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莫言家世考证” ?荒唐的花公费修生祠
- 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立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莫言家世考证",经费35万元,2022年结项获评优秀
- 程光炜所谓"学术研究"主要依据莫言自述文本,未进行人物访谈和田野调查
- 莫言自述存在前后矛盾:辍学原因有多个版本,童年"饥饿"描述与7岁照片形象不符
- 程光炜的考证自相矛盾:一会儿称富农家庭出身导致失学,一会儿又称中农子女可升学
- 研究不加辨析地采信莫言自述,耗费35万公共财政资金,实为用公帑为莫言"修生祠"
- 程光炜还宣称莫言、贾平凹、余华等已具有"经典作家"地位,此研究旨在造"文学之神"
- 该成果获评"优秀"等级,暴露出现代文坛评价体系的腐败与腐朽
近日有网友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在2016年立项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莫言家世考证”,立项经费高达35万元,2022年一季度经专家鉴定,结项等级还被评为优秀(最高结项评级)。


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宣称,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旨在填补“重文本、轻家世”的学术空白,“为理解作家创作提供实证背景”。
笔者向来认为莫言的文学作品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还真希望有人能够提供“实证背景”考证,证明“莫言说的是真的”、来打笔者的脸,便忽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起来了,于是便找来了“项目成果”——所谓的“10篇系列论文”:

看过之后,笔者大感失望。这就是所谓的“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是在国内顶尖文科学府申报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程光炜所谓的“学术研究”是为了考证莫言的家世,却连最基本的人物访谈、田野调查都懒得做了,而是主要依据《说吧,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大哥说莫言》和《莫言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本书籍。而这几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出自莫言那些自相矛盾的自述、散文以及其“亲友团”口述。
例如,关于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的原因,莫言在2012年接受诺贝尔基金会专访时讲述:“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人人自危。我们家解放前土地比较多;我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不喜欢,就不让我上学。”
莫言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中学时代》中讲述,自己失学是因和同学张立新“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带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得罪了校方和郑红英被开除。
而在2013年出版的由莫言和其大哥管谟贤共同整理的《莫言年谱》中,又是这样描述的:
“1967年,13岁。年初,上海、青岛等地开始夺权。大哥谟贤回乡探亲,带回一些造反派散发的传单。莫言受到启发,到学校造反,贴老师大字报,骂老师是‘奴隶主’,撕烂课程表,成立战斗队,到胶县(现胶州)去串联,在接待站住了一晚,尿了炕,吓得第二天跑回家。为此,学校决定开除他。”
可见,关于莫言辍学的原因,莫言自己的描述都是版本前后不一,原因各异。但诸多说法共同指向了莫言自身的原因——调皮捣蛋,哪怕这原因背后有时代背景。
然而,程光炜跳过对这些说法的事实分析,直接采纳了莫言那个近乎带着政治控诉的结论——“家庭出身”:
按照当时政策,中农子女一般是可以上中学的,比如莫言的大哥、二哥,富农、 地主子弟则被排除在外(也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不过,因各地执行政策的宽严不一,情形又有所不同,这种地域环境差异,使得新时期作家在叙述个人的成长史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样貌。例如,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的莫言连中学都不能读,而父亲是现行反革命的贾平凹……
(见程光炜:《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08>)
这里程光炜“考证”出莫言家庭是富农出身,一会儿说莫言一次上不了中学,一会儿又说莫言的大哥、二哥因为“中农子女”是可以上中学的。
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莫言,其父亲“从互助组、合作社、国有农场耕作区和生产大队,始终担任会计工作”,这个会计工作可是很关键的岗位;其大哥更是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当了中学老师;其二哥也是高中毕业,只是没考上大学。
笔者不是说家庭出身对当时的青年升学没有影响,但问题显然远远没到莫言夸大的程度,还没有影响到富农出身的莫言家庭;笔者的爷爷被划成地主成分,大伯的确因此无法升学,但这也没妨碍他担任生产小队队长。而程光炜的所谓“考证”,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又如,考证莫言的母亲时,程光炜写道:“莫言有几篇散文,从不同侧面叙述了自己母亲的性情、整日劳作和为人母的辛苦。”“一是劳作”,莫言说如何如何;“二是饥饿”,莫言说如何如何;“三是疾病”,莫言说如何如何;考证莫言的童年时,程光炜同样提到一个关键词“饥饿”,依据同样是《莫言王尧对话录》中莫言的自述、《大哥说莫言》中管谟贤讲莫言偷萝卜以及莫言的散文……
通过这样的所谓“学术研究”,程光炜用莫言的自述“提供”了莫言创作的“实证背景”,那就是苦难的童年。
事实上,即便就只是借助莫言自己提供的文本,也无法佐证莫言关于“苦难童年”的描述。
莫言有一张与自己堂姐的合照,拍摄于1962年春天。

