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伊朗需要感谢“何应钦”

　　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说：“我历来感谢何应钦。1937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40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1940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40万元，不是400万元，甚至于不是4000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1]

　　一、海上“囚笼政策”是美国“一鼓作气”的战略目标失败下“再而衰”的产物

　　4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行停火，而且是无限期停火。同时特朗普在声明当中特别强调了，美军不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的封锁，而且还要在国际水域拦截与伊朗有关的货轮。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伊朗赖以生存的石油贸易将在极大程度上遭到重创。

　　不仅如此，这种封锁还意味着伊朗即使有钱和有途径在国际上买到东西也运不进来。比如伊朗需要的工业原材料，尤其是用于生产导弹、无人机等武器的原材料，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日用品等等。

　　坦率的说，美国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绞杀对于经过战争创伤急需回血的现阶段的伊朗而言，不啻于一场逐渐步入真空的窒息。伊朗政府和人民最困难的时期远没有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这使我想起了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八年时间里，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这不仅是整个抗战中时间最长，同时更是斗争最为残酷的阶段。

　　因为相较于面对之前日军气势汹汹的战略进攻而言，战略相持阶段则是全方位的炼狱与考验。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面对侵略者的是短期高强度的军事冲击，而相持阶段则是侵略者对我们进行的长期全方位的慢性综合绞杀，是对国家、军队、民众耐力的极致考验。

　　与中国当年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一样，伊朗面临的这个阶段同样将是十分痛苦的。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侵略者在第一阶段的气势嚣张且“一鼓作气”而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而制定出这种新的“囚笼政策”，它本质上属于美国侵略政策“再而衰”的产物，是美国侵略者最初战略目标失败和破产的结果。这是新的战争阶段的基本性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伊朗人民不仅要正视自己的困难，更要看到敌人所面对的困难和无奈。

　　美国原本想靠极限施压和“精准暗杀”伊朗高层以及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快速压垮伊朗政权，结果却朝着与美国最初的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伊朗政权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越压越韧、政权更稳、反美更强。也就是在此情况下，美国不得已而制定出这种新的战略，可以说这个新阶段固然艰苦，但确是伊朗人民用英勇的斗争换来的艰苦。这种艰苦是收获、是责任、是前行将要付出的必然代价。他源于格局拉高、使命加重和标准升级，是翻越一座山峰之后必然要背负的重量。这种艰苦是苦在承载，是主动守道的艰苦。而侵略者的艰苦与伊朗人民的艰苦在性质上则完全不同。侵略者的艰苦是报应、邪恶和倒退的结果。它源于决断错误、能力不足和决策失误，是被现实打脸后的被迫无奈的选择。这种艰苦是苦在失去，是挽回脸面的艰苦。一言以蔽之，伊朗的困难是光荣且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斗争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而侵略者的困难是可耻且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霸权的困难，是没落中的困难。

　　二、相信人民、看清问题和困难掩盖下的矛盾本质

　　美国对伊朗从“短期高压”变成长期消耗战，这样的煎熬对于美国而言会存在哪些短板呢？抑或是美国能否做到对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长期且有效的封锁？

　　与日军当年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形式上相同的是，日军当年是以经营铁路线为柱，以占据公路线为链，以建造碉堡为锁，从而分割困死我根据地。而今天的美军则是以航母为柱，以各类军舰为链，以周边大小岛焦和高科技雷达为锁，从而封锁海峡和海湾以此切断伊朗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

　　所不同的是，日军是占据陆地对我根据地的封锁，是在陆地上进行经营从而为军队提供各类物资保障，属于“以战养战”的性质。而美军则是在茫茫大海上对广袤的陆地进行封锁，海洋是生长不出物资来的，美军官兵的吃喝拉撒的供给是需要从路上基地供给的，这种对陆地的强烈依托性也就极大的凸显了美军的脆弱性，进而也就决定了美军今天这种封锁行动难以形成持久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出，美军此次对伊朗所谓的封锁只能在局部上产生效果，难以对全域产生实质性效果。这种现实决定美国只能具备在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外围选择性登临和选择性拦截伊朗船只的能力，但无法对整条海峡实施全面、永久的封锁。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岸基导弹、无人机、快艇蜂群与水雷火力覆盖范围内，美军的封锁还会进一步大打折扣。如果还进一步考虑到美军在兵力分散、成本高昂、盟友缺位的条件下，如果伊朗进一步使用幽灵船队隐蔽运输，同时叠加伊朗非对称反制手段，美军的长期封锁既无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也无战略上可协同性，其威慑远大于实际效果。

