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再谈《桃花扇》：“江南奴变”与南明覆灭

　　“一个江南世仆的价格不超过20两白银，而同期运往美洲的黑奴价格，则折合白银200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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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点击阅读】

　　这部作品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剧”，在中国戏剧与文学中的地位，堪比《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莎剧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

　　莎剧在欧美舞台上长演不衰，影视界也经常重拍莎剧，而中国的戏剧、电影界对《桃花扇》的发掘与再创作却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然而，肯定《桃花扇》的文学成就，并不意味着可以回避其思想局限。

　　孔尚任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判断，《桃花扇》本身便可作证。

　　该剧对南明覆亡原因的剖析，聚焦于朝政得失、文人聚散、权奸当道，却完全不涉及“江南奴变”与南明覆灭之间的深刻关联。

　　这一盲点并非孔尚任史料掌握不足所致——他“在长江南北访遗问老，与冒辟疆、邓汉仪、张瑶星等人交往，并实地考察南明史迹”，对明末社会状况不可谓不熟悉——而是其历史观的必然产物。

　　在英雄史观框架下，历史走向取决于帝王将相的贤愚忠奸，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充其量只是背景噪音，不配进入“兴亡之感”的叙事核心。

　　当然，今天我们不必苛责古人，但必须用奴隶史观重新审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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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所“忽略”的江南奴变，恰恰是理解南明迅速覆亡的一把关键钥匙。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冠绝天下，却也是土地兼并最为酷烈之地。

　　以隆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为例，其家族在松江一地占田就高达六万亩以上；浙江乌程的董份家族亦通过“诡寄”手段聚田六千亩。

　　到了明末，官僚、宗室与士绅阶层合计占田已超过全国耕地的50%，在江南富庶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达60%—70%。

　　随着宗室、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阶层以重利盘剥、巧取豪夺的手段鲸吞田产，无数自耕农在赋税徭役与高利贷的双重夹击下迅速破产。

　　据明代苏杭地区居民职业结构表显示，自耕农仅占当地人口的24%，而佃农高达36%——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已丧失土地所有权，沦为依附于地主的租佃者。

　　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将自身连同子孙一并“投献”于豪绅门下，以求苟全性命。

　　一张卖身契，断绝的不仅是田产，更是人身自由——自此世代困于奴籍，沦为“家僮”“世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直言：“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两千人者”；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亦载，湖广麻城梅、刘、田、李四大族“各有家僮不下三四千人”。

　　这些奴仆“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子子孙孙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应试出仕。

　　世仆的命运之卑微，远逊于同期被贩卖至美洲的黑奴——一个江南世仆的价格不超过20两白银，而同期运往美洲的黑奴价格，则折合白银200两以上。

　　这种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农奴化过程，使江南在繁华表象之下，悄然积累起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

　　1644年，当崇祯皇帝迫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破城的压力而自缢煤山的消息传来，这座火山终于爆发。

　　6月至9月，是江南奴变的第一阶段，形式为相对温和的“索契”——奴仆们要求主人交出卖身契，还以自由身。

　　不久，奴变全面升级为暴力革命；出现了“削鼻班”等武装组织，原有的社会等级被彻底颠覆，“仆在堂上，主跪堂下”的景象比比皆是。

　　松江府率先陷入混乱，“奴仆们成群结队，手持武器，冲向主人府邸”；

　　江阴徐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家族——在1645年遭遇灭顶之灾，徐霞客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一家5口、徐亮采一家16口全部惨遭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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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政权的核心统治基础，正是江南的士绅地主阶层，其财政赋税、地方治理、军事动员全部依托这一群体。