莫言在他的散文《从照相说起》中,讲述了拍这张照片的过程和经历:
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课间休息时,就听到有同学喊叫:照相的来了!大家就一窝蜂地窜出教室……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说:我要照相……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窜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
由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关键信息——这次照相的机会是莫言蹭来的,因而是临时起意,绝对不可能是摆拍。
那么,一系列问题就被引出来了。
从照片看,莫言与堂姐虽然穿得并不光鲜,却也十分得体,莫言还穿着厚厚的棉服。
而莫言在香港演讲时却讲道:“8岁——穷得光着身子到处跑,狗一样把任何能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十岁前不知道啥是照相。”
莫言出生于1955年,拍摄照片时刚刚7岁,刚刚经历莫言们反复控诉的新中国最困难时期,8岁的莫言不可能比7岁时的莫言过得更加悲惨;而照片里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形象,也很难与莫言反复控诉的“饥饿到吃煤球”的经历对应起来。
当然,笔者不是说那个年代吃得好,而是说问题被莫言严重夸大了,而对于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莫言们却不细究,只是奉命跟着一起诋毁农业集体化。
关于莫言母亲生病的事,在莫言和程光炜笔下,成了莫言母亲“受苦受难”的证据。而莫言自己在不同场合和文章的讲述,却不小心透露了另一种历史图景:
莫言在《<丰乳肥臀>解》中讲过他母亲生病的事:“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似乎这便是他创作《丰乳肥臀》的动机之一。
为了描述母亲的苦难,莫言一不小心也讲了母亲治病的经历:“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
对于仇视毛泽东时代的莫言来讲,这段治病的经历只是母亲生病的佐证;而对于研究历史的人而言,这个治病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斗争和巨大的历史波澜: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到70年代后期,五六百万人的赤脚医生队伍建立起来了,农民不出门就可以看病,而且是通过合作医疗免费看病!
反倒是毛主席走后的80年代,莫言的堂姐死在往县城医院送医的路上:
“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而莫言母亲的“最后十年”(1984年-1994年),因为农村医疗资源重归贫乏,还要倚赖已经成为大作家的莫言每次“探家”带她去县城甚至省城医院看病:
“在她最后的十年岁月里,我每次探家,几乎都要陪母亲进医院,她老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年。母亲的许多病都是在月子里种下的病根。1994年1月29日,我的母亲因肺心综合征去世。”
所以,毛主席其实是救过莫言母亲的命的,只是莫言为了伤痕文学家的生计,绝对不会念毛主席的好。
莫言早已被诟病的胡编乱造、子虚乌有,莫言的亲大哥管谟贤在《大哥说莫言》一书中曾出来辩解称:“我在这里要说,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不能当真的。散文是创作,允许虚构,这也是传统。”然而,程光炜先生却对莫言的散文深信不疑、全盘采纳。
从上面笔者的辨析课可以看出来,即便是从莫言文本本身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端倪”与莫言的控诉方向并不一致,而程光炜先生却不加任何辨析和思考,只是寻章摘句就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这种不作实地考察,仅仅是作有限文本解读的研究,又何须花费35万?这不是在浪费公共财政资金吗?
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呢?分明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为莫言塑造“神性”金身,就好比用公帑为活人修“功德祠”。
程光炜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中说:
“当代文学也应该推出自己的‘鲁郭茅巴老曹’来。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的文学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
这或许便是程光炜孜孜不倦、花费35万财政资金,为莫言“修生祠”的原因吧,他不仅要造莫言的神,还要造贾平凹、余华等人的神,他们与莫言还真是“一类人”。
只是这“神”未免造得太粗糙了、太脆弱了,简直一戳就破,最后沦为文人之间浪费了公帑却极其廉价的“商业互吹”。而这项研究成果在2022年的“优秀”评价,更是把现代文坛的腐败与腐朽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