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新：老歌新唱【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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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新| 被遗忘的旋律：从李劫夫《忘不了》到野场石沟村的血色记忆
1943年5月7日，河北完县野场石沟村的天空被硝烟染黑。日寇的“大扫荡”如蝗虫过境，将这个平静的山村变成了人间炼狱。当刺刀与烈火吞噬无辜生命时，远在晋察冀边区的作曲家李劫夫或许正在油灯下谱写抗战歌曲《忘不了》。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历史片段，却在民族记忆的深处形成了奇特的共振——一个用音符铭刻苦难，一个用鲜血书写历史。
李劫夫的《忘不了》创作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这位后来谱写出《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作曲家，当时正以音乐为武器参与民族救亡。歌曲中“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侵略罪行的控诉，也是对民族记忆的坚守。这种艺术表达与野场石沟村惨案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当村民的血渗入黄土时，艺术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历史作证。
野场石沟村大屠杀是华北抗战史上触目惊心的一页。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在此实施“三光政策”，118名村民遇难，其中多为妇孺老弱。幸存者王二小回忆：“鬼子把人们赶到打麦场上，机枪就响了。”这种集体屠杀模式在华北地区并非孤例，它暴露了日军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残暴本质。历史学者张宏志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中指出，1943年春季扫荡中，仅完县就有23个村庄遭受类似命运。
音乐与屠杀的并置揭示了记忆建构的复杂性。《忘不了》通过旋律的重复强化记忆，而大屠杀则通过肉体的毁灭制造遗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言：“记忆是一种责任。”李劫夫的音乐实践正是这种责任的体现——他用艺术抵抗暴政制造的集体失忆。相比之下，日军在石沟村的行为恰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述，是“通过消灭记忆载体来消灭记忆本身”的典型例证。
当代历史教育中，类似野场石沟村这样的微观史实正逐渐被宏大的叙事所淹没。我们熟知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却对无数个“石沟村”的悲剧知之甚少。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华北地区有确切记载的千人以上屠杀惨案达87起，但纳入教材的不足十分之一。这种记忆的筛选与流失，使得民族创伤难以得到完整的疗愈。
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忘不了》的旋律与石沟村的枪声共同构成了记忆的双重奏。前者是主动的记忆保存，后者是被动的记忆痕迹。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在《死亡赋格》中写道：“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而在东亚语境下，我们同样需要直面那些来自侵略者的死亡记忆。只有将艺术见证与历史事实相互印证，才能避免记忆的碎片化与空心化。
历史学者孙歌曾指出：“记忆不是过去的简单再现，而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当我们聆听《忘不了》的旋律时，不仅要感受音符中的悲怆，更要听见背后无数个石沟村的哭泣。这种聆听本身就是对历史责任的承担，是对“不忘却”誓言的践行。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与泛黄档案之外，民歌、民谣、抗战歌曲同样是鲜活的历史载体，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野场石沟村的血与李劫夫的歌，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长河。前者警示我们暴行的代价，后者启示我们记忆的力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每一个“忘不了”的承诺，都是对逝者的告慰，对生者的鞭策。正如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铭文所示：“记忆是救赎的开始。”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铭记那段血色岁月，同样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