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孔子贵了，你就快贱了！

　　孔子贵了，你就快贱了！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生活在对孔儒学说的争论与取舍之中，儒学虽时兴时衰，但整体上能为多数统治者偏爱。近代中国，由于长期积弊深刻，由于国民整体信仰缺失，悉引发诸多传统文化取舍的争论，其中就有儒学兴废。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砸烂过孔家店，这也成为后几十年被文化人批判的原因。

　　新中国砸烂孔家店决非为完成个人理想，更不是要砸碎道德信仰基石。在新中国反孔之前，提出砸烂孔家店已经延续将近一百年。洋务运动前，就有启蒙思想家提出要废除孔儒，“冲破罗网”的运动开启之后，批孔声势就更加浩荡如注，康有为就有“代圣人立言，如娼优唱曲”的论调，严复将中国学术的一切弊端皆推源于古代圣贤的是是非非，谭司同亦指出“只有独夫民贼才喜欢三纲五常的名教”。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对孔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更加无情地批判，第一个点名批判孔子的是易白沙，他指出，孔子学说易演成专制工具。陈独秀接着举起反孔大旗，揭露袁世凯“尊孔读经”的阴谋。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的吴虞将批孔推向了近代高潮。

　　上面的反孔启蒙者都是后辈知识分子崇拜之人，若想否定新中国的砸烂孔家店，就要否定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维新人士的反孔壮举，也就要否定维新运动的文化基础。如果中国人认可以近代维新者不断坚持的维新运动，就不应当单方面指责新中国的倒孔之举。批孔并非一时兴起，是奉前辈思想启蒙者遗命而为，当然也是顺应破封建体制的需要而为，批孔活动并没有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遗失，只是对部分封建糟粕的遗弃。

　　二十一世纪之后，为了所谓的文化复兴，学者们再次把孔子抬到中国文人殿堂的至圣位置，他们准备重新树儒家学说为中国永世不弃的最高学说。特别难以理解的是，学者们给孔子总结了两大历史地位：一说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二说“天不生孔丘，万古如长夜”。

　　这就奇了怪了，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又影响并主导了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主脉，那为何直到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还高达九成以上而欧美大部分国家却进入到科学大爆发时代？难道只怪统治者不重视教育？恐怕不能。因为统治者大都尊孔。尊孔几千年，教育也无法得到普及，证明孔子的教育观并不伟大。没有孔子的国家，教育早在几百年前就领先中国，孔子有何资格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思想家？

　　天不生孔丘，万古如长夜。这就更加荒唐。孔丘生在中国，中国却困在落后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上反复因投降思想而制造出长期民族悲剧，一直到1945年还被动挨打。没有孔丘的欧洲却殖民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远在十四世纪就开始用新文明改造有类，就连被欧洲殖民的美洲也很快发展到超越有孔丘思想的旧中国，孔丘到底是延长了长夜还是缩短了长夜？

　　孔丘，再次被神化，再次被学者们试图用来控制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文化及社会认知衰落讯号，决不是振兴讯号，孔子学说被无限解读并被无限推广，新出版的《论语》版本无数，许多版本的封面作者直接写成“孔子著”，个别版本的字数已经扩展到几十万字，近乎成为无所不包的万能哲学，世界上任何哲学学说都被解读为孔子学说的一部分，孔儒被标榜为“万能立世之道”，孔儒已经成为国人进行传统文化扩展和塞进自我思想的无限量载体。有关部门投入巨资重修儒家经典，有关地方每年进行极为隆重的祭孔大典，在最为智能化的二十一世纪，孔丘居然能一步步重登中国最高神位。

　　要认识这种趋势的危害，就必须做出有别于伪学说的另类思考，必须读更多的历史书籍相互印证，尤其要对与孔丘联系最紧密的学说《论语》做出不同的解读，不能把它变成任人随意打扮的有毒学问，不能把“学者解读”等同于“孔丘结论”。几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极力反对阶级分析法，片面推行超阶级逻辑和超人性逻辑，制造出一套对《论语》所谓全新的权威解释，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煽动力，最终会达到一个让底层阶级失去斗争主观能动性的实际目标。

　　《论语》，从考古角度很难发现原迹，连成书年代都说法不一，更无法认定乃孔子所著，所谓“孔丘设私塾办学堂弟子三千”的说法亦是无法考证，所谓“孔子周游列国”也加无法考证，能知道他去过的地方大概只限于山东境和河南边缘。以近代史书推前代史书的办法探究，郑玄认为该书出自促弓、子游和子夏；柳宗元认为该书出自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程朱以为该书出自曾参和有若之门人。按照历史各朝学者不同的说法，1948年《古代儒学哲学批判》一书作者赵纪彬表述了同行的共识：《论语》一书撰定非一人，亦非一时，是经过多人在长时期积累之后形成的一部古代著作，集成时间大约在孔子死后至少有七十七年，流传到近代的版本到底是不是孔门弟子成书时的版本也无法考证。

