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婚姻市场,正在拯救无数女性的命运——《乡争》书评

2022-10-16
作者: 郑渝川 来源: 新乡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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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郑渝川

  来源|学术星球

  2000年、2020年的全国出生人口比分别是117和108.3,虽然20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长期存在的出生人口比失调,必然意味着每个年龄都会有相当比例找不到配偶的光棍存在。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在其所著的《乡争》一书中分析指出,农村出生性别比显著高于城市,尤其是在80后进入适婚状态后,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高性别比下出生,而且人口流动中,适婚女性可以进入城市择偶,以至于加剧了农村地区适婚男性择偶竞争的压力。

  01

  从本地婚姻市场到全国婚姻市场

  在农村尤其是父母包揽为儿子解决婚姻大事的北方农村,择偶竞争尤其激烈,适婚男性不得已甚至要在下一个年龄段寻找结婚对象,或者上一个年龄段找二婚女性。

  当然,这种竞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婚姻成本提高。过去很长时间内,各地农村中生养男孩尤其是突破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多个男孩的家庭,都有多子多福的期许,但等到孩子到了适婚年龄,婚姻成本则成为了这类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婚姻成本不仅包括饱受争议的彩礼,还有为儿子成家建房、买房、买车以及后续生养孙辈的经济成本、抚养时间成本。《乡争》这本书认为,传统通婚圈内存在因自然和经济条件地区之间的挤压,比如山里乡村的姑娘嫁到平原地区,平原农村的姑娘嫁到城郊,城郊姑娘嫁进城里。也就是说,优势地带可以因此弥补超常规性别比带来的适婚女性不足的问题,而同时放大劣势地带适婚女性的紧缺。很显然,优势地带农村的适婚男性家庭,还可以因此对冲降低相关的彩礼等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婚姻市场其实已经形成。一些地区过去构成通婚优势地带的乡村,相较于更为富裕、男女平等观念更为深入人心的地方,对本地劣势地带女性嫁入的吸引力下降。而这些地区的劣势地带,适婚女性外嫁“流失”的问题更加显著。

  正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浙东、苏南等地区,虽然农村男性找外来打工女性结婚肯定不是首选,但终归不用打光棍,因而这些年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光棍现象减少——所对应的,肯定是适婚女性流出地的农村光棍现象在加剧,而即便已经婚育的农村家庭,离婚率也有显著升高。

  一些地方光棍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影响社会安定,这肯定构成相关的问题。但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应该说积极效应要远远大于问题。

  不在少数的地方(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长期以来因循着将女性定义为生育机器,家族、家庭中女性社会地位很低,在家庭中需要完全听命于丈夫以及公婆,需要承揽几乎所有家务,加之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农村家庭普遍抗拒生养女孩,女婴因病因故夭折的比例也超出正常值。

  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让许多女性看到了跳出命运悲剧循环的可能。即便留在本地选择适婚男性结婚的女性,自立意识也大大增强,公婆等长辈以及夫家其他成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意欺压媳妇。而且,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很多家庭不再那么排斥生养女孩。

  02

  天价彩礼究竟遵循着什么逻辑?

  《乡争》书中指出,近年来各地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线显著提高。但彩礼比较高的地方,光棍现象就不那么突出——也就是说通过彩礼的交换,一些农村地区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的、传统的通婚圈,将适婚女性留在了本地。反之彩礼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较多。

  这也意味着,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部门力推对天价彩礼现象进行打击,但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农村适婚人口性别比难以短期平衡的情况下,这种举措要么沦为一纸空文,要么就反而加速使得本地农村女性外嫁,“制造”出更多的本地光棍。

  一些在本地结不了婚的男性会通过种种方式,“引入”诸如越南、缅甸等国的外籍女子。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往往也会因有关部门的清理整治而式微。

  如《乡争》书中所说,彩礼行情与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有关。在南方地区,父代的婚配责任最低,甚至而言,当子女满了30岁还没有结婚,亲族、朋友会对子女而非父母进行非议,认为这样的子女没有责任心,应当自己想办法尽快结束单身结婚。而在中部地区,婚配责任呈中度状态,而在北方,婚配责任最高——催婚压力最终累积到了父母一端。

