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年代劳动者最光荣?

2026-10-02
作者: 闻新哨长 来源: 哨位札记

AI摘要
  • 古代劳动者在史书中无名无姓,只有被文人怜悯;民国时期童工、长工时普遍,日常尊严缺失
  • 新中国前三十年,时传祥等普通劳动者被请进人民大会堂,八级工资制、工人新村等制度让劳动者凭本事立足
  • 当今"打工人""搬砖"等自嘲称谓流行,折射劳动者地位的新困境
  • 人们怀念那个年代,实际是怀念一种风气——人人尊重劳动,凭力气吃饭理直气壮
  • 一个把普通人举成巨人的社会,人们会记它很久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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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几日路过一所小学,恰逢放学。一位母亲指着扫落叶的环卫工,对孩子说:"看到没有?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干这个。"孩子看了一眼,点点头。那眼神里没有别的,只有惶恐。

  这句话,三十年前有人说过,二十年前有人说过,今天还能听到。劳动光荣的横幅年年挂,劳动者的歌儿年年唱,可一个社会对劳动真正的态度,有时候不在口号里,而在大人教孩子看待扫地者的眼神里。

  于是忍不住想问:到底哪个年代,劳动者真正光荣过?

  二

  要说古代,便翻开两千年。

  二十四史皇皇巨著,帝王将相后妃外戚,连刺客方术都有列传。可修长城的民夫,开运河的纤夫,种地的农夫——谁有名字?

  连刺客都有名字,唯独劳动者没有。他们不是活在历史里,他们是被历史吃了。

  诗人写过几首悯农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写得痛心;"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写得愤然。可写诗的人做了官,照旧锦衣玉食。李绅写"粒粒皆辛苦",官至宰相后生活奢靡。可见怜悯与尊重终究不是一回事:同情是文人的修养,而劳动者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变分毫。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被奉为通义,写进学塾课本。士农工商,农排第二,听着是高帽一顶,细想不过是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所谓"耕读传家",本质是走出土地——"耕"字只是向上的台阶,一旦登堂入室,谁还回头看一眼田埂?

  所以要说古代劳动者光荣,我横竖寻不出证据。史书里没有他们的名,庙堂上没有他们的位,诗歌里只有居高临下的叹息。最好的境遇是被怜悯,至于光荣二字,从来不在劳动本身,而在能不能借着劳动走出劳动。

  三

  有人不服,搬出民国来。

  民国确实有些风雅场面:旗袍、爵士乐、黄包车穿过霓虹灯下的马路,照片到今天还能做怀旧素材。可我要请教一句:那霓虹灯底下,站的是谁?灯光照得见淑女的绸缎,照不见车夫补丁摞补丁的肩头。

  有作家写过一个包身工,诨名"芦柴棒",十五六岁,两粥一饭,被锁在纱厂的板壁房里。这样的人在当年的上海不是少数:纱厂童工最小的七八岁,每天十二到十四个钟头;拉人力车的,十年下来膝盖就废了。

  《工厂法》倒是立了,纸上写着八小时工作制,煞有介事。可1929年的纱厂里,谁见过八小时?规矩是立给外人看的体面。

  有人会说:那时也有工运啊,林祥谦血洒江岸,"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何其壮烈!

  是的,壮烈。可正因为光荣要用血来换,才说明那个年月给不起日常里的尊严。工人们拿命去争的东西——八小时工作、平等的称谓、劳有所得——那个年月给不了,也不肯给。

  四

  那么,到底是哪个年代?

  我便要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1959年的一天,北京。一位掏粪工人被请进了人民大会堂。他的手常年泡在粪桶里,关节粗大,指缝里的渍痕洗不净。来同他握手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两只手握在一起,一个掏粪,一个治国,那天握得一样紧。

  "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这一握,握碎了两千年的"劳力者治于人"。从前,掏粪是"没出息"的活计;那天起,这个活计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为人民服务。不是可怜他,不是施舍他,是平视他。什么叫光荣?光荣不是诗里的叹息,是握手时的平等。

  这位叫时传祥的掏粪工人,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比握手更实在的是工资条。1956年实行八级工资制,八级工月薪能拿一百多元,那时一位厂长的工资也不过如此。手艺就是尊严,技术就是体面。劳动者头一回不必靠什么奇遇,单凭本事就能立在人前。

