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中日关系与亚太和平
- 中日地理上一衣带水,但日本在心理与战略上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形成“近身却离心”的危险底层逻辑。
- 毛泽东1956年10月4日指出,日本扩张的可能性存在,须通过社会制度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 日本长期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政治结构,明治维新后军部、藩阀与财阀相互结合,成为其走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专政的重要历史源头。
- 日本一方面借“美日同盟”威慑周边,另一方面依附美国并谋求扩张空间,其对外战略被概括为兼具“狼性”与“犬性”的双重特征。
- 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右翼势力和垄断资本的扩张倾向,主张同时具备足以震慑的战略实力与灵活有效的长期反制、制衡手段。
【摘要】越南前国防部长范文茶曾留下一句让西方记者印象深刻的评语:“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很多人认为范文茶的这句话,道尽了越南在地缘夹缝中的清醒与无奈。然而,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在夹缝中的清醒与无奈,范文茶的这句话其实更是体现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谋求战略自主的生存智慧。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今天,我们把目光从中南半岛移向东海之滨,进一步审视中日关系时,范文茶的这句名言却呈现出一种极其荒诞的“镜像反转”。论地理,中日一衣带水,近的连海风都能吹到对方的海岸;但是论心理与战略,日本却仿佛永远在追逐那个“遥远的天堂”,并试图在思想和精神上与中国拉开距离。地理上的“极近”,却掩盖不了心理与战略上的“极远”。这种“近身却离心”的悖论,以及这种悖论所产生的根源,正是中日在以地缘因素为表象的博弈中最核心,也是最危险的底层逻辑。
一、“先天”还是“后天”是认识日本对外战略的关键
1956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针对苏加诺提出的“日本人口多,土地少,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他深刻的洞悉出决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总根源并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人口多”和“土地少”这种先天性的地缘宿命。也不是日本人民天然好战,而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驱动。战争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阶级统治的产物,因此分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也就不能完全把视角仅仅放在其民族、人口和国土大小等因素进行观察和分析。
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只要是服务于带有掠夺和扩张性的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还存在,那么带有掠夺和扩张乃至战争的可能性就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改变这种腐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

因此,只要日本仍然由垄断财团主导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扩张的因素就不能完全消除。而只有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政权不再服务于垄断资本对外掠夺的需求,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向外侵略的动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并不否认地缘政治和地理因素对于战争选择的影响,而是反对把它解释为构成发动战争的决定性和终极原因的宿命逻辑。如果把一国的自然条件当成决定性因素,而漠视由它的阶级统治下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对发动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乃至唯心主义的认识窠臼。这种仅从自然和地理因素出发的认识论不仅是不全面的,更是带有“后遗症”的危险性。第一、这种认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仿佛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因先天性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身不由己”。而一旦带有这种“宿命”似的“身不由己”的认识,进而就会在客观上替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洗白。第二、一旦我们形成了上述认识,就会在此基础上得出下一个结论,即地理因素及其影响下的中日之间的冲突乃至于战争,就是一对天然且无解的矛盾。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如此,作为维系和规制一部分社会关系的政治机器的上层建筑的国家,其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也就能进一步解释日本人富有侵略性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由其人种和血统这种先天性的原因所决定,也不是由其地理因素和资源环境来决定,而是由日本自身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决定。因此研究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对战争的政策,以及进一步研究当前和未来的中日关系,也需要从决定日本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以及对这样的基础是怎样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追溯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与准确的结论。
二、大一统的中国与“四分五裂”的日本
我们说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传播而言,日本其实远远早于中国。1904年幸德秋水、堺利彦就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而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则是由陈望道于1920年4月翻译完成。并且很多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是留学日本期间通过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方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传入中国。