　　《论语》的内容中大部分被视为孔丘应答弟子及时人语，孔丘死亡时间估计是公元前479年，他的大部分弟子也去世较早，死亡较晚的有两个弟子，子夏死于公元前420年，曾参死于公元前435年。在那个年代，孔门弟子多数无官职加身，缺少必要的言论记录，时隔几十年之后的各家所集到底是孔丘原话还是后辈概括总结亦难有考古资料佐证。研究《论语》，整体上讲，其实只能是对一种集体学说的研究，不能完全说成是研究孔丘个人。把弟子思想都记算在孔丘头上也不是不可以，那思想的负面成分也必须由孔丘承担。

　　现存的古体《论语》有492章，写到“人”和“民”两字的共有165章，出现“人”字213处，出现“民”字50处。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今天的人民是独立词，也是一个阶级。《论语》里的人和民其实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领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两个阶级在生产、生活及精神追求上有着不一样的内容和实质。所以，今天的学者如果放弃阶级分析法，把当代的人民混淆于远古的人与民，那孔丘的本意就被完全曲解和美化。《学而篇》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八佾》篇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这里的人都指统治阶层，而民则是无知之称。周名栗社，则其义以战栗为名，谓人君不可不使民畏威也。其时的官场，按分类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天官有庖人、酒人、宫人等；地官有封人、鼓人、调人等；春官有卜人、占人、都宗人等；夏官有量人、羊人、射人等；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环人等；冬官有轮人、玉人、旗人等。所有官类都只称人而不称民。

　　春秋末期，人与民的矛盾达到激化高点，奴隶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演进，这个阶段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剧烈冲突，包括孔丘在内的文人对时势深感担忧，提出“民服，民劝”的各种方案，并非愿意让人与民实现理想上的融合，只是希望以“民服”来达到化解冲突的手段与方法。参政权，议政权，裁判权，军事权，都在人而不在民。比如，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为戎矣；为人谋而不忠乎？

　　冯友兰为了证明人里包括民，引用了“小人”一说，他说小人是奴隶和农奴，奴隶和农奴又是民，故两者完全统一。这种理解又包含着相当大主观成分，《论语》中的“小人”完全不是奴隶和农奴的代称，更不是今天论述人品好坏的描述，它是复礼中与君子对立的倡改革之人。《季礼》篇中写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从，侮圣人之言。很容易看到，君子与小人之争在于是否畏圣人之制。

　　除人与民有区别，人与仁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对应。

　　冯友兰曾经认为，孔丘是从“仁”发现“人”。

　　且不论字意和内涵，单从文字上考察恐怕都不能成立，按照清朝学者阮均的说法，周朝初期就开始写“人”字，但直到《诗·国风》时期才出现“仁”字，从“仁”发现“人”，似乎颠倒了。

　　从人到仁，或者说人才是仁的母体更为合理。井田制解体之后，个体私有制逐步兴起，新旧体制的斗争会引起人内部的分化，不得不从人字里面派生出仁字来，从字形上看，仁是“人二”的组合，即从人从二，要想不分化，就得让人和二不分开才算仁，“不二之心”就是调和矛盾最好的说法。今天的“爱人”和“爱民”是一个意思，孔丘时代的“爱人”里就完全不包括“爱民”。

　　“有教无类”在现当代学者眼里也被解释为超阶级教育观，意思是受教育时人和民享有同等权利。这种理解其实是望文生义。孔丘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不可使知之”的民采取有同等权的教育就与“不可使知之”产生矛盾，民不知，方好治理。事实上，今天所说的教育也与古代说法并不完全重合，字面上一致，实质则有不同。《论语》中常用“诲”而不用“教”，比如，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诲女，原是诲汝，是平等之称，在孔门学说中只对人，与民无关，在民则不可使知之。诲人，与学对举，而不与民的下愚对应。

　　为什么宣传孔丘必须放大“有教无类”的超阶级性？这是为塑造一个远古儒家超阶级学派的最好印证，教育实现了超阶级，所有人就成了抽象的人，国家也就实现了超阶级，有了这一“超”，孔丘也便超越了世界所有教育家。如果孔丘在几千年前就实现了无差别教育，使六艺学习民众化，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解放，甚至可以被吹成历史最早且唯一的思想大解放。但是，中国出现这么伟大的思想大解放，为何几千年也未推动中国教育事业走在世界前列？为何中国的文盲率一直处在极高水平？现实的结果，实际上已经反证了“有教无类”的孔丘式美化。