  还有房子。1951年,上海建起曹杨新村——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优先分给劳动模范。洋房,亮堂,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工人住洋房",这五个字今天听来平常,在当年却是一条大新闻。要知道,"洋房"从前与工人隔着一整个旧世界。

  更进一层的是符号。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上,印着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叫梁军,真名实姓,不是虚构的图腾。中国的钱,从前印的是帝王的脸、权力的脸;那三十年里,劳动者的脸出现在钱上,铸在国徽上。国徽上的齿轮与麦穗不是装饰,是宪法定下的基调:这个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文化上也翻了天。从前的劳动者是"被写"的对象——诗人同情他,小说家悲悯他。那三十年里,他们拿起了笔。工人诗人黄声孝、李学鳌,工人作家胡万春,从车间里走出来,写自己,写工友,写钢花与炉火。各地建起工人文化宫,职工业余学校里书声琅琅——"劳动人民"四个字,写在宫门上,写进城市的血管里。

  还有"同志"。这个词替代了老爷、太太、先生、下人,把人与人的距离扯平了。厂长是同志,车工是同志,掏粪工也是同志。这个词不轻,它意味着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工具,不是数字。

  我还可以列一串名字:跳进泥浆池压井喷的王进喜;卖糖果卖出"一抓准"绝技、铜像立在王府井的张秉贵;创造细纱工作法、十六岁名震全国的郝建秀;"高标准、严要求"的赵梦桃;爱厂如家、捡出一座"孟泰仓库"的老英雄孟泰;发明群钻、让工人的智慧走向世界的老工人倪志福。

  这些人不是神话里的奇遇,是被时代托上来的。他们的光荣不是个人的传奇,是一个时代的底气。

  那三十年当然不是天堂。物资不丰,技术落后,走过弯路,有过曲折。可说到劳动者的地位,翻遍史书,没有哪一段把劳动者真正放在国家的心脏位置。唯独那三十年,劳动者从被书写的对象,变成了书写历史的人。

  五

  再说回来。

  今天的劳动,有了新的形态,也有了新的烦恼。

  "打工人"——劳动者给自己起的名字,三分自嘲,七分辛苦。"搬砖"——一块砖两块砖,数的是沉甸甸的日子。新就业形态里,有人与时间赛跑,权益保障还需要跟上脚步。也有人把超时加班包装成"奋斗",把职业教育看作"退路",把五一过成单纯的购物节。还有那句"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干这个"——两千年了,类似的话还在个别家长的嘴边。

  从前叫苦力,后来叫伙计,再后来叫同志。称谓的变迁里,藏着劳动地位的沉浮,也提醒我们:尊重劳动这四个字,喊出来容易,落到每一个眼神里,难。

  六

  也正因为如此,怀念的人多起来了。

  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年轻人,车间里满手油污的老师傅,马路上顶着风雨的身影——许多并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饭桌上,在深夜里,说起那三十年。

  他们怀念的是什么?

  不是粮票,不是布票,不是凭票供应的清晨。他们怀念的是一种风气:人人愿意劳动,人人尊重劳动。在那风气里,劳动不丢人,流汗不寒碜,凭力气吃饭吃得堂堂正正,凭手艺做人做得理直气壮。扫街的不必躲着孩子的目光,进厂的不必羞于报出自己的单位。

  那三十年留下的东西,工厂会老,机器会旧。可有一样不该老: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金钱,而是人人愿意劳动、人人尊重劳动的风气。金钱聚了又散,高楼起了又塌,唯独这种风气,一旦养成,便是一个民族立身的脊梁。

  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好在,这份遗产并没有断线。这些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重新响彻会场与课堂;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被一再提起;劳动教育回到了中小学生的课表;"大国工匠"的名字一次次登上头条。那个把掏粪工请进大会堂的年代,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也一直被接续着。但也仅仅是线,而不是布。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那个把普通人举成巨人的年代。

  其实,不是那个年代遍地巨人。而是那个年代相信:掏粪的、卖菜的、开拖拉机的、炼钢的——每一个把活计干到极致的普通人,都配得上"巨人"两个字。

  巨人会老,时代会远。可一个肯把普通人举过头顶的社会,人们会记它很久,很久。

  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让"光荣"二字,重新回到每一双劳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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