如果仅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比日本更加接近欧洲。而马克思主义却先于中国传入日本,则是由深刻的历史原因所决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快速开启工业化,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阶级土壤。但最后的结果则是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相对中国而言,作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日本则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然而,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知道中日之间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则需要从更远的历史维度来追溯二者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传统与文明底色,而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冲击之下的短短数十年。
毛泽东在1973年对郭沫若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秦政法”主要所指的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其标志性举措就是在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进而构建起了中央管控地方和皇权总揽全局的治理架构。
但相对中国长期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而言,日本从古代至近代始终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并长期停留在类似于中国东周时期的“弱中央”和“强地方”的政治格局,以及地方实力派垄断权力和中央皇权长期处于“虚位”的政治结构之中。尤其自平安时代后期,中央王权持续虚化,历经镰仓、室町,直到江户幕府长达七百年的武家分封体制进一步塑造了以武士、大名为主的分散化的权力结构。依托这一格局,依附地方领主和等级高度固化的共同体传统不断沉淀,最终形成了武士阶层专政的社会形态。而这种以武士阶层专政为底色的社会形态,在近代经过重新改造并嫁接在资本主义扩张与藩阀国家机器之上,进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日本军部势力持续坐大,并最终成为倒向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专政的重要历史源头。

而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是藩阀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同时更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与欧洲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不同的是,明治改革之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则是由过去的旧武士阶层摇身变为新政权的骨干,并在这种披着维新改革外衣的“华丽转身”中确立了其军部独立的特殊地位,同时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转换中形成了新的政治上的藩阀和经济上的财阀。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较早传入日本,却始终只能悬浮在学界与少数工人团体之中,更难以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形成能够彻底打碎旧统治秩序的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其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已进入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的阶段。在列强瓜分世界和内外危机的持续挤压的格局中,进一步促使其军部势力不断抬头,最终使日本滑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
而近代中国,尽管内部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烈和严峻,但却呈现出与日本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满清王朝倒台之后,旧有的封建统治体系走向整体性瓦解。虽然各地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和相互攻伐,但却并不存在类似于日本西南藩阀那样能够迅速整合国家并形成稳固统一的统治精英集团。与日本不同的是,近代中国则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并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同时,救亡图存也就成为这一时代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其阶级斗争学说之中内含民族解放的理论维度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诉求高度契合,并使这一科学理论在实践中生成了完整的革命纲领,进而能够充分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道路,也最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近代中国能够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其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一条完整的民族解放道路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中华民族实现了全新的政治文明。这与中国建立在“大一统”的历史传承之下,而非日本这种藩阀势力主导国家走向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这是近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幸之中的大幸,也是毛泽东对郭沫若所说的“劝君少骂秦始皇”和“莫从子厚返文王”的内在逻辑。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深刻含义。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更应该明白,基于中华民族这份厚重且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的历史传承,我们对未来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和台独分裂势力的穷途暮日的结局,就会充满信心而不会抱有任何怀疑的态度。
