功吗？即使成功，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在先秦文化中，鬼谷子以及改革派人物都看透了历史发展规律，本想破解发展的周期律，结果不被世上绝大多数人理解，除鬼谷子没有走向政坛，实现寿终正寝外，而那些走向政坛的改革家，哪一个得到了善终。

　　但是，这些改革家的目的是什么？是破解历史周期律，实现富国强兵，不被灭国，保留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部分特权，至少不会丧失生命权。

　　但是，只要是改革，就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现有利用，就会被他们围攻，其结果是改革家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我们反观那些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结果会有好下场吗？结果也是被历史的巨轮碾压得粉碎，即灭国之后，丧失全部财富。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个观点。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拼命阻止改革？因为改革削弱了他们的利益。站在人性自私立场，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拼命保护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根本看不到长久利用。

　　如同某些贪吃的害虫一样，不会与寄主共生存，而是拼命压榨寄主；如果癌细胞一样，疯狂增长，最终杀掉寄主，自身也走向死亡。他们认为，利益最大化，才是保证生存的根本，根本不考虑寄主，受不受得了。

　　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袖手旁观？广大人民群众认为，谁当皇帝，当谁的民，无论当谁的民都一样，看不到改革给自己带来改善生存条件。

　　并且认为“没有张屠夫，还吃带毛猪”，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切改革与自己无关。

　　同时，也终日忙于劳作，根本无暇关注政治，往往是随波逐流。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站队改革派，结果就是被贵族（既得利益集团）迫害，得罪贵族，马上就会遭受打击。

　　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没有组织，历史上的改革派，也不知道依靠人民群众。

　　因此，在贵族（既得利益集团）团结一致阻止改革的情况下，改革往往失败而告终，并且改革家被杀头。

　　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没有改革的诸侯国，被成功改革的诸侯国灭国，贵族的特权消失，最终只剩下改革成功的强秦。

　　秦国统一六国后，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国内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酿成农民起义。

　　虽然成功阻止了“改革”，但是换来了彻底的“革命”，把（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全部打烂，实现了“均贫富”，建立了新政权，

　　这就是“历史周期律”。里面，有人性的因素（自私、追求利益最大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包括了认知的因素（大多数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根本不会考虑长久的利益，和均衡发展）。

　　在随后的中国历史中，王莽改制失败，王安石变法失败、戊戌变法失败。

　　这些改革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始终不缺少正确观点，但是正确观点，难以撼动坚固的历史发展规律，否则就不会出现，被外族侵略的历史。

　　不少人认为，王莽是穿越者。土地政策：将天下田改为"王田"，禁止买卖抵押，按人口重新分配，类似土改。计划经济：在六城设五均司市使调控物价，盐铁酒铸钱国家专卖。禁止奴隶买卖：在当时奴隶制仍普遍存在的背景下提出断绝买卖。科技超前：出土的青铜游标卡尺被认为比西方早约1700年。个人品行：出身世家却生活俭朴，分俸济贫，当时被誉为道德标兵。

　　我们想一想，历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我们在往后，看看张居正的“一鞭法”，还有雍正帝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等改革措施。但是雍正帝，被历史写成“抄家皇帝”。

　　马克思研究透了历史发展规律，想破解犹太民族四千年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结果被绝大多数人犹太人不理解，认为是异端邪说。

　　马克思为了让犹太民族在欧洲和平生存下去，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遭到了绝大多数犹太人的不理解，特别富有的犹太人。

　　我们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争辩历史的对错，是在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避免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在中国的历史上，贾谊写的《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历史往往重复同样的故事，时至今日，现实生活中，那些上贵族学校、住贵族小区、穿名牌、开豪车、出入私人会所，这些人没有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过，根本不知道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他们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进入政府后，会体谅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吗？他们制定的政策会对劳动人民有利吗？

　　结束语：站在全球的宽度，站在五千年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考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心理和信仰的纵深，结合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去思考、去探索、去总结、去制定适合人类发展治国理念、治国思想、社会制度，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

　　本人简介：出生于1973年6月，小学初中高中时代，酷爱数理化，1992年（高三），出于对科学的探索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转而对政治的探索和研究。

　　【文/王宪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