　　南明财政极度依赖江南苏松嘉湖的赋税，这片区域却是奴变爆发的核心区——大批乡绅宅邸、粮仓、当铺遭冲击，田契、租簿被焚毁，地主无法收租、完税。

　　弘光朝廷军费、官俸的核心税源直接受损，本就拮据的财政雪上加霜。

　　南明募兵、团练全部依靠乡绅出资、出丁。遭遇奴变的世家大族只顾自保，纷纷收拢私蓄、修筑家堡，不愿再出钱支持朝廷募兵；不少名门望族举家逃亡，放弃配合官府组织乡勇。

　　史可法督扬州时，多次向江南催饷、征兵，但所获甚微。

　　江南大片庄田因奴变无人耕作，粮食减产。战时粮草供给不足，进一步制约了江北四镇军队的作战能力。

　　南明政权失去了最核心的社会基础，沦为悬浮于江南大地的空壳政权。

　　不仅如此，由于南明朝廷无力镇压奴变，江南士绅在内外交困中，选择了“引清兵入江南”——他们联络北方政权，请求清军南下镇压起义，为此愿意俯首称臣。

　　1645年4月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5月南京城破、弘光政权瓦解——清军得以“三个月转战千里，入长江天险如入无人之境”。

　　“江南奴变”对南明灭亡的影响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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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入江南后，一边联合乡绅镇压奴变，恢复地主统治秩序，拉拢士绅阶层；一边适度调整佃仆律法，缓和社会矛盾。

　　靠着平定奴变树立权威，清廷快速接管了江南财赋重地，断绝了南明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可能。

　　清朝对江南奴变的镇压，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清朝的统治绝非什么“外来殖民政权”，而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点击阅读】。所谓“1644史观”——将1644年视为华夏文明的“至暗时刻”、将清朝污称为“外来殖民政权”——是完全错误的。【点击阅读】

　　清朝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反而充当了封建秩序的保卫者与修复者。

　　明清易代，是传统的改朝换代，“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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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奴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方面，大地主极度忌惮蓄养大量世袭家奴、庄奴，害怕他们再次聚众造反。豪门不再大规模签终身、世代卖身契，高强度人身依附的佃仆制度逐渐淡出。

　　另一方面，地主更愿意将土地出租给自由佃户，收取定额地租。佃户人身自由，无世代绑定义务。

　　江南农业，开始从“农奴庄园劳作”，转向普通的租佃模式。

　　奴变发生前，大量自耕农带田投献士绅、沦为奴仆；奴变结束后，士绅不敢接收投献田产，一定程度缓解了土地的无节制兼并。

　　清朝击溃南明后，鉴于奴变的教训，修订律例，规定：纯粹卖身家奴仍属贱籍，但普通租地佃户不属于奴仆，地主不得随意拘押、役使佃户子女，禁止强迫佃户世代依附。

　　明代士绅可任意责罚奴仆；清朝律法则限定了主人的惩戒尺度，若殴死佃仆、佃户要承担刑责，削弱了乡绅不受约束的私刑权。

　　到了雍正时期，清廷推行开豁贱籍，允许佃仆、乐户等脱籍为良民。

　　佃户脱离贱奴身份后，拥有迁徙、择主自由；人身依附关系的松绑，为后来江南商品经济、自由雇工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与此同时，明代江南士绅垄断地方治理、私蓄武装、掌控大量依附人口的强势局面被削弱。清廷依靠保甲制度管控基层，不再完全倚重地方大族。

　　江南奴变，与北方的农民起义相呼应，证明晚明的土地兼并、严苛的人身压迫已经到了社会承受的临界点——这意味着，明朝的灭亡，主要是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清兵入关”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奴变，即世仆起义，直接终结了江南盛行数百年的世袭佃仆庄园制，推动租佃制普及，倒逼清廷修正尊卑律法，松弛人身束缚，重塑了清代江南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这就是说，“江南奴变”不仅从内部炸毁了南明，也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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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农民起义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往往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农民革命升华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回望《桃花扇》，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以精湛的艺术完成了对南明覆亡的文学叙事，却“忽略”了江南奴变这一决定性的历史变量。

　　戏剧可以“忽略”历史，但历史规律本身并不会因为被“忽略”而失去力量。

　　江南奴变，如同历史深处响起的一声惊雷，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只是帝王将相的舞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