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明：给莫言上100堂文学课46“不让渡”是一种垄断公权的心理

　　“批判是知识分子不可让渡的天职”是一种垄断公权的心理

　　不断有学者抛出，“批判是知识分子不可让渡的天职”的观点。这番论调看似坚守思想风骨、秉持社会良知，实则是极具迷惑性的精英叙事。从现代法理、公民权利与社会阶层逻辑深度剖析，其内核暗藏三重危害：根深蒂固的精英特权思想、刻意维系的知识阶级固化、人为制造的精英与大众舆论对立。本质是将全民共享的公共公民权利私有化、专属化，妄图垄断社会批判话语权，混淆职业责任与公民公权边界，撕裂社会共识、违背法治平等内核。

　　从法理本源来看，批判、监督与建言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平等法定权利。该权利根植于公民身份，无学历、职业、阶层门槛，是社会自我纠错、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石，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属私权。无论身份职业如何，每个公民都拥有对公共事务发声、评议、监督的合法资格，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共识。

　　从严格法理定义审视，“不可让渡的天职”是彻底的伪命题。法理上的让渡，特指主体对自身专属、独占、可自主处置的权益或事物进行转让、移交。买卖是权利让渡最基础、最典型的实现形式。换言之，让渡的前提是独占，无独占则无让渡。公民批判权属于普惠性公共公权，归全体公民共有，无法被个人独占、支配、交易，自然不存在“可让渡”或“不可让渡”的说法。鼓吹这一论调的学者，刻意篡改法理概念，先虚构知识分子对批判权的专属独占资格，再将全民公权偷换为精英私权，通过话术包装完成公共权利私有化，为自身垄断社会解释权、评判权铺路，本质是对公民权利体系的割裂与矮化。

　　这种错误论调的核心，是精英阶层妄图垄断公共话语、独占社会评判权的特权心理。社会批判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性与公益性，是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治理完善的重要手段，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属工具。社会进步依托的是全民多元思辨、民主监督，而非知识精英的单向度审判。

　　更隐蔽的危害在于，这套叙事制造身份壁垒，持续加剧知识阶级固化，是精英特权思想的集中暴露。部分学者强行将批判资格与知识分子身份绑定，预设“精英清醒专业、大众浅薄盲从”的不平等价值体系，将后天专业学识异化为先天话语特权。这一做法把公共思辨、社会监督圈定为精英圈层的专属领地，阻断普通民众的公共表达通道，让舆论话语权、社会解释权长期固化在精英阶层，形成阶层话语壁垒。一旦民众发出不同声音，便被贴上情绪化、非专业的标签，本质是对底层公民合法表达权的蔑视与碾压。比如莫言“千万不要和不同阶层的人共情”就是这种固话、对立的典型言论。

　　必须厘清的是，知识分子具备专业研究、学术研判、制度复盘的能力优势，这是其职业责任与社会担当，但职业优势不等于专属特权，专业能力不等于垄断资格，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学术层面的专业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履职本分，大众层面的公共监督是全体公民的法定权利，二者各司其职、互补共生，构成完整的社会纠错体系。而“批判专属精英天职”的论断，刻意抹杀二者边界，将职业履职异化为身份特权，以知识优势僭越公民公权，最终形成“精英垄断评判、民众被动失语”的畸形舆论格局。

　　该论调最恶劣的后果，是人为制造阶层对立、撕裂社会共识。良性的社会批判以事实为依据、以建设为目的，旨在查漏补缺、凝聚共识、推动进步。而精英专属批判论，构建起“精英正义、大众愚昧”的二元对立框架，刻意放大阶层认知鸿沟，将公共思辨异化为精英对大众的价值审判。同时，这套逻辑容易催生“为批判而批判”的极端思维，部分精英摒弃建设性立场，一味否定现实、质疑主流、嘲讽大众，以此标榜自身独特性，持续激化社会舆论矛盾。

　　至此，所谓的“精英批判天职”，早已脱离社会纠错的初心，彻底沦为精英阶层巩固特权、固化圈层、制造对立的工具。它践踏法治平等原则、垄断公共话语权利、破坏良性公共舆论生态，是典型的精英霸权叙事。

　　我们从不否认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也认可其专业思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知识分子理应立足专业、直面问题、建言献策，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

　　但担当不等于独占，责任不等于特权。社会批判是全民共有的公民权利，是社会自我革新的公共能力，绝非少数精英的身份标签。唯有厘清专业履职与公民行权的边界，破除精英话语垄断，才能坚守法治平等的核心要义。

　　“批判是知识分子不可让渡的天职”是包裹着道德外衣的精英谬论，其本质清晰可辨：以特权思想垄断公共话语权，以身份壁垒固化知识阶级圈层，以二元叙事制造阶层对立。现代社会的进步，依托于全民平等发声、多元理性思辨、阶层包容共生。摒弃狭隘的精英特权思维，让批判回归公共、回归理性、回归建设，方能凝聚社会共识，真正助力社会发展进步。

　　【文/颂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