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上的王稼祥——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幕后功臣（图）
廖尚刚根据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绘制的图片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携带1000余副担架。这些担架在长征途中，不仅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场所，还是政治讨论的舞台和运输物资的工具，它们如一根根无字竹简，印刻着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长征路上因各种原因都坐过担架。王稼祥，这位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路的革命家，便是这样一位“关键先生”。当历史的风云汇聚于1934年至1935年的艰难岁月，当中国革命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寻找方向，王稼祥拖着病弱之躯，在担架上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关键抉择。他的存在，恰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担架上的“三人团”：中国革命命运的悄然集结
长征出发前夕，中央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此时的毛泽东，因患疟疾刚刚痊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按照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这一请求看似平常，实则蕴含着深邃的战略眼光。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证明，这一安排成为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点。
于是，在通往瑞金医院的路上，在红军转移的漫漫长途中，两副担架和一位骑马的领导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三人团”。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交流意见的绝佳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张闻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构成了红军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通道会议：担架上的转兵之谋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此时的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痛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殊不知蒋介石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五六倍的重兵，张网以待。
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指出：如果继续北上湘西是自投罗网之举，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赞同和支持。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他们凭借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与毛泽东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到贵州去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鼎力支持，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虽然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但决定调整行军路线，西进贵州。当天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部署了各部继续西进的计划。
通道会议虽然只是对行军路线作出调整，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正如后来学者所言，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道会议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而王稼祥在担架上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无疑是这次转折的重要推力。
三、黎平会议：担架上的战略抉择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不顾身体的伤痛，坚持履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参加中央军委和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提出要支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西渡乌江北上。
黎平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决定》所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黎平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的激烈争论，决定在适当时间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央“三人团”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思想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
在黎平，王稼祥除了集中精力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外，还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请傅连暲医生检查了病情。当时，他受伤的肠子同伤口相通，蛔虫从伤口中钻出来。这是因为在瑞金时采用保守疗法，残留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取出，伤口没有愈合带来的后遗症。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忘却了伤痛，全神贯注于党和红军的命运。
四、黄平橘林谈话：担架上的历史性共识
黎平会议后，博古和李德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意识到，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
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旧州城外的橘林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王稼祥坐着担架跟随军委纵队，毛泽东此时去找刘伯承、彭德怀等军团领导人谈心去了，3副担架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交谈。在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橘林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王稼祥曾参加过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很钦佩。此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行，比李德他们更强。
同样张闻天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胜利与挫折的对比中，他深切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交谈中，两人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经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两次战略调整，毛泽东在红军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干脆一鼓作气，到遵义后，请周恩来同志协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这样，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五、猴场会议：担架上的权力调整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头继续会合红2、红6军团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
王稼祥在担架上依然坚持参加这次重要会议。他的支持对于巩固黎平会议的成果、推动军事指挥权的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猴场会议尤为关键的是，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组织程序上剥夺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集体领导。猴场会议可以看作是黄平橘林谈话所酝酿共识的制度化落实，是限制错误指挥、为毛泽东复出进一步铺平道路的关键一环。
六、遵义会议：担架上的“关键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经过酝酿、请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作为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天，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 ‘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方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 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予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做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的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他挺身而出。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这一票，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天平上最沉重的一票，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
七、历史的回响：担架上的革命家与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将这个历史过程称为“担架上的‘阴谋’”。但这个所谓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从瑞金医院被抬出来踏上长征路，到通道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从黎平会议上力挺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到黄平橘林中与张闻天共同酝酿毛泽东复出；从猴场会议上支持解除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到遵义会议上投下“关键一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却站立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无数革命者在艰难困苦中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结果。王稼祥以病弱之躯，担架上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关键抉择。他的存在，恰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禁要问：是什么支撑着王稼祥在病痛中依然坚持革命斗争？是什么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抛弃个人得失，毅然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答案或许就在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深切忧虑。
担架上的王稼祥，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在于你站着还是躺着，而在于你的心是否与党和人民在一起，你的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正是我们永远需要铭记的历史启示。
备注：
1.徐则浩 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文显堂 著《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 3.程中原 著《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4.耿 飚 著《耿飚回忆录》 5.金一南 著《苦难辉煌》 6.中央档案馆 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52-474页刊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作者系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