　　关于贫富贵贱和有道无道的教育理念，孔丘也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孔丘讲：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评判贫富贵贱最高尺度的道，其实专指西周奴隶制上层建筑的礼制，实际上就是用周礼控制社会方向，周礼固在维护贵族而反对私有制过度发展。在孔丘的思想里，由富而富，由贫而富，都不能越礼，越礼之后，原来的富贵者可能变贫贱者，原来的贫贱者升之为富贵者，高岸深谷，互移其位，令人不适。《颜渊》篇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都在命在天，思想上就会较少出现极端颠覆思想而转向中庸，阶级调和就变得更加容易。这里的“天”与“帝”是同义，富贵在天就是富贵在帝，后来各朝的皇帝也都是奉天承运。

　　学习知能论方面，孔丘学说也充满着阶级性。关于认识的起源问题上，孔丘认为：上智的圣人，其认识与生俱来；中人以上的上贤，其认识从学习而来；中贤以下的中人，其认识则从“困而学之”的过程中来。所有这些差别都服从于天命论，这种等级观是天赋的气质。《阳货》篇中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的上智人与下愚之民的界限永远不可移位。现当代学者为了模糊这个界限，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做了新解，说孔丘的本意是“上智之圣人教育愚人坚定不移”。若真是这样坚定不移，两千多年尊孔的成果在哪里？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品大员临死前还在慈禧面前自称“奴才”，他们是愚还是智？

　　孔丘的上智下愚观反映了他对自然世界认识的颠倒性，客观世界与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被孔丘视为人的内省体验，这是认识起源问题上的先验论思想。孔丘的这种思想并不稀少，近现代私有制社会下表现得更为突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流传甚广就是孔丘思想的延续，最近几十年，“穷人家孩子读书就是读不过地主家孩子”也颇有市场，小样本能够扩展为大结论的原因就在于旧社会中国能读书的数量太少，以至于地主的后代自始就拥有文化上的优势，一旦时间延长，当广大人民都能平等读书时，这种“旧结论”就无法印证大样本。如果财富上的两极分化继续扩展下去，优质资源再次被顶端权贵把持，相当大比例底层人的后代又会成为“下愚”的主体，孔丘的结论将再次闪耀中国。这就是部分人极力宣扬孔儒学说的最有效制造阶级分化理论的文化支撑。

　　推崇孔丘思想，不能说全是负面作用，但孔丘的伦理思想对逻辑学产生的歪曲力量和桎梏作用非常深远，其所有的逻辑命题都只能从属于奴隶制度和宗法伦理限度内，所有概念必须先行于判断，也先行于实践及存在。孔丘的“正名”之说就是他的纲领性政治主张，是孔丘逻辑的奴隶制度化，是宗法制度的铁证，甚至可以认为是孔儒学说最合权贵口味的支撑点。有此支撑，名与不名，都需要通过儒学的检验，放到今天和未来，都是多数人的紧箍咒，贵与贱在“名”上有《论语·子路》篇做限制，名不正，则言不顺，突破它，就是违背儒学。当然，《论语》中还有“克己复礼”的诸多论述，主要是“克己复礼为仁”的定位，孔丘认为，不合制度的颜色不要用眼睛去看，不合制度的乐音不要用耳朵去听，不合制度的言论不要用嘴巴去说。己克做到了，一切制度之礼就达成了。

　　当代学者还认为，反儒即是毁儒，毁儒即是毁灭中华文化根基。

　　这一判断似乎跟孔丘的“克己复礼”具有同源性，孔丘试图用克己守奴隶制度，孔丘的信仰者也想用“守儒”来捍卫他心中的文化根基。难道儒学必须是中华文化根基？若是，这个根基继续筑牢它的理由是什么？为了重走封建之路还是再造封建新式样？中华文化难道只有儒家文化最为重要？骂孔丘的时代未必落后或倒退，没有孔丘的国家未必没有先进文化，坚守孔丘的国家未必能够推广自己的文化，坚守孔丘的国家未必不会产生新的“上智下愚”。

　　几千年历史证明，对多数人而言，孔丘贵了，你就快贱了。

　　孔家店，无论重修多少次，最终必被自己人打倒。

　　儒家学说永远不会再在东亚闪光，更不能成为世界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长期主导封建精神的孔儒不能重新成为控脑主角。

　　附言：

　　1.现在还是国庆假期，希望国人能用新中国催人奋进的新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未来的文化创新，希望国人不要再次迷失在孔儒统帅大脑的历史悲剧中。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许多网友发牢骚，说中国足球和大A是最堵心的两大丑事。评：不必看它们，躲着便是，也快变成糟粕的东西，那个易某某据说数额非常巨大。

　　3.国庆旅游很旺，说明大家都还过得不错，祝福中国能越来越好。

　　写于2026年10月3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