三、“一截还东国”与“布国威于四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即将抵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远望昆仑山脉,写下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毛泽东在这首词的上阙描绘了昆仑山横空出世的雄伟,以及玉龙飞舞的壮观和夏日消融的汹涌。并用“阅尽人间春色”和“搅得周天寒彻”,以此来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对未来中国崛起的信心,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随即在下阕写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初稿中的“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同时毛泽东并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美、英、日都涉及了”是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这首词的下阕是通过浪漫主义的设想,对象征旧压迫秩序的这种不合理的“昆仑”进行改造,进而削去它过剩的威势,并将“昆仑”改造后的成果分予欧、美和东方。而回到现实世界,其意思则是告诉世人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欧洲,美洲是美洲人民的美洲,中国需要守护和经营的就是自己脚下这块土地,而日本最后的出路和结局也必须是老老实实的“回老家”经营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坚决地把日本人早日“送回老家”。而其中的哲学思想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独占世界,追求均衡、共享和天下为公。而将原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意在把东方命运交还东方人民,同时也是把日本的命运“还给”日本人民。这体现了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与普通的日本民众相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怀。
而毛泽东所说的“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不仅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是消灭压迫与实现和平大同的理想,更点明了这份大同愿景,绝非由某一国能够独自完成,而是需要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争取。尤为重要的是,即使深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仍然将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而非仇视某一民族的鲜明的政治立场,更不可辩驳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无比宽广的政治胸襟。
反观日本,1868 年(明治元年),明治天皇在其《御笔信》(宸翰)中向国民宣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很多人在品读明治天皇的这句话时,更多的是理解成日本把向外拓殖和扬国威于海外定为国家目标,进而成为后来日本大陆政策与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源头。这个理解是有道理的,但却不够全面。

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叩开了日本国门。次年即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持续两百余年的锁国体制宣告瓦解。之后在1858年,日本与又与美、英、法、俄、荷兰被迫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根据相关条约的规定使日本在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中丧失了国家利益。在日本国家主权遭到侵蚀并使日本步入了半殖民地的开端的同时,也使日本被迫卷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所选择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道路不同的是,日本在被西方列强叩开国门之后,虽然在民间和下层武士当中也一度兴起过攘夷抗争,但在后来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明治政权并未走上一条反抗列强压迫和解放底层民众的道路。而是转向对外扩张,以“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补偿思路,把本国承受的外来压力转嫁到周边国家,以侵略他国谋求自身崛起。1855年,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在给其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写到“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其核心逻辑就是对欧美在忍辱的基础上恪守和约的同时,把被迫对欧美开放和不平等通商带来的损失,通过侵吞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这不仅是日本大陆政策最早的理论源头,也是明治天皇所谓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思想先导。
如果说明治天皇的《御笔信》是向外扩张的政治宣言,那么吉田松阴这一思想,则为这套扩张路线提供了最直白的战略方案,即屈辱不从压迫者那里讨回,而是转嫁到更加弱小的邻国身上。日本与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扩张时所具有共同的“狼性”的特质之外,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日本则又多了一层奴颜媚骨的“犬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这种欺软怕硬并同时具有“狼性”和“犬性”的双重特质,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和其统治阶层为维护资本及其主导下的政权利益,进而长期选择以邻为壑的扩张路线所造就的必然结果。它本质上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是其民族先天性的特质,而是依附型资本先天所具有的软弱性和资本逐利的扩张性的本能所衍生出的“狼”与“犬”的双重特性。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日本为何时而狼牙舞爪,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龇牙咧嘴和频频做出挑衅姿态。时而又摇尾乞怜,即对远在天边的美国胁肩谄笑和卑躬屈膝。其本质就是狐假虎威并企图依托美国的霸权撑腰,并借外部势力的庇护谋求自身扩张空间,以依附霸权的方式追逐自身垄断资本的利益。
故而,针对日本国内今天依然活跃的军国主义残余、右翼势力与垄断资本为牵引的扩张倾向和这种“狼”与“犬”的双重特性。我们手中既要有“狼牙棒”即足以震慑其冒险图谋的战略实力,也要有“打狗棍”即拥有灵活有效的长期反制与制衡的手段。
四、失道寡助必然虎威难借,舍本逐末必成南柯一梦
2026年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朝日电视台一档节目中发表涉台言论,宣称“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美日可能采取联合行动撤离美日公民”,“美军受到攻击时,如果日本什么都不做就逃回去,日美同盟会崩溃”。高市早苗及其日本右翼势力十分擅长拿“美日同盟”作为威慑筹码对外喊话,仿佛借“美日同盟”这张虎皮,就足以能够狐假虎威向周边发出恫吓。
但所谓的“美日同盟”这个金字招牌,其成色究竟又有几何呢?我们不妨看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说的一番话。尼克松说:“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会来填补的”。随后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又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尼克松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说的“不能留下真空”和“发挥不出影响”,所向中国传递的意思很明确。也就是说美国驻军日本,客观上能够使得中国免受日本的威胁,其“玄外之音”也就是想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此举是在“保护”中国。其逻辑就是:倘若美国撤出日本,远东则会出现权力真空,而日本一旦失去了这个“紧箍咒”,就会自主大规模重整军备甚至谋求核武装再一次向周边邻国发难。而维持如今的“美日同盟”并保留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相当于把日本的军事发展置于美国所管控的框架之内,以此来约束日本的扩张野心。
