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挡在高考门外的预选

　　五月的风带着初夏的燥热，吹过三秦大地一所所高级中学斑驳的围墙。对于寒窗苦读了12年的莘莘学子而言，这段日子并非充满希望的冲刺期，而是“黑色的五月”，是一场残酷的“生死筛选”。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高考并非所有高中毕业生的权利，而是一张需要通过“预选”才能获得的入场券。

　　陕西高考预选制度始于1981年，1991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当时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考场容纳能力有限，全国各地教育部门不得不普遍设立这道前置关卡。预选通常在正式高考前一两个月举行，预选省份的应届及往届毕业生需参加一次统一的预考，预选名额一般为所在省份当年高校计划招生指标的3～5倍。只有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者，方有资格报名参加一年一度七月上旬的高考。这一比例往往极为严苛，在许多农村中学，预选通过率往往不足百分之二十。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寒窗苦读了十二年的少年，在尚未见到真正高考试卷之前，便已被命运之神无情地拒之门外。

　　笔者当时就读于全县重点高中，高二上学期文理分科后，选学文科。全校每年设２个文科班，每个班150多人，人数最多时每个班高达180人。教室里塞满了课桌，座位分共三大列十四五行，左右两列每排各2张课桌，中间一列每排４张课桌并在一起，前后左右进出及转身都很艰难。冬春两季人多挤在一起还能相互取暖，夏秋两季教室里弥漫着锅盔、咸菜、墨水与汗水混合的味道，许多同学上完数学课、自己的短板课、模拟试卷讲评外，就在校园内，甚至围墙外自学去了。因为住宿紧张，教室最后一排的十张课桌并成一排，上面的被褥一直快堆到天花板，晚上十点钟教室熄灯以后拉四张课桌一并铺开被褥睡觉，还有些同学从春暖到入冬前都在学校操场乒乓球案子上睡觉。

　　记忆中文理分课以后，高中学习生活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没有家长在校外守候，没有鲜花与鼓励，只有同学们独自背着铺盖卷，徒步穿梭于乡村与县城之间。晚上熄灯后，不少同学就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书，一直坚持到12点甚至凌晨1点，次日清晨四五点又爬起来在路灯下继续苦读。同学们不敢松懈，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落榜，等待他们的不是复读的机会，而是回归土地，重蹈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预选失败不仅意味着学业的中断，更意味着阶层流动通道的关闭，那种绝望感深入骨髓。

　　我们县的预选固定在每年5月的5、6、７三天，5月15日前后公布预选成绩。张榜之日，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通过者如释重负，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他们深知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因此在随后的两个月会拼尽全力，苦熬到“七月流火”，然后千军万马尽拥木桥；而未通过预选者，则默默收拾行囊，眼神中透着迷茫与不甘。预选后，两个文课班只有50人才有资格参加正式高考，７月7、8、9三天高考后，8月中旬高校录取结束后，最终只有十三四人才能“鲤鱼跳龙门”，有幸进入全国各大、中专院校，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同窗，从此天各一方，有的务农，有的打工，渐渐消失在彼此的生命轨迹中。那些未能跨过预选门槛的青春，成为了整整一代人心中难以抹去的苦涩印记。

　　这种高淘汰率给考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许多学生在预选前焦虑失眠，甚至出现精神紧张症状。预选结束后，落选者往往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只能在县城里游荡，直到高考结束才敢露面，性格极端、想不开者的还会出现自杀或自残现象。那种“连高考大门都没摸到就提前出局”的失落感，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笔者曾以高考460分的成绩折戟沉沙，遭村人鸡虫白眼好几年；当年天子脚下一位同龄人却以文课高考109分的成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深造，后竟累官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反特权、反裙带关系、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成为次年那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重要诱因之一。一位亲历者感言：“预选失败和高考失败是不一样的，经历前者的人有可能因为一辈子没有参加高考而感到遗憾。”

　　如今，预选制度早已成为历史尘埃。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扩招，高考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多数青年均可参与的人生历练。大学校园的大门向更多人敞开，学历的含金量虽因普及及残酷的就业现状而面临新的挑战，但教育公平的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 回望那段被预选挡在门外的岁月，我们不应仅止于怀旧或抱怨，更应看到中国教育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从单一选拔到多元评价，制度的完善让每一个梦想都有机会被看见、被尊重。

　　在那个物质与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高考几乎是许多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预选则是这条通道上最狭窄的一段。它见证了那一代青年在极端竞争下的坚韧与拼搏，也折射出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下的无奈选择。

　　【文/jyk_123，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