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明:给莫言上100堂文学课52 不能脱离作品环境下人物关系写人性
- 批评莫言谈人性时孤立化、绝对化,存在"揭露人性阴暗"等污名化倾向
- 人性无法脱离作品环境与人物关系独立存在,孤悬个体仅有生物本能而非完整人性
- 作品的时代底色、生存困境、社会规则划定人性生长边界,构成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 人物关系是人性的熔炉,唯有在互动、碰撞、对抗中人性才能被激活、摩擦与重塑
- 人性的圆满取决于人际间的取舍,每一次选择都是人格的沉淀与完善
莫言强调文学要写人性,却往往是在孤立地、绝对化地谈人性,他把人性标签化,甚至污名化,比如“揭露人性阴暗”“人不如鬼”等等言论,实际上是对人性污名化的一种表现。
人性不是一枚生来定型的印章,一经镌刻便永恒标示善恶与明暗。它更像一株柔弱的草木,无法在荒芜的孤岛上独自生根抽芽。唯有置身于文学作品精心构建的方寸天地,在人与人的牵绊、碰撞与取舍之间,方能缓慢舒展枝叶,完成一生的嬗变与成长。换言之,一切文学角色的人性,始终只能在特定的作品环境与人物关系中,得以显露、淬炼与圆满。
孤悬的个体,并无完整的人性可言。一个无人相伴、无人对峙、亦无人羁绊的角色,仅余原始的生物本能——或怯懦,或躁动,或求生,却缺少道义的抉择、共情的温柔与取舍的挣扎。我们无法从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体身上,看见善良的底色,因为善良必以成全他人为证;无法窥见自私的棱角,因为自私必以损害他人为显;亦无从感知宽容、坚守、背叛与救赎,这些构成人性复杂肌理的元素,皆因人与人的相遇而生。一旦脱离人际联结,角色不过一副单薄皮囊,人性便被封存于虚无,无从显露,更无从发展。
作品所构筑的环境,是人性得以生长的土壤与底色。每一部作品的时代底色、生存困境、社会规则与悲欢际遇,皆悄然划定人性生长的边界。在乱世浮沉的天地间,人性须在生死与道义之间博弈,因而生出悲壮与坚韧;在封建桎梏的牢笼中,人性须在礼教与本心之间拉扯,藏起委屈与反抗;在市井烟火的俗世里,人性于利益与温情之间权衡,兼具庸常与柔软。环境赋予人物关系以独特张力,使平淡相处萌生矛盾,使寻常相伴暗藏抉择。若无具体环境的铺垫,人际纠葛便悬浮空洞,人性挣扎亦失去分量,所谓成长与蜕变,不过是无根之谈。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人性淬炼成型的唯一熔炉。世间所有角色的人性弧光,皆非与生俱来的固定标签,而是在层层交织的人际羁绊中,被一点一滴地激活、摩擦与重塑。以《红楼梦》为例,宝玉那纯粹赤诚的本心,并非独处时的自诩,而是在与黛玉“互为知己”的灵魂共鸣中,才被不断确认与深化;王熙凤精明凌厉的性情,亦非孤立的禀赋,而是在与整个贾府上下盘根错节的利益周旋中,才被反复打磨、甚至异化。这些角色初次登场时所携带的,不过是人性最朴素的“胚芽”;唯有在与他人持续互动、碰撞、对抗、依偎的过程中,这一胚芽才被浇灌、修剪、折弯,逐步生长出独特而饱满的人格形态。关系的动态演进,才是人性脱离苍白概念、获得具体重量的唯一路径。
真正促成人性进阶的,是关系中暗涌的冲突与变迁。顺遂的相伴难以滋养深厚的人格,唯有矛盾、离别、对立与牺牲,方能倒逼人性蜕变。在起伏跌宕的情节推进中,角色被迫直面内心暗处与外部压力,在痛苦与抉择中不断调整自我,人性因此得以深掘。
而人性的圆满与定型,最终取决于人际间的取舍。每个角色终极的人格形态,皆是在多重关系的拉扯中做出的选择:是舍己为人,抑或独善其身;是宽容释怀,抑或执念复仇;是坚守道义,抑或屈从私欲。每一次选择,都是人性的一次沉淀;每一次权衡,皆是人格的一次完善。若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便不存在两难抉择,人性将永远滞留在初始模样,无从成长,更无从升华。
世间文字万千,写尽人性百态,终究逃不过一个真理:人性从不自我生长。它寄托于作品中山河岁月的底色,依托人与人的相逢与纠葛为径,在相依与对峙、温暖与寒凉、拥有与失去的人间烟火里,缓缓褪去青涩单薄,积淀出层层明暗与温度,最终凝成独一无二的人格模样。唯有如此,文学中的人性才能在真实的厚度中显现其深刻,也唯有如此,创作才不致沦为对人性粗暴标签化的空洞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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