实事求是的说,尼克松上述的这套说辞确实有其客观性和符合事实的一面。在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来访的蒋经国谈话时,当被蒋经国问及“日本是否可能重新站稳脚跟”时,斯大林指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与东西方帝国主义都进行过较量并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斯大林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斯大林所说的日本“爱报复”是报复谁呢?从逻辑上看,在此之前是谁给日本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多,谁就是日本心中报复的第一目标。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既不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抢夺了沙俄的战略利益后又在1945年被斯大林重新没收的苏联,更不会是因日本的侵略付出过巨大民族灾难的中国,而是迄今为止唯一遭受对手用核武器打击的美国。
因为只要稍稍懂点历史的美国人就会很清楚,在亚太地区这一百年的历史中,真正主动向美国宣战甚至用欺骗的阴谋手段打进美国领土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这位看似无比忠诚的“盟友”日本。可以想象,一旦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类似上世纪初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那么甩开“盟友”身份的束缚并再次向美国发难和报复的一定还是日本。
但尼克松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这些话,则是有意在虚掩美日之间在安全战略上的主要矛盾。其目的则是以“防止日本再度扩张”就是防止日本“以邻为壑”做借口,试图诱导中国接纳美国长期保持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仿佛整个东亚的安全秩序必须要依托美国的军事存在才能够实现其战略平衡,仿佛东亚各国自身没有自主构建和平秩序的能力,而只有美国作为“仲裁者”,才能防止力量失衡。尼克松的这套论调极大的凸显出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霸权风格,它借驻日驻军攫取西太平洋战略红利,却将这套服务自身霸权的安排包装成维护地区安全和保护中国的举措。而真正可靠和持久的战略平衡,是地区国家共同一致反对侵略和扩张,而不是让美国以“约束日本”为名维持霸权结构。
而1975年10月21日,基辛格对毛泽东以交底似的口吻说: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在霸权大国的棋局当中,日本始终是其试图加以利用但同时又是特别提防的一枚棋子。它内在所具有的扩张本能和它对美国垄断资本体系的依附性,不仅是共同构成其对外战略挥之不去的“狼”与“犬”的双重特质。也是一种战略本质上的“失道寡助”,而这种“失道寡助”如不改邪归正则注定其无法走出一条独立自主以及长久稳定的发展道路。
日本既不能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又难以压抑自身向外扩张的冲动,也就只能在依附与躁动之间来回摇摆。时而俯首追随霸权,借同盟之威向外恫吓;时而暗藏扩张野心,伺机谋求突破战后秩序的束缚。这正是从吉田松阴的海外补偿论,到近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道路的选择,再到当下日本右翼外交一脉相承的内在矛盾。而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正是其对外战略“狼”与“犬”双重特质最生动的体现。
五、列强之羹、抢之不易,改弦更张、方为大道
1885年3月,被日本人誉为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之称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正式提出“脱亚入欧”的主张。很多同志把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仅仅理解成全盘西化和学习欧美,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福泽谕吉在其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不难看出,福泽谕吉所说“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本质就是效仿西方列强,以侵略和殖民的方式对待相邻的朝鲜与中国。由此即可知,日本“入欧 的真实目标,不只是制度与文明层面的西化,更是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一同参与对亚洲的殖民掠夺。
如果说1855年吉田松阴的“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是这套扩张路线早期的战略构想,那么30年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则为这套侵略逻辑披上了“近代文明”的外衣,并完成了思想层面的合法化。进而也成为9年后,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思想先导。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对中国乃至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占领了台湾的同时也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日本将力量深入进此范围也使其触及到了欧美列强在华利益的容忍边界。正因为如此,才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当年的欧美列强选择与中国联合,并携手共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原因。
日本被东西方各国联合“群殴”,乃至成为人类迄今为止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这说明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想要跻身列强的行列并独霸东亚的诉求,和老牌殖民帝国的利益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也成为缠绕在近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之中并影响至今。
实事求是的说,日本这碗“列强饭”吃的确实不容易甚至很“悲壮”。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斯大林当年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1945年日本法西斯被打败后,在盟军尤其是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虽然被强力解散,以及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同时日本在此之后废除明治宪法与颁布了和平宪法,并按照和平宪法的规定,不仅剥夺了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法定权力,同时也瓦解了战前藩阀即军部支配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旧政权。但与此同时,日本财阀与政官相结合的经政复合体却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垄断,这种垄断使得日本的底层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改变。
