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认罪：我的父亲，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

　　目 录

　　我的父亲胡萍

　　我不是“资敌罪”——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我的父亲胡萍

　　胡耀萍

　　我的父亲胡萍，原名孙传祉，1923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祖父是乡绅，父亲八岁时他就去世了。祖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家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大伯很早就为革命牺牲了，是革命烈士。二伯在青岛教会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四岁骑着自行车到处送情报，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过山东海阳县委三区区委书记、东海军分区一连副指导员、文登县独立营政委、东海独立团及胶东军区特务团政委。父亲作战英勇，曾两次负伤致残，获国家颁发的革命军人三级残疾证书。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任第三野战军第32军95师284团政委。青岛解放后兼任青岛市南区警备区政委，1950年南下福建，兼任福州警备区政委。此时新中国正在组建自己的空军，十分缺乏优秀的干部和指挥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职干部到空军航校学习飞行，以担任空军的飞行领导干部。父亲是高小毕业，在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经审查各方面都合格，于1950年进入哈尔滨空军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

　　当年空军培养的这批飞行技术干部，以后都成为了中国空军或民航的高层领导。如：刘玉堤（北空司令员）、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空军副司令员)、马宁（空军司令员）、曾克林（海航司令员）、白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张瑞霭（联航总经理）等等。

　　父亲从航校毕业后，1952年5月任刚成立的空军独立第三团团长，后任空军航空兵三十四师师长、空军副参谋长，一直负责中央及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专机事业的开创者。

　　父亲是毛泽东首次乘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的驾驶员、机长。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宋庆龄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上百次，还执行过民主德国、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许多外国国家元首的专机任务，圆满地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机任务。1955年印尼万隆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和1963年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父亲为周总理的专机保驾护航，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非常困难的保障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父亲还亲自参加、指挥了1966年邢台大地震等抢险救灾和军事运输任务，亲自驾机穿越当时的死亡山口——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开辟了新中国第一条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新航线。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突然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十分郑重地对父亲交代：“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要坐咱们空军的飞机，你看有把握吗?”问题来得太突然，父亲反复思考，还是先问了一句：“坐火车不是更安全些吗?”刘亚楼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坐苏联的飞机，请苏联驾驶员驾驶，可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外国人驾驶？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要坐中国人驾驶的！这任务就只好由你们来担负了。既然毛主席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中国人的志气。”父亲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在安全上总会有风险的。没有别的，我们一定精心细致地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坐飞机并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幸免于难。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租用的是印度飞机。会议结束，总理经香港回国时，空军指定父亲带一名领航员去香港，为这架飞机回广州领航。父亲他们在香港时，国民党特务趁领航员去厕所，欲策反领航员去台湾，正在紧张时刻，我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赶到，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

　　回广州后，周总理的专机由父亲执飞，这是周总理第一次乘坐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驾驶自己的专机，机型是当时最好的苏制里2，空军派出两架拉11歼击机，从广州护航专机至柳州。1954年7月6日，专机从柳州经武汉回北京，当时武汉正在发大水，周总理指示专机在武汉地区低空飞行，以顺便观察水灾灾情。

　　新中国建立初期，条件艰难，要建设好第一支专机队伍，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有在工作中用心摸索，认真总结经验,指导思想就是要绝对保证安全。要求技术过硬，万无一失，全面保障。无论是自己驾驶，还是指挥专机，父亲对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安全第一，万无一失。因此，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乘专机外出，驾驶员非父亲莫属。

　　经过反复研究，空军党委决定，执行这次主席专机任务的是：机长胡萍，飞行员陈锦忠、领航员张振民、通讯员柳昆尚、机械师舒执章、机械员杜占林。专机为苏制里2型8205号。同时还安排一架里2作为备用机。

　　机组在做好全面准备之后，进行了试飞。4月30日，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来了解准备情况。汪在察看了飞机客舱后提出：“床上的软垫去掉换成棕床。”但棕床装不上去。汪说：“改成木板的也可以，尺寸加长一点。”于是，机械师舒执章找到团修理厂，加工了一个木板床安装在客舱里。