  在南方不少地方的农村,因为高度融入全国婚姻市场,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又不大,所以彩礼很难上涨到比较离谱的地步。但一些个体条件有问题的男子,也确实因此无法获得父辈以及亲族其他成员的帮助,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婚配对象。

  而在北方,村庄通常由多个小亲族组成,彼此之间构成激烈竞争。基于过去长久的生存逻辑,成婚男丁(及其繁衍后代的能力)是亲族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而父代在子代婚姻中的责任变得特别重大,如果不积极履行,周遭亲族成员会施加很大压力。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农村的女方家长会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优势地位,会提高彩礼要价。而同时面临着本地和全国两个婚姻市场压力的男方父母,则在可承受范围的极限内,尽可能满足女方家庭的要求。

  也正因为此,北方一些地方农村每到过年期间,就出现批量化的闪婚现象,从相亲到洽谈,再到订婚、结婚摆酒,甚至在十多天内都完成。这就使得许多婚姻缺乏感情基础,一旦触及相关的矛盾,就很容易走向离婚。不仅如此,北方农村的男方父代,还必须担负着过去难以想象的后续为子代购房购车、家务、抚养孙辈等重任,并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呵斥上门媳妇。

  03

  天价彩礼的例外,为什么?

  《乡争》书中提到了山东潍坊——与河南、甘肃等地有着较强的父代责任,但彩礼水平却并不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例外?

  潍坊农村地区的工农业发展较好,市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富裕,因而本地劳动力总体上在本地就业,较少外流,还有一些进入当地就业的外地年轻适婚男女。这就总体上修补了当地的男女性别比,择偶相对容易。

  更重要的是,一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因而女方家庭通常并不需要依托嫁女儿收获彩礼,来筹集为儿子娶媳妇准备的彩礼;二来,就业相对容易,且收入相对较高,使得本地适婚男女具备了成家立业的基础财力,不必“啃老”;三来,无论是男方家庭还是女方家庭,老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规就业机会就业,带动了家庭的整体经济收入。所以,父代支持子代成家立业,不必“毕其功于一役”,而可以通过长期细水长流地进行投入。

  另一种例外,出现在四川省的成都平原农村。据书中所说,成都平原农村相对缺乏较强的血缘地缘认同(四川盆地范围内的现有城乡居民,多数是清代中期以后由省外迁徙而来的移民的后代),因而适婚男女是否结婚,在当地被纯粹界定为两个家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就是两个人的事情。村落、家族、亲族即便有人催婚,压力也不会太大。

  有趣的是,在成都平原农村,结婚后,非但夫妻小家庭的独立性很强,对于双方父母以及各自的亲族圈、朋友圈依附性很小,而且夫妻之间的独立性也很强,有很多家庭的夫妻财务都是独立的。这就使得婚姻缔结和解除的各种障碍都被无形之中去除了。

  《乡争》简介

  《乡争》是一本202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杨华。

  内容简介

  《乡争》一书聚焦的主题是当下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竞争。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富裕。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对的是怎样的竞争情势,竞争又会给农民个体、家庭、乡村、城市,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本书通过几年来与华中乡村研究团队的集体调研,按照“农村婚姻”“家庭关系”“南北社会”“村庄竞争”“收入结构”等五个维度,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研究,鲜活地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的机制与逻辑,为我国的三农问题的决策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简介

  杨华,社会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研究。在CSSCI发表论文80余篇。

  目录

  序:经验研究需要想象力郭亮Ⅰ

  研究缘起Ⅶ

  农村婚姻00

  谁是婚姻挤压的对象00

  “天价彩礼”的机制与逻辑0

  市场机会、婚姻成本与代际支持0

  东部何以产生“剩女”0

  农村婚姻稳定的条件是什么0

  农村婚姻稳定的三种类型0

  何以姻亲偏重0

  家庭关系0

  成都平原农村家庭关系的性质及其影响0

  抚养、教育与婚配:农村父代的责任0

  目标、劳动力配置与财产制度0

  家庭演进的三个阶段:政治、经济与情感0

  老年劳动力的市场机会0

  什么人才算是老人

  老年人的精神负担

  女儿养老的伦理构建

  南北社会

  政治、人情与强人

  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

  南方村落中的懒汉

  孝昌农村“分裂的宗族”

