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掉阶级概念的‘大杂烩’”VS“抽掉善恶概念的‘阶级’”

――与飞舟谈

　　《数学》中有个重要概念“同构”，避免复杂就以“＋”和“×”举例演示一下。这两个是加法符号和乘法符号，加法和乘法也即“＋”和“×”就具有同构性：

　　同构性之一是“交换性”：比如对于“＋”有，a+b=b+a；对于“×”有，a×b=b×a；

　　同构性之二是“可逆性”：比如加法的逆运算是减法，也即“＋”的逆运算是“－”；乘法的逆运算是除法，也即“×”的逆运算是“÷”。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交换性”和“可逆性”这样的性质，“同构”或“同构性”就是这样一系列或若干性质的组合。

　　《数学》研究的内容当然太多了，有许多内容就象“＋”和“×”那样具有“同构性”，有各种不同内容的“同构性”和不同命名，例如“同体”、“同环”、“同胚”、“同伦”…，有专门的《数学》来研究他们，比如《代数论》、《拓扑论》等好几门。

　　《数学》中有“同构”概念，但是“纯物质”领域就不存在――因为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结构，同一种物质具有相同结构，于是同一种命名，就不存在“同构”概念；

　　《系统论》和《信息科学》有大量的“同构”概念――指不同成分、不同组成的系统，却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构组织形式，可在化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系统结构分析中应用。

　　《哲学》是关于“终极之问”的学科，他本身没有独立的“同构”或“结构”这样的概念，而是“关于他们”的追问――涉及到“本体”、“本源”、“范畴”、“认识”等等，通过这些思辨和加持，可以更深刻认识《数学》、“纯物质”、《系统论》或《信息科学》中的相关概念和认识。

　　总之，“同构”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超越了具体学科，揭示了人类思辨的统一性和深刻性――缺了这样的思辨，人的思维就呈“碎片化”、“无章化”、“片面化”、“孤立化”、“静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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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论坛读了飞舟的《新大众文艺：抽掉阶级概念的“大杂烩”》脑袋忽地蹦出“同构”这个词。

　　确实的，我们当下社会极化（二八现象）严重，但是文艺作品并不反映这个，而是一股子“廉价”又“阴雌化”的情绪，无病呻吟的“娘炮”味；

　　我们那时也有相似情况：有时看似满满的“阶级叙事”腔，但却不能调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没有我们儿时读过的类似《红旗谱》那样必然的“爱憎分明”――大部分情况下可能短于创作水平？

　　但也不一定，部分可能因为“价值观”、“意识形态”诸多原因？

　　1949年后我们理论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要真正实现那还要漫长过程――这是伟人亲口告诉我们的，亲口告诉我们这一代的――造谣犯罪！必须判刑！但这确确实实伟人亲口告诉我们这代人的！

　　因此，别看有些作品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其实一股子“布尔乔亚”味或者“小布”味，不可能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分明”的，决不可能的！

　　我们那代对这股邪风进行了抵制和抗争，结果遭遇袭击和闷棍。嗨！不说了！今天看了飞舟这篇文章又勾起了往事，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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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没被击倒过，怎么可能的事！我本人更愿意哲学上反思这件事，告诉后人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乏于“理论叙事”，致使未能建立完整、系统化、哲学提升的“善恶观”，始终停留在不能自洽圆满的状态。

　　中国文化传统乏于“理论叙事”，当然相对而言，比如与周边的中亚、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诸民族相比――比如我们回忆一下，佛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或祆教）、摩尼教（或明胶）都是那些方向传过来的，原始于我们这儿的思想反向传递的例子不太有；究其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人的智商智力虽然远高于他们，但是文字的繁难阻碍了思想的生发和传播。

　　更要命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发工具和传播工具比较集中于“文字”，于是乎繁难的叠加效应，古代中国的思想很难乃至民间，很难表达平民意识――这个恐怕不用解释了，

　　因此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没有建立过完整系统的，具有哲学味的“善恶观”――当然存在“善”与“恶”这个词，这个不用说，古代知识分子也反反复复争论，比如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但都没有达到应有高度。

　　这是我在论坛经常表达的观点。

　　这个局面近现代有所改观，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1949年后的汉字改革――但也毕竟时间短促，平民要完全掌握还有待时日；近现代西方文化爆发式急速影响中国，文字当然是重要工具，文本当然是主要承载――但也毕竟时间短促（到今天2026年，也不过一百多年），平民要完全掌握还有待时日，

　　以上诸效应叠加，你要一个文本作品反应“平民阶层”、“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喜怒哀乐”、“爱憎分明”，有时恐怕是比较难的――哪怕他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他不给你搞“布尔乔亚专政”就算谢天谢地了！

　　这是我在论坛经常表达的观点。哪怕屡遭“404”――反正我屡败屡战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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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重叠加――可能短于创作水平、可能受制于“价值观”、“意识形态”、中国传统乏于理论叙事――导致一些作品，哪怕他打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旗号，甚至确有此类主观意向，但却鲜有甚至没有那股味，不能反映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分明”，很多情况下一股子“布尔乔亚”＋“娘炮”味。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