　　刘亚楼

　　1956年5月3日清晨，机械师一早就对飞机进行了试车，待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到后，又进行了试飞，检查了机上各种设备的运转情况，在确认状态良好后，飞机着陆停在滑行道口。一会儿，刘亚楼司令员给机组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这次任务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你们要拿出全部的本事来，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现在飞机经过检查试飞都很好，航线天气也好，惟一担心的就是怕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就像我平时坐你们的飞机那样，不要紧张，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这点。”随后，刘司令员进入机舱，当他看到桌子抽屉内有扑克、象棋时，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们收起来。随后，他又察看了其他设备的情况，表示满意。

　　7时30分,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开到飞机跟前，车门打开，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步履轻快地下了车。父亲立正敬礼：“飞机已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与机组人员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刘亚楼报告了飞行准备及天气情况后，请毛泽东登机。陪同登机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接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在轰鸣声中缓缓地离开了地面，父亲柔和、准确地驾驶着飞机，使其平稳舒适地上升到两千多米的规定高度后，改为平飞。刘亚楼来到驾驶舱，询问飞机情况，父亲告诉他一切良好。经过4小时30分的飞行，专机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息加油后，专机于下午2时起飞前往广州。

　　那时的毛泽东已六十多岁，但坐飞机时，他并没有不适的感觉，也从不睡觉或卧床休息。有时，他会通过机窗一览机外的风光，或是凝神思索着什么。更多的时间，是伏案阅读线装本的《资治通鉴》。有时，他也与同机的同志谈工作。毛泽东吸烟，喝龙井茶，但很少吃糖果一类的东西，从不在机上吃饭。

　　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较厚，看不到地面，需要利用地面导航设备进行穿云下降。白云机场的侧方有山，离机场又近，威胁着飞行安全。虽然在飞行前已有准备，但在穿云实施前，机组成员又互相提醒：不要紧张，按分工精密计算，准确操纵，协同好动作。飞机下降到百余米高度时穿出云层，看到跑道，下午6时，专机安全降落。

　　陶铸、黄永胜、江青，到白云机场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他和机组成员一起在飞机前拍照留念，与每个人握手告别，说：“谢谢你们。”此刻，机组成员们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5月30日，毛泽东又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飞行时间2小时15分。在长沙停留一天后，专机又于5月31日飞往武汉，在王家墩机场着陆，历时1小时15分。

　　飞机到达武汉上空，开始下降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驾驶舱，父亲向毛泽东欠了欠身，告诉他下面就是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大桥的桥墩耸立在江面上，在桥上施工的工人和车辆设备都很清晰，场面十分壮观。毛泽东喜悦地说：“啊！好看，好看！”领航员张振民为让毛泽东看得更清楚，请他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为他指出武汉的一些重要目标。一会儿，毛泽东又把视线转回驾驶舱内，询问一些飞机设置的用途，父亲一一作了回答。飞机即将着陆，见机组人员都在集中精力操纵飞机，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首次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6月4日上午，毛泽东又第三次畅游了长江。下午乘飞机飞回北京。虽然上午刚游完泳，但毛泽东来到王家墩机场时，仍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

　　专机起飞后，毛泽东又开始读书、看文件。三个小时后，机组发现正前方有雷雨云出现，云层自下而上，连成一片，时有闪电出现，过河北衡水后，距雷雨区更近了，飞机开始颠簸。乌云升腾，伴随着闪电，这种雷雨云对飞行安全威胁很大，机组当时虽有些紧张，但经过仔细观察后,根据飞行前看到的天气图，认为没有系统的天气变化，现在出现的雷雨云是地区性的，虽然面积大，但属于局部孤立的积雨云，是可以绕过去的。于是，领航员计算出绕飞的距离、时间、航向，掌握好飞机的位置。驾驶员努力保持飞机的稳定，机械师密切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和温度变化，通讯员在无线电波受到强烈干扰的情况下，细心地寻找信号，以保持与地面的联络。飞机在向航线右侧平原地带绕飞三四十公里后，避开了雷雨云，改回原航线。