　　综上分析，今天的伊朗在反对美式“囚笼政策”所处的形势和面对的环境远比80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反对日本的“囚笼政策”要有利的多。

　　同时美国如果要实现对伊朗的长期封锁，那么就必须常年在中东保持重兵和高额军费。这种战略资源如果被死死拖住，也就难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比如亚太和欧洲。

　　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问题时说：“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2]

　　《红楼梦》的凤姐说过“大有大的难处”。是的，美国今天的难处就是来自于霸权带来的野心之大和胃口之大。现在看来让美国人自己主动选择“节食”从而缩小胃口，那是不现实的。只能是世界人民来一起努力“共同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大的难处”。伊朗一定要看到这个方面，从而树立信心、排除万难打败侵略者。

　　三、感谢“何应钦”、以敌人为师，学习敌人、打败敌人

　　列宁深刻的指出“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3]今天的伊朗面对的实际情况不仅是“狼”的恐吓与威胁，更是“狼”的撕咬与“锁喉”。在这个时候不学如果不学“狼叫”，就看不懂狼的进攻节奏，进而也就看不懂“一鼓作气”的强攻和“再而衰”的软肋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就会看不懂对手的试探与陷阱。

　　中国有句俗话叫“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指的是通过话语的声调或锣鼓的节奏领会言外之意。那么，今天美国对伊朗发出的这种“狼的叫声”是自信雄壮的嚎叫呢？还是色厉内荏的咆哮呢？想要判断出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匹狼最近的表现。

　　3月20日，特朗普宣称考虑降级对伊军事行动、准备撤军，不再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到了3月22日，开始反转表态，表示推迟袭击但不结束战争。3月23日，扬言“彻底打垮伊朗军力”。到了4月6日，先暗示可与伊朗谈判，可仅仅过了一天后的4月7日，又对伊朗发布“一整个文明将灭亡”的灭国威胁，仅仅不一天后的4月8日，随后又改口“不想做绝、愿意谈判”。在一周后的4月15日，先声称“基本击败伊朗”。一天后的4月16日，再改口“本周不结束但很快结束”，到了4月17日又说“不准备离开但未来会撤军”。三天后的4月20日至21日，仅仅在12小时内又开始极端反转，先是拒绝延长停火，同时宣布封锁海峡并扣押伊朗船只，紧接着又宣布无限延长停火，紧接着又借口“巴基斯坦求情”被伊否认再次放话“72小时内有大事”。到了4月22日，开始强调“不解除封锁、持续拦截伊朗船只”，到了笔者作文的今天，又释放“愿意解除制裁、重启谈判”的信号，要求伊朗先无条件让步。

　　特朗普的这种表面上的“反复无常”，本质是“内外交困下的无策略摇摆”，军事上赢不了、经济上耗不起、政治上输不起、谈判又谈不成，如此也就只能靠学习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赓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最关键还是希望以这种所谓的“一收一放”、“一张一弛”和“恩威并举”的方式持续性的反复发力，以此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战略思维。

　　1973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针对越南领导人所说的毛主席精准预见到了美国从越南撤走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它（指美国—笔者注）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花了一千二百亿美元，打了十一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4]

　　同理，今天的美国在伊朗也是吃了亏的，乃至于把一国总统和三军统帅都变成了孙悟空似的滑稽，至于说那些军火商人的“B-52”的消耗也要建立在有望胜利和自信的基础上，否则“福特号”航母的马桶和洗衣房再次堵塞和起火又会很快上演。

　　伊朗人民只要了解了这匹狼的结构和特性，以及现在的身体状况，就不要被他的气势汹汹和“一收一放”这种反复无常的状态掩盖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所欺骗和吓倒。

　　196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5]

　　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一个人、一个团体或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那么就会更容易的走向成熟。

　　所以，伊朗应该感谢这位新时期的“何应钦”，并以敌人为师，学习敌人，最后一定能打败敌人实现光荣的胜利。

　　[1]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2]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3]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5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5] 毛泽东：《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26页。

　　【文/任光禹，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