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主导下,日本虽名义上对旧财阀实施了“拆解手术”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但旧财阀势力很快依托重组形成的企业集团再一次死灰复燃。并在后来的国家发展中实现了政、官、财和军工利益复合体的深度捆绑,从而持续左右战后日本国家的大政方针。
与此同时,在美国对其长期占领以及日美安保体系的控制和约束之下,日本垄断资本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又形成了高度的依附。这种依附使得日本在经济与战略层面的自主性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也使日本试图在服务于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中为自己谋求更大的话语权提供了空间,并在依附于美国霸权的庇护下再一次滋生出新的扩张野心。这正是理解战后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对自身的侵略历史形成彻底清算的关键。其本质则是日本自身历史和政治结构的延续性与资本对外依附的格局,共同维系了这一矛盾的循环。
前文说到日本在近代选择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是由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传承的基础。正因于此,在中国有很多同志认为,假如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能够成功,中国近代就不会有这样的民族苦难。
这个看法虽是假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倘若蒙古大军成功征服日本,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被强行植入日本。奈良时期延续的律令制度体系将会得以重启并巩固,日本或将在后续的发展中形成真正强大的中央政权,并能够有效遏制地方势力的膨胀,进而摆脱这种“分封制”的泥潭。
我们只要看历史就会知道,蒙古帝国的征服策略向来是系统化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其在历史上对大理以及高丽的统治。如果蒙古军队成功登陆,日本的武士阶层将会遭遇毁灭性打击。因为蒙古帝国的军队向来不会容忍地方武装的存在,可以想象西南九州武士的结局极有可能会被成批屠杀或像当年云南段氏王族一样被“圈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直接切断了后来日本历史的演变链条。因为没有武士阶层就不会有其“战国时代”的群雄割据,进而也就不会有后来掌控国家政权的幕府体制,以此逻辑的演变也就极难出现近代日本军部政治和军阀势力的畸形膨胀。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这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忽必烈征伐日本的失败,让日本最终保留了独立发展的可能,也让日本最后走入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自身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毁灭。
这对于当今日本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应当对日本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进行深刻地总结和反思。因为无情的历史已经给日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日本在这个教训中应当明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的殖民红利,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之物。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妄图以对外掠夺的方式分一杯羹,不仅要面临受害国的殊死反抗,往往还要卷入背后大国博弈的漩涡,进而在被“群殴”中沦为霸权的附庸。因此,放弃以邻为壑的扩张老路,走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道路,争取正当且合理的国家利益,对于日本来说才是国运长久而非“武运长久”的可持续性的选择。
六、“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毛泽东对田中角荣的这番话,虽以幽默和调侃的口吻说出,但却是对当时全球战略格局的精准判断和深度概括。同时也是对田中角荣这次破冰之旅并作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和邦交行动的独立性与历史分量的战略决断的肯定和赞赏。而毛泽东所说的“它们不大放心了”这句话嵌入到现实中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赠与田中角荣的礼物中即可得到深刻的注解。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影印宋刻本的《楚辞集注》赠予田中角荣。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这个举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礼赠送,也不是为了向日本人展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而是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及战略哲学内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楚辞集注》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编撰的楚辞研究著作,全书共十六卷,其中《集注》八卷的前五卷收录了楚国大夫屈原的25篇作品,统称“离骚”类。熟悉屈原的人都很清楚,屈原当年身为楚国重臣,看到其国君楚怀王被张仪忽悠,并在依附强秦的政治选择中不仅国破家亡也使楚怀王自己客死他乡,得此噩耗的屈原在忧愤之下投身汨罗江而殉国。毛主席则是以史为鉴并借助屈原的遭遇和楚国与楚怀王的例子,含蓄且善意的提醒日本对美外交应避免出现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秦楚关系”。从而希望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并婉转的告诉田中角荣依附强权所获取的那一点三瓜两枣的“绳头小利”,其代价可能就是被强权所愚弄和抛弃,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并具有深邃哲学思想的政治家,毛泽东非常清楚“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道理。所谓“近取诸身”,是希望日本能够真诚的反省,并在反省自身的侵略历史中得到包括中国在内受到其加害的邻国的谅解,同时在反省自身的战略选择中进一步认清依附大国则会丧失战略自主,而一旦失去战略自主就会像历史上的楚国因依附强秦而招致祸患。而“远取诸物”,则是希望日本放眼东亚地缘政治大局,进而必须正视与中国紧密相邻的客观现实,不能一味追随远隔重洋的美国,要根据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非垄断财阀的利益,独立且理性的来处理中日关系。