　　里2飞机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短波通讯受干扰很大，前后有二十多分钟与地面失去联系，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刘亚楼十分紧张，多次责令塔台指挥员蔡演威不停地向飞机呼叫，搞清飞机的位置和状况。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飞机终于安全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滑行到候机室前，毛泽东来到驾驶舱,高兴地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腾云驾雾，暴风云中见成长！”接着与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刘司令员对父亲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刚才我真担心啊！”父亲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细心地观察了天气现象，认为是局部的，可以绕过去，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刘司令员说：“好好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要坐飞机。”

　　毛泽东在第一次乘坐空军飞机以后，又多次乘坐空军专机。父亲为毛泽东驾驶专机四十余架次，飞往全国各地。据统计，毛泽东在1956年乘坐专机六架次，1957年二十六架次，1958年三十二架次。三年总计六十四架次，飞行约一百五十余小时，航程四万余公里。所到之处有：广州、长沙、武汉、郑州、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徐州、济南、青岛、西安、成都、昆明、沈阳、长春、南宁、合肥、山海关等地。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外出活动极为频繁，为了快速方便，就充分地运用了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那几年中央的会议增多，许多会议在外地召开。不仅政治局的同志乘坐专机，连大区、省、市委书记也都乘坐专机，中央常委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都陆续乘坐空军的专机。不仅单机的专机活动增多，而且发展到集群活动。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国际、国内重大活动及党的重要会议，单机和机群的专机任务，大都由空军航空兵34师来承担。期间，34师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和差错，圆满地完成了飞行和保障任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

　　1959年，党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乘坐飞机。不料，1967年“文革”时期，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鉴于形势突变，中央决定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于是，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又乘坐空军34师的伊尔18型专机，从武汉飞往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全国各地动乱不止，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奔赴各地处理、解决问题。父亲当时已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任空军34师党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专机的派遣和保障，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下，父亲兢兢业业，精心安排，保证了每一次中央专机任务的安全。

　　人的命运是自己很难掌握的，特别是像父亲这样从小参加革命，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部队的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是空军负责中央专机任务的副参谋长，送林彪出走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当然也在父亲的管辖范围之内。父亲由此被扣上了“资敌”的罪名，被关押多年。母亲和我们子女成为反革命家属，家中被抄，扫地出门。母亲和只有七岁的妹妹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当时我在空军已是一名飞行员，弟弟也在部队当兵，同时被复员到农场劳动。

　　给林彪派飞机就是资敌罪吗？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林彪是党的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

　　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去北戴河，父亲像往常一样派出了飞机。可他怎么知道这架飞机会携林彪出逃？

　　父亲当时正因肾病住在301医院，开始以为是癌症，后确诊是肾结核，准备天气凉爽后做手术。“九一三”出事后，父亲被直接从医院带走关押。专案组说，林彪乘飞机外逃的阴谋是父亲搞的。父亲说：你们尽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专案组说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后来，周总理为父亲说了话，说不要再追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来看了父亲，说总理很关心你。第二天专案组就说：你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父亲莫名其妙，搞不明白黄吴是怎么回事，揭发什么。后来中组部派人来宣读了中央文件，父亲才大梦初醒。父亲回忆说，我哪里会知道这些阴谋，我要是不忠诚、不可靠，怎么会一直用我，早就把我打倒了。

　　现在看来，其实并不在于父亲当时做了些什么，因为不管谁处在他那个位置，恐怕都要那样做，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选择了我父亲。