  农村公事中家族代表的虚与实

  “乡贤”归根的难处

  基层找谁做工作

  村庄竞争

  新乡贤的资源由谁来承接

  面向年轻人的村庄竞争

  信仰的分化

  农民打麻将的三重境界

  修路改变观念

  时空压缩的农民分化

  村庄竞争、资源调动与压力的承受者

  收入结构

  地租经济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求解餐桌上的大量浪费现象

  经济作物与农村中等收入水平

  代际分工与农民家庭收入

  农村的“收入断裂带”

  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农民收入的“天花板效应”

  东中西差异

  图书选读

  性别、地域、家庭、婚姻、收入,中国乡村面临着怎样的竞争情势?

  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了解到农村男女双方家庭谈婚论嫁,除了谈怎么走既定的程序之外,主要是敲定“彩礼”。

  有的农村地区彩礼已由几千元钱迅速涨到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的花销,包括宴席、请媒、房子、车子等,结一个婚下来,男方父母要花费四五十万元。“天价彩礼”制造了诸多社会问题。

  据观察,天价彩礼与这几个现象往往联系在一起。一是光棍。出人意料的是彩礼比较高的地方,光棍相对比较少,反之彩礼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较多。二是通婚圈。彩礼较高的地方一般还保留着传统的通婚圈。适龄男女多在本地找对象。而彩礼较低的地方,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外地婚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三是代际责任。父代对子代婚配责任较重的地方,一般彩礼也较重,而责任较轻的地方,彩礼也轻。四是外地婚。彩礼低的地方外地婚占主导,外地婚的特点是弥散性的,全国各地的都有。

  彩礼高的地方外地婚少,且有集群性特征,一般是在本地结不了婚的男子娶其他省甚至越南、缅甸等外籍女子。高彩礼与父代责任重、保留传统通婚圈及光棍少等联系在一起,而低彩礼则与父代责任轻、通婚圈被打破及光棍较多挂钩。

  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父代的婚配责任最低的是南方地区,该地区普遍属于宗族结构和观念较强的地方。父代责任呈中度状态的是中部地区,主要以长江中上游流域为主,其人际关系明显呈原子化状态,这里的父代有较强的为子代成婚考虑的意识,包括为儿子在县市买房子、还房贷和带孙子,但若实在无能为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愧疚感,因为自己尽力了。父代的婚配责任最高的是北方地区。

  在父代责任较低的南方农村,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很强,这些地区计划生育三十几年,纯女户一直比较稀罕,突然一个乡镇出现一两户纯女户,便成了乡镇干部自豪的政绩。照理说,在该地区,父代对子代的婚姻问题应该很上心才是。但事实是,在南方农村,父代将子代养大成人之后,对子代的责任就变弱,特别是在子代成婚之后,就从对子代的付出转为向子代要求回馈,子代对父代的责任增大。

  子代成婚可以视作是父代的人生任务,父代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子代做好这个事情,但不会将自己毕生精力和身体健康都耗在子代成婚上。婚配主要是子代个人的事情。父代要做的,仅仅是举办一场婚宴,让子代在仪式上完成婚姻,至于建(买)房子、说媒、彩礼等,父代有能力做就做,没能力就不做。父代不做这些,也不会觉得亏欠了子代。所以在南方农村,父母没有强烈催婚、逼婚和强迫相亲的现象。如果子代多年都没有带女朋友回来,舆论上的压力主要不是针对父母,不是说父母没有本事为子女成婚,而是针对子代本身,说子代这么大了还不懂事,也不考虑自己的父母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还不赶紧找媳妇结婚给父母抱孙子。父母的年龄越大,子代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在南方农村父母看来,儿子娶媳妇,是要儿子自己去完成的。儿子自己找到了对象,意味着完成了对父母的责任,为父母完成了人生任务。父母的人生任务完成了,说明儿子是为父母着想的,对父母是孝顺的。若儿子三十老几都带不回对象,就说明他是吊儿郎当的,不为父母着想。这样的人就是不孝顺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责任不那么强,就可能造成子代因各方面条件太差而无法找到对象,就会给父代传宗接代的期待蒙上阴影。这个问题在南方农村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三个儿子,家庭经济条件太差的话,宗族家门会合力为最大的儿子成婚,包括出钱、出力和动用各种关系,这是宗族成员的义务感使然。只要有一个儿子结婚生子,就可以完成父代的血脉传递。当大儿子成婚之后,其他儿子结婚的义务就不再落在宗族成员身上,而是他们个人自己的事情了。