坦率的说,让一个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财阀势力为主导的垄断资本政权的日本,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符合于自身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战略选择,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尽管这种结构性的依附决定了日本很难做出完全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争取的空间。毛泽东对田中角荣的这种劝诫,并不是无视日本政、官、财复合体对其战略自主的结构性束缚,而是在既定格局之内,寻找松动霸权链条的可能性。
有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与田中角荣在交谈中的这些话,是试图进一步离间和拆散“美日同盟”而减轻中国的战略压力。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看待问题只能说部分成立,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其本质还是战略认识和思想格局不够高。毛泽东在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和赠送《楚辞集注》,固然是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同时也包含着对日本长远前途的考量。
这一思想的源头,正是1935年在《念奴娇・昆仑》里“一截还东国”的宏大构想在具体政治和外交实践中的体现。他并非简单的权谋算计,而是在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日本人民的基础上,把追求东亚乃至世界平等和安宁的政治格局,并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为目的,进而希望日本在摆脱依附和自主选择中实现自己合理和正当的国家利益的期望,婉转的传达给主持日本国策的执政者。这种着眼于东亚长治久安的思考与只从短期博弈和阵营对抗为出发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小家子气的“精明”算计,有着本质的区别。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大洋彼岸的霸权大国的许诺终究是缥缈的,而中国则是日本几千年来无法回避的近邻。回望历史,从吉田松阴以邻为壑的扩张构想,到近代军国主义给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带来的浩劫,再到战后日本困在依附霸权与扩张躁动之间的反复摇摆。这套战略悖论根植于上千年延续的政治传统及其衍生下的对外战略的思想,并且时至今日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则是日本最大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当年与田中角荣的交流和寄于“一截还东国”之中的期许,并非一时的权谋算计,而是向日本执政者道出了一条关乎日本和东亚长远安危的正确道路。
倘若日本始终不能读懂这层深意,不肯深入检视这套绵延已久的思想基因,并执意继续绑定域外霸权并不断渲染对立,甚至突破战后秩序框架,持续在台海、东海等区域制造摩擦,它就会继续被困在“狼”与“犬”的双重困局里。一方面充当大国地缘博弈的前沿棋子,自身的战略自主权会进一步被压缩。另一方面则会不断透支周边国家的安全信任并激化地区矛盾。
这条道路无法换来稳固的安全,只会持续推高冲突风险,并让日本自身首先暴露在区域动荡的冲击之下。这是日本各界,特别是日本的执政当局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只有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历史经验进而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正确认识和施政举措。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日本的国祚绵长。否则,日本的前途则是相当不妙。
东亚的和平与日本自身的利益,从来不能寄托于域外霸权的庇护和忽悠。唯有正视地缘现实与回溯反思自身的思想和历史,并在这个基础上尊重历史事实与平等相待,中日两国才有可能走出历史的轮回,向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景前行。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是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给郭沫若的一首七言律诗,针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抑法的观点进行商榷。作品原文: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6平安时代(日语:平安時代/へいあんじだいheianjidai)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长冈京(784年至794年)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平安时代”之名即来自其首都平安京。
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1页。
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9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页。
10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
11伊文成、马家骏主编,伊文成、马家骏、朱守仁等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12安政五国条约是指1858年(安政五年),江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获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缔结的五份修好通商不平等条约;首份为《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余四国随后援例签约。
13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14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69668984189031.html
15【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
16【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17【俄】列夫多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
19【日】井上清著,宿久高、林少华、刘小冷译:《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20斯大林:《对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21奈良时期又称奈良时代,是日本古代以平城京(今奈良)为都城的历史阶段,大致从公元710年开始,到公元784年或794年结束,上接飞鸟时代,下启平安时代,共经历八代天皇。这是日本第一次全面吸收中国唐朝文化的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建筑、服饰等都深受唐风影响,史书、佛教经典和许多制度也在此时建立或完善。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23黄寿褀、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文/任光禹,作者投稿,原载微信公众号“东方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