　　父亲的悲剧在于，被他一直视为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并全身心投入的专机事业，成了“罪行”和“阴谋”，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他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中国空军专机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全部化为乌有！父亲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亲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状”，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在秦城关押那么多年，他一直不穿监狱发的囚衣，只穿入狱时带进去的衣服。出狱的时候，父亲的内衣已是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成了网状，有的破得一条一缕。关押期间，父亲还因肾结核切除了一个肾。1981年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因患脑垂体瘤，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导致双目失明。父亲于2008年去世，去世时每月仅有几百元生活费。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幅挽联，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戎马一生坎坷路，呕心沥血，长空万里送公行；是非荣辱两不惊，胸怀坦荡，功过自有后人评。

　　我不是“资敌罪”——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作者：舒云

　　2008年4月20日，胡萍含冤逝世。

　　胡老生前，我曾多次采访他。那时他已经因脑瘤手术而双目失明，但头脑清晰，他一字一句回忆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黑暗时刻。采访结束，胡老慢慢地说：我这一生

　　还不错，没胡来，如果干过坏事，我不埋怨任何人。我拼死拼活干一辈子，流过几次眼泪。最后弄成这结果，历史会搞清楚的。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我

　　我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长期担任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1952年，我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分到西郊机场，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由我组建飞专机的独3团，并出任团长。独立单位都高半格，在陆军我就干“独立”，独立营、独立团，一直在独立单位。后来独立3团改成专机师，我是第一任师长，1955年授衔大校。我被提升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任专机师党委书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我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1957年，我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40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飞专机、管专机20多年，我几次化险为夷，没出一点事，而九一三事件却猝然使我掉进十八层地狱。

　　我怎么能是“资敌罪”

　　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我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判我“资敌罪”，有期徒刑11年。

　　“资敌罪”的大帽子是强扣到我头上的。

　　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专案组说，你不可能不知道，逃跑就是你主谋，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

　　我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很可笑，但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党办副主任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

　　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叶群为什么问这个?那个时候说倒就倒，我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那个晚上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问飞机了，但我并不知情。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林立果学开车要“手令”干什么

　　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M。那时我在301医院住院，左肾结核，切片检查，本来想马上做手术，又一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9月12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6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

　　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

　　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32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但林立果明白，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几个关口，飞机要移动，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三叉戟。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时，我正在候机室。

　　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吴法宪打电话给我，林彪那里要动一动，做好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又过两天，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来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州，没个准。我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做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我说，我干这角色，不是一天两天。庐山会议，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要一个名单，拉这么多人，别人不让上，保密。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

　　吴法宪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9月12日夜里，吴法宪在候机室对我说，准备一架飞机去北戴河。他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说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准备去。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9月13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去北戴河前，吴法宪交代准备飞机，林办警卫秘书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出了事，都推了。伊尔-18拉警卫，一架飞机装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

　　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20多年，任劳任怨，谁知道他们搞这玩意儿。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我与中央警卫局政委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替你说好话。周总理一清二楚，了解我，他不死，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了两夜，又送到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永胜)吴(法宪)。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个字没写。

　　又住了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为什么改名胡萍

　　胡萍，1923年生，山东乳山县人。暴发户，靠银行、土地、山峦生活。家中2、30间房子，100多亩地，雇长工种地。父亲是国民党区长，社会名流。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要说专机飞行员，就是空军一般的飞行员，也早被刷下去了，怎么就能通过年年岁岁的严格政审呢?

　　我家是革命家庭，我8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是革命老太太，脑子灵光，家里是革命者的据点，被抄了家。我是老小，上边两个哥哥，父亲比较注意老大的上学问题。我两个哥哥上学等级都不高，没上大学，但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青岛德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等于大学。因为学校里有地下党，两个哥哥很早就是革命者。大哥是烈士，开书店，是地下党据点。二哥在教会中学毕业，留校做了一年革命工作，以后担任胶东大众日报社长，解放后在武汉任宣传局长。

　　我上的烟台八中，高小毕业没考上师范，1937年在山东海阳县做青年工作，1938年我任三区区委书记，1939年参军。青年人嘛，参军打鬼子。我原名孙传芝，参军后改的名字。为什么叫胡萍?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我参军就是干部，县里有几个中队，我当过副指导员。1941年右胳膊负伤，我背着手拿枪，子弹过来一排，打中了还不知道。是贯通伤，没有什么药，盐水纱布从中间穿过，来回洗，现在两只手还一大一小。伤好后就留在后方，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当教导员，那时我还不到20岁。

