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无产阶级的新革命本能

　　在私有制社会中，阶级的划分取决于一个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标准——是否占有能够剥削他人劳动的生产资料，这是由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铁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对此作出了最为精准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一定义明确昭示：收入、声望、生活方式等所有被韦伯主义阶层理论奉为圭臬的指标，都不过是阶级地位的外在表现，而非阶级划分的根本依据。与阶级的绝对性相对，阶层则是同一阶级内部因收入分配、职业分工、权力大小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差异而形成的相对分层，它具有流动性和易变性，却不能改变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位置。尼科斯·普兰查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中深刻批判了将阶层等同于阶级的错误倾向，指出阶层本质上是阶级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形式，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实施“分而治之”策略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领取高薪的“工人贵族”和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尽管生活境遇天差地别，却同属无产阶级——他们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长时间尺度看，1800年代的工厂工人与21世纪的现代雇员，虽然生存条件大为改善，甚至拥有房产、股票、汽车等财产，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阶层性的，而非阶级性的。历史性地说，无产阶级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剧烈分化，资产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将从全球攫取的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用于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幻象，这种“阶层性”的改变也确实能切实地通过塑造一套“有产幻觉”削减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根本事实。

　　让我们重叩“无产阶级”的定义吧：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在当代，出卖劳动力、被雇佣和剥削的无产阶级普遍拥有消费性财产和小额金融资产，以及赖以谋生的劳动资料——这样的东西给予他们一种“我们拥有生产资料”的错觉，但这并非真正的生产资料，而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或是被金融体系吸走的储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劳动对资本从属关系的演进逻辑，这一逻辑仍为我们理解当代剥削的新形式提供了一个牛顿定律之于自然科学一样的作用。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形式：第一种是“形式从属”，即劳动者在法律上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的劳动力所有者，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典型剥削形式;第二种是“实际从属”，即资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流通领域购买劳动力，而是通过控制劳动过程本身，将整个生产活动完全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使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意志。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实际从属”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突破了传统雇佣劳动的边界。那些被习惯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群体——网店所有者、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从业人、个体工商户——表面上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实则已沦为平台资本、金融资本和供应链巨头控制下的新型无产阶级。再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中提出了“生产资料的去资本化”概念：当生产资料的流通和使用完全被垄断资本控制时，它就不再是能够为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而变成了劳动者为资本垫付的“劳动成本”。外卖员的电动车、博主的相机、淘宝店主的仓库，这些看似属于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只是资本无偿使用的“附属生产资料”。平台并不拥有这些工具，但通过垄断流量入口、掌握算法调度权和市场定价权，完全控制了劳动的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劳动者对工具的所有权，仅仅意味着他们需要自行承担生产资料的折旧、经营风险和失业成本，资本则将所有的外部性转嫁给了劳动者，这是一种比传统雇佣劳动更隐蔽、更彻底的剥削形式。与此同时，大卫·哈维所揭示的“剥夺性积累”机制正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积累方式，它将剥削的触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流通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通过住房贷款、消费贷、教育贷等金融工具，资产阶级将工人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收入提前占有，制造了庞大的“终身债务奴隶”群体。这种“通过债务的剥夺”，使得无产阶级即使在形式上拥有房产等财产，也不过是银行的抵押品，一旦失去劳动力或遭遇经济波动，就会立刻被剥夺所有财产，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债务锁链如同无形的枷锁，将劳动者牢牢地绑定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上，使得任何形式的反抗都可能导致他们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这种“有产幻觉”的形成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体系。葛兰西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是这道题的重要解法：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再仅仅依靠暴力机器，更多地是通过文化霸权来实现的——他们通过教育、媒体、流行文化等各种渠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灌输给被统治阶级，使后者自愿地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我可以冒昧地再补充一句：一个被迫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政府才是最弱小无能的)“通过个人奋斗成为老板/学霸”等深刻荼毒大家的叙事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表现。它将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努力程度，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劳动者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不够努力”，而不是剥削制度本身。而让·鲍德里亚又在《消费社会》中进一步揭示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消解阶级意识方面的巨大作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源源不断的“虚假需求”，将工人的阶级意识转化为消费欲望。拥有房产、汽车、名牌商品不再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这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将无产阶级的注意力从“改变生产关系”转移到了“改善消费能力”上，将阶级斗争转化为了不同消费阶层之间的攀比和竞争，这确实极大地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

　　然而矛盾早已在更深处积聚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制造“有产幻觉”的同时，它自己的卑劣本性就在不断且不自觉地地打碎这种幻觉，而这就为革命潜能的重新凝聚创造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是“绝对贫困化”，而是“相对贫困化”——即相对于资产阶级财富的指数级增长，无产阶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不断下降。当代“伪小资产阶级无产者”们承受的正是这种最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成长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神话”的叙事之中，坚定不移地信奉“通过自己的努力地考试、工作便可以实现阶层跃升，拥有稳定的生活和光明的未来”这种当代宗教，但现实却是三十多年还不完的房贷和十二年直接剥削的应试教育了。这种“期望落空”带来的愤怒和幻灭感在心理上是远比传统工人阶级的“生存愤怒”更为强烈，也更具革命性的。与此同时，这些新型无产阶级还拥有传统产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可以看到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劳动形式已经从“物质劳动”转向了“非物质劳动”，包括知识劳动、情感劳动、传播劳动等。从事非物质劳动的“诸众”，天生具有协作性、网络性和创造性。他们分散却通过数字网络紧密联结，受教育水平较高且善于传播观念，能够快速地形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而且，他们掌握着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和信息，这使得他们比传统产业工人更有能力掌控生产过程，也更有潜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奈格里和哈特的“诸众”理论明显忽视了阶级内部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也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新无产阶级虽然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他们的反抗往往是自发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而且深受小资病影响的，如果没有先进的阶级意识和统一的政治组织来引导，这些自发的反抗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分化瓦解而无法转化为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自觉革命运动)。

　　因此，当无产阶级化的浪潮不断将这些名义上的小有产者抛入实质性的雇佣劳动深渊时，他们就不再是旧定义中的“中间阶层”，而是最纯粹的新时代无产阶级——进一步说，也是未来社会变革可倚重的兵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不会因为剥削形式的变化而消失，而它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内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创新”，无论是平台经济还是金融创新，本质上都是为了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它们同时也在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着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剥削阶级时刻不断地生产着自己的新的掘墓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激发这群“新掘墓人”的新的革命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