  质言之,在南方农村,男子的婚配问题,主要是其个人的事情,而不是父母的责任。

  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男子个人要解决婚配问题,就得到打工流入地去解决。在打工地有时间和机会接触更多的女孩。在家乡本地,时间上只有过年前后的一个月,比较仓促,而且本地女孩也都流出去了。结果是,南方农村在务工潮来临之后,外地婚就越来越多,娶外地媳妇也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歧视外地媳妇的观念逐渐退却,进而使得本地传统的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婚越来越少。

  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意味着本地婚姻市场被纳入到全国婚姻市场中。南方农村的男子是在全国婚姻市场上进行“婚姻交易”,女方父母嫁女儿也是在全国市场上“要价”。男子的婚姻成本等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女方的要价也是全国的平均价格。即便依然是本地通婚,但女方已属在全国市场上要价,如果女方对男方的要价高于全国的平均价格,男方就会感觉负担不起,或者划不来,他们就很可能放弃本地婚,到打工地去找外地媳妇。外地媳妇所能要的也是全国平均价格。全国市场的婚姻是要不起高价的,所以彩礼在当地就不会因为某些女方家庭的要价高而水涨船高。婚姻的其他成本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下边这个典型案例。湘南某地一对男女初中毕业后自由恋爱,女方家境不好,嫁女儿时要男方给三万元钱彩礼,这不仅远远高于本地一般的彩礼价格,且与自由恋爱的预期相反,于是男孩不同意,而女孩则要求男方必须出这个价格。男孩一气之下就没有结婚,给女孩及其家庭丢下一句“爱结不结”的“豪言壮语”。后来此人在打工地找了个福建的女孩。

  既然婚姻是男子个人的事情,能不能成婚就主要与个人的条件相关,而与家庭关系不那么紧密。在打工地结交女孩,首先考虑的是爱情。个人的情况包括,一是外出打工的能力,这个是必要条件,留在家里的男孩很难找到女朋友。二是男孩的长相吸引人、能够哄女孩子开心。如果长得不帅气,不能“靠颜值吃饭”,还老实巴交不敢跟女孩子搭腔,也难以找到对象。三是经济上出手阔绰,小气的男子不讨女孩欢心。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难以在打工地收获爱情。还有的情况是,个人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但就因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年轻的男子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想好好地享受一下青春时光,没有把婚姻当回事,当蹉跎了岁月,一转眼就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把自己给耽搁了。同样,因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就得个人去追求满足婚姻的各项条件,努力挣钱、买房子、买车子等,等到这些都有的时候,自己年龄也大了,也就难以再找到合适的对象了,于是也给单着了。

  南方农村婚配上的个体条件可能会被放大,家庭又不“给力”,一切需要个体努力,就使得那些个体条件有问题(残疾、丑陋、不会交际、不大方、经济条件差等)的男子,很可能找不到对象而成为光棍。这样的情况很多,光棍也就很多。即便最终结得起婚,也因为他们挥霍青春,或者在为结婚积蓄能力上花了很多时间,导致结婚年龄也普遍较大。二十六七岁比较普遍,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南方农村婚姻的缔结多因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而起,他们在打工地从谈恋爱到结婚要经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因此婚姻联结相对比较牢固,闪婚的现象不是很多。有稳固的爱情纽带,这里的外地婚较少出现“闪离”或女方“跑婚”的现象。