　　抗战两次负伤，抗日勋章却不给我。

　　宣布日本投降是最好的消息，我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宣布。大家坐在背包上开会，哗地跳起来，鼓掌欢呼。这时我第二次负伤，还没有养好，伤在左手腕，也是贯通伤，有三级残废证。我两次负伤都在抗日战争中，但抗战胜利60周年发勋章，却没有我的份，说我没有单位。

　　就是在东海军分区后勤，我和刘继馨谈上了对象。解放战争三查三整，质问为什么地主找地主?团政委是老红军，有点文化，对我说，不要在意，过过风头再说。

　　刘继馨家也是大地主，家中有皇帝的诰命书，那一代最大的是进士，三袍玉带。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刘家的。刘继馨的父亲是开明士绅，曾在威海教会中学上过学，在村里办小学，教英文和音乐。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家里成了抗日据点，山东好多元老都在她家住过。后来暴露了，抓了五、六次，父亲终于被抓住，40多岁被杀掉，眼睛都被挖掉了。家中七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在北京读书，解放后当了江苏省委书记。六个姐妹都念书，地在哪里都不知道，长工说了算，很快破落。刘继馨1945年考上东海中学，这是革命中学，供给制，几千人考试只收几十人。没学多少东西，学校解散后她分到东海军分区后勤。

　　我是单位的活跃分子，爱说话，爱打球。刚开始有一个文工团员喜欢我，但嫌我出过天花。在刘继馨眼中，虽然我脸上有麻子，还是很帅。我负伤后好几年用左手写字，左手还写这么好。她刚参军就很欣赏我，但谁也不主动，后来我一提，刘继馨马上就答应了，1950年我们结婚。

　　我那时是10兵团32军284团的团政委，带部队走了几个月打到福建，任福州警备区司令员，是当地最高首长。正值在陆军的基础组建空军，从陆军挑了一批飞行员，还需要一批飞行干部。1950年刘继馨陪我到南京体检。27岁的我被选上了，到哈尔滨一航校学了两年，空军领导好多是我同学。刘继馨留在南京华东后勤报社当记者。

　　胡萍

　　自从飞专机，我整天不在家，什么都保密。刘继馨只知道我给中央首长飞，关于飞行的危险，我说过一次，飞机外壳结了冰，危险极了，还继续飞。别人都说我胆子太大，但有故障我坚决不许飞。欧洲几条航线是他开辟的，连续飞20多个小时，没出过事。到那些国家，有的输油管爆炸，我一出去，她就担心，落地了才放心。

　　硬说我们要暗害主席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刘继馨带着7岁的女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早就想回来，但与西郊机场联系不上，没有飞机，老也没有消息。

　　9月20日左右，西郊机场叫刘继馨回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她要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她和女儿还穿着单衣，冻得不行。好不容易作战科长带着吉普车来了，营门不让进，让她到俱乐部，说有点事，先到外边住，不让回家。当天就没有了自由，派两个人看着。女儿送回老家，婆婆也被送走。两个儿子当兵，大儿子在一航校，飞行都飞出来了，马上停飞，单独复员，二儿子在空13师当机械师，也复员了。两个儿子的工作不能分在一个方向，大对角，一个在顺义，一个在良乡，不能叫他们串连。