  在北方小亲族地区,村庄内部由多个小亲族组成,小亲族之间在各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包括村庄政治、人情面子等。竞争胜负的基础在于成婚男丁,这样的人越多,人多势众,发生矛盾时赢的机会就大。每个小亲族、每个家庭都希望多生男孩,并为男孩成婚,以便于再生更多男丁。在这里,生男孩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逻辑,而且是再生更多男丁的逻辑,那么,为每个儿子结婚就变得很重要,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就非常强。小亲族竞争的逻辑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

  在豫东、皖北、皖西南等北方农村地区,父代为子代成婚就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完成人生任务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如果没有给每个儿子结上婚,就意味着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生了儿子却不能帮他成婚,就是自己的最大过错和失职。只有给儿子成婚了,才觉得对得住儿子;为儿子该做的都做了,在儿子面前才能挺直腰杆子。男孩自己却不怎么操心结婚的事情,一切听从父母安排便是,从相亲到结婚,都由父母一手操办。年轻人自己打工挣的钱也交给父母支配,积累起来以备婚姻的各项花销。

  父代在子代婚姻过程中要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是准备子代结婚的相关条件,这需要花费半辈子时光;二是在儿子婚后偿还婚姻所致的一切债务,这是父代的责任,与子代小家庭无关;三是给子代物色合适的婚配对象。

  就第三件而言,父代会在哪里为子代物色对象?自然是在本地物色,因为他们人就在本地,本地婚也一直受到追捧。他们通过本地的亲朋好友、专业媒人、中介机构等,在本地给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这会强化本地既有的婚配方式和对本地婚认可的观念。其结果是,传统通婚圈并没有因年轻人外出务工而被打破,反而被加固了。本地婚优于外地婚的观念也被强化了。

  传统通婚圈的维系,使得北方农村的婚姻被置入两个市场之中,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本地市场,与之相对的是开放的全国市场。当前全国市场的基本特点是,由于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全国婚姻市场上的竞争较为激烈,女方家庭占优势,男方家庭处在婚姻焦虑当中。在此背景下,北方农村的本地市场也受到全国市场的冲击和挤压,一个是本地市场上女孩流向全国市场,本地市场内部适婚男女比重失调愈发严重。另一个是男女双方父母会感受到全国市场的高度竞争,全国婚姻市场上竞争越激烈,对本地婚姻市场主体的心理冲击也就越大,本地男方家长就越发体会到儿子成婚的难度,而女方家长则越发感受自己的优势地位。

  于是,男方家长为了加大儿子的成婚可能性,或者更快、更早地配对成功,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包括建更宽敞更漂亮的带院落的房子、给更高的彩礼。男方家长之间在各自条件上的竞争,抬高了彩礼的价格,提高了婚姻的成本。

  同时,女方家庭处于卖方市场,势必“待价而沽”“伺机出价”。她们的市场越景气,她们就越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可以要更高的价格。她们不仅自己要更高的价格,还相互竞争、攀比彩礼。如果谁家彩礼较低,就会觉得这家的女儿不好,是“便宜”嫁女儿,全家人都没面子。有的女方家庭甚至会在结婚当日突然要更高的彩礼,否则就不放人。更有甚者,有的女孩在家长的挑唆下,在洞房之夜也要额外的彩礼及相关婚姻物件。索要彩礼高的家庭,在当地会树立新的“标杆”,成为其他待嫁女家庭竞相超越的对象。这样,女方家庭之间在彩礼的竞争,也极大地抬高了彩礼价格和婚姻的成本。

  全国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北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彩礼的要价就会不断攀升。基于本地婚天然的正确性,男方家庭不会轻易到全国婚姻市场上去寻找女子,也就加剧了本地市场要高价的情况。

  由于父代的责任强大,父代就会集全家之力,调动家庭所有的资源为子代成婚。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北方农村婚配最重要的条件,而个人的禀赋和条件则退为其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子相亲无数而无果,一旦家里建了个带院落的房子,就立马会获得主动的缘故。因为集全家之力、因为个体条件不重要,那么那些个体条件差的男性也可以结婚。只有家庭真正非常贫穷的男子结不了婚,故而当地的光棍发生率反而不会像南方农村那么高。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也就是找到女孩结婚,北方农村的男方家长除了在彩礼、房子等硬性条件上下功夫外,还在结婚的年龄上下功夫。他们会在男孩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谋划相亲,如果被相中,就在十八九岁结婚。如果不成功,则有时间多相亲几年,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相中为止,而过了这个年龄就很难再相到了。人们相信媳妇难找、彩礼会越来越高,越早出手对自己越有利。所以,由于本地市场的高度竞争,北方农村相亲、结婚的年龄普遍偏低,早婚现象严重。