　　很快刘继馨被关进空军学院的学习班，她连被子也没有，给找了一床黑极了的被子。说是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狱，窗户都用纸糊着，上厕所打报告，写材料的纸编上号，不准说话，一人一间房子。学习班还有王飞的爱人萧新，军务部长杨采章，朱铁铮等几十个人。刘继馨那时是西郊机场幼儿园团长，什么也不知道。专案组说胡萍是反革命死党，叫她揭发，还说到青岛是阴谋，派她去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想暗杀主席。那时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也在青岛疗养院。李敏要见毛泽东都非常难，贺子珍就更见不上了，想暗杀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在海水浴场，怀孕的李敏没下水，贺子珍下水。她们还一起打扑克，刘继馨陪着贺子珍玩，故意输，让她高兴。贺子珍脑子非常好，很能干的人，她还与贺子珍去了一趟威海。李敏的儿子和胡萍女儿同岁，也玩在一起。就这些内容，把她在青岛写的家信都抄走，叫她背出来信上都写了什么，漏了一句更不行，刘继馨哪能背得出?像李敏的儿子应该叫贺子珍姥姥，但对外叫奶奶。如果说不清，奶奶说成姥姥就是阴谋。

　　贺子珍和女儿李敏

　　关了快三年，1974年初专案组看刘继馨实在没“油水”，把她赶到农村。土改时地主一样待遇，扫地出门，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说你是反革命家属，应该斩草除根的，毛主席关怀，给你一条生路。没给结论，不算敌人，方向路线性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叫刘继馨在她家和胡萍家选一个地方，刘继馨选了胡萍家乡。她带着女儿在村里劳动五年。一直在城市，突然到了农村，一年劳动下来，她连分的400斤粮食都买不下来，靠她在广州的妹妹和胡萍哥哥给一点钱，把粮食买回来。女儿在家念书，连铅笔都买不起，胡萍战友找来几只长毛兔，刘继馨扯兔毛卖，扯得手都肿了。刘继馨还是爱看书什么的，买不起字典，今天省几分钱，明天省几分钱，积起来，买了一个字典。晚上收工回来，就在小油灯下写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一天到晚，累得刘继馨没办法，神经衰弱，好在村里老乡对她们特别好，否则真不知道怎么顶下来。

　　1980年下半年，34师来信叫刘继馨回北京。

　　整整十年，生死两茫茫

　　将近十年，房子早收走了，家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光了，文物、书、财产甚至连日用品都没有。刘继馨没有一点我的消息，是死是活，连问的地方都没有，也不敢问。1980年底，我被监狱安排在262医院体检，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同病房，四个战士陪着。为什么这么安排?不知道。这时可以探视了，第一次见面，我的脸肿着，变了样，监狱发的衣服，补得像渔网一样。我身体虚弱，只有精神还可以。1981年底我出狱，1982年刘继馨陪我去山东潍坊。我的关系放在那里，允许每个月“借”100元，后来增加到240元。2003年实在生活不下去，刘继馨又去找，空军干部部说中纪委有文件，2000年就增加了生活费，增加到650元，一直到现在。

　　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校拔尖，作文几次被收入地区的小学生作文选。1978年女儿考上大学，刘继馨决定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外边租了一间六、七平米的房子，“窝”了十几年。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上访近一点。刘继馨回来一找，就恢复了党籍，但我的问题毫无进展。慢慢地，我走路老撞墙撞树，我们也不懂，到空军总院眼科看，没什么毛病。其实是脑瘤越长越大，把视神经挤了，所以视野很小。老医生知道我是空军的老人，对我很好，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是不是脑血管硬化?一查发现脑瘤，1984年手术。术后我逐渐失明，1994年完全看不见了。

　　1994年落实政策，西郊机场给了刘继馨两间房子。1986年给刘继馨办了离休。

　　这么多年，这么难，刘继馨都包了下来，如果我身体好，她什么也不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哥哥每次运动都挨整，现在90多岁了还活着。如果我没有这个事，能得脑瘤吗?身体能这样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刘继馨说：我接受不了，太残酷了，太痛了，不叫sha人叫什么!上哪儿找公道?历史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叫我们承担?至少生活不能这样，起码给最低的生活保障吧。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战犯，待遇那么高。只要生活过得去，我一切都会忘掉。可是生活如此艰难，叫我怎么能忘掉!

　　来源：《老照片》、往日风、道客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