  父代组织的相亲,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婚,于是北方农村的婚姻还伴随几个显著现象,一个是“闪婚”,每年过年期间密集相亲,许多人相中之后在十数天之内就走完结婚的全过程。另一个是“闪离”,闪婚使得男女婚姻没有强有力的维系纽带,没有感情基础,在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合适,或者觉得有更合适的就快速离婚。还有一个是“跑婚”,外地婚的女子到本地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容易跑掉,这些女子一般是从大西南被介绍(有的是被骗)过来的,过来之后觉得与想象的相差太远,便寻机跑掉了。也有的是自由恋爱后女方到男方家庭生活,觉得本地太穷、太苦而出走。

  由于北方农村本地市场的存在和内部的激烈竞争,便衍生出了以农村婚姻为生的行业,包括传统的非职业媒婆转变为职业媒婆,婚姻中介机构在北方农村兴起;还有些带有非法性质的如拐卖妇女、骗婚团伙等皆出现;北方农村新近还出现了专门从越南、缅甸等地介绍婚姻的组织,他们不仅从这些国家介绍女子过来,还对她们进行专门的语言、生活方面的培训等。这些次生市场,是北方本地婚姻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父代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为其成婚的男子,最终也就成了光棍儿。但因为北方农村父代为子代婚姻负起了巨大的责任,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竞争力相对较强,因而子代成婚的可能性大,光棍的发生率较南方农村低很多。

  北方农村彩礼和婚姻成本的不断攀升,给男方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婚姻压力和焦虑,中年一代的家长承受了主要的压力,他们不仅为此耗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而且还为此负债累累,到五六十岁还要为还债而远赴他乡打工。等到他们终于还上了所有的债务,也到了暮年,如果身体垮了,没有劳动能力了,不再可能为余生创造生活所需,那么一切都还得依靠儿子媳妇。但是那时,他们的儿子媳妇正处在负担最重的中年阶段,对年老的他们也可能无暇顾及了。

  综上所述,“天价彩礼”的基本逻辑线索如下:

  1. 在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较弱,婚姻成为子代个人的事情,他们就得自己解决婚姻问题。打工潮的出现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打工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从而使得传统通婚圈被打破,而成为全国婚姻市场的一部分。即便是本地人相互通婚,只要被置于全国市场,就要不起高价,因而南方农村的彩礼和婚姻成本普遍不高。

  2. 在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很强,为子女缔结婚姻成为父代重要的人生任务,他们要为子代的婚姻负责。父代在本地为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维系了本地传统的通婚圈。全国市场上的失衡性别比使得本地通婚圈内的婚姻竞争愈发激烈。男方家庭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就会加筑自己的条件,给出更多的彩礼。女方家庭在本地市场中的地位更有利,谈判话语权更强,就会向男方家庭提出更高的条件如要更多的彩礼,而且女方家庭会在婚姻条件、彩礼上相互攀比,从而不断推高彩礼价格。

  3. 在婚姻市场中,全国市场是要不起高价的,只能要平均价格,只有本地婚主导的市场才能要高价。因而,“天价彩礼”只存在于本地婚市场中。哪里有本地婚市场,哪里就会有“天价彩礼”。

  4. 在南方农村,由于父代责任相对弱化,婚姻成为年轻人个人的事情,单薄的个体难以在婚姻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因而晚婚、光棍现象比较多。在北方农村,由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更强,婚姻成为整个家庭的事情,举全家之力为子代成婚,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较强,因而成婚的概率就比较高,光棍相对较少。由于父代责任的差异,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失衡性别比造成的三千多万剩男,以南方农村男子为多,而这些南方男子又以“老少边穷”地区为最。

  (本文节选自杨华 所著《乡争: 竞争将如何塑造60万中国乡村和5亿农民的未来》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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