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道德的感性与理性
- 公众对官员出轨、小偷盗窃、豪车事故等问题的道德判断存在双重标准,依赖经验主义和从众心理,与对艺术家、富二代、教授等群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 道德可分为感性道德(基于习惯、经验)和理性道德(需知识储备、逻辑分析、证据支撑),当前社会普遍缺乏理性道德判断能力
- 道德判断需要精准化和量变质变分析,如偷摘黄瓜、贴面礼时间、老板骂人频率等例子说明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渐变的量化边界
- 道德具有可变性,人们常用"道德等价物"为逐利或报复行为做掩饰,导致不道德被错觉为群体性道德
- 减少感性认识自由度、增加理性认识群体性素养培训是从个体到全社会改善道德秩序的两个关键起点
官场若有官员出轨婚外女性,无论是否存在利益关系,公众都会骂其道德败坏;艺术家或演艺明星出现婚外情,公众一般认为是多才多艺自带风流或是行业正常现象。
平民男子频繁更换女友,通常被批不学好甚至可能直接称之为渣男;富二代干同样的事,却能得到“国民女婿”的称号,说是人性的率真,凡愿打愿挨的事,他人都无权置喙。
小偷偷钱偷物,只要次数足够多,哪怕数额很小,也会被看成惯偷,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个道德败坏的贼;教授抄袭别人的论文,即使次数很多,通常只被认定是学术不端,很少有人直接称其为贼。
豪车跟普通车发生交通事故,豪车的车主一旦态度不好,舆情很快转向尖锐,富豪会挨骂更多,“奔驰男”和“宝马女”曾经一度成为批评焦点;普通人的交通事故,双方即使交恶更尖锐,情节更为恶劣,舆情也很难炒热。
这些现象,反映了多数人对道德的感性判断更多是依赖于经险主义,前人都这么认为,别人都这么认为,大众都这么认为,“我”就该这么认为,不需要评估客观的事实支撑和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若从理性视角再做分析,结论可能就不太一致。官员出轨和艺术家出轨,性质完全一样,道德逻辑一致,区别在于公众对官场的道德要求更高;普通男人的滥情跟富二代的滥情没有任何人性上的区别,只是因为富二代用钱购买了部分公众心理上的道德指标;教授抄袭论文跟小偷偷钱的道德缺陷也完全类似,此时,“知识分子”的漂亮帽子帮助教授减免了部分不道德影响;富人和普通人在热点事件中的关注度差异,则包含着财富有时又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负担,金钱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购买道德指标。
道德学(更普世的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从对其内核的理解上分析,又可再分为感性和理性两部分,感性部分存在于绝大多数人的感性习惯中,理性部分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做基础,这个理性,既有社会理性,又有自然理性。
自然理性的道德,概指自然界的众生平等,若有天,若有上帝,若有玉皇大帝,会赋予各类生物相同的生存权,人吃动物,大动物吃小动物,违背众生平等(动物),属自然道德瑕疵。
社会理性的道德,概指人类社会的众生平等,天不赋予任何人任何特权。摩西欺骗信徒和子民,把自己直接包装成神,让尸骨和遗物全部消失于公众视野,捏造神去不留痕迹,属于社会性道德败坏;商纣王、周幽王、秦二世、汉成帝等都有对平民残暴、昏庸、荒淫的大量事实,也属于失却社会道德的皇帝。
人类将自己从自然界单独划分出来之后,自然道德就随之消失,通过创造所谓的“文化”和“文明”将不道德的求生过程理化为道德事实,在这之后,还需要做出非常多的社会学理论铺垫,从而构成一套可供人类自圆其说的自然属性应服从于社会属性的道德体系,人可以吃动物或其它生物,是社会道德的正常需求。
社会道德构建出来以后,随着人类社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它又进一步分化为感性道德和理性道德,前者属于一般层次认知的基础性道德,后者属于高阶认知的、相对精确且有法则规范的道德。
道德的感性不是自出生时便有,而是人生过程的一种经验积累,产生于家庭和社会的言传身教,更多受到历史传承的影响,它不一定非常准确,常服从于公众的习惯。不过,从众的道德结论未必能经得理性推敲,从众,或许包含某种程度的道德绑架和道德误判。
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自然道德就越走近虚化,屠夫杀猪,已经毫无道德顾虑,这种行为已经被人类进行社会化道德改造。但变态性的虐待动物则仍然保留为不道德,虐,从伤害的形式上看弱于杀,对它的不道德认定源于该类人的心理不理性或者说心理畸形,反映了某种人有乐于施暴或施害的变态意识,他们谋求从施害动物生命过程中找到乐趣,其内心隐藏的畸态有可能延伸到对同类的变态型施害,这类人心理上的不道德远高于屠夫的职业性屠杀。
道德感性的经验主义特征经常会使道德判断陷入矛盾之中,老实人,性格非常好的人,儒雅的人,有文化的人,传播文明和宣扬民主的人,常常会被人们标记为“有道德”。但事实上,结论与真相经常会出现背离,老实,性格好,儒雅,有文化,言语表达,都是表相,不是真实内心的确切反映,甚至偶尔是一种不道德内心的巧妙掩盖。
感性的道德判断为什么会出现经常性背离?主要原因还是经验主义的非科学性,或者说非精确性。它的底层逻辑不是知识和认知的积累,是成长过程的感官获取,带有一种越从众就越正确的思维惯性。
人类在研究哲学的时候,首先也不追求准确性,因为对存在的认知过程非常缓慢且又漫长,后来,部分哲学家从模糊哲学中分列出来,他们开始琢磨世界存在的微观结构和组成,比如伊壁鸠鲁、柏拉图和罗素,都把原子看成是物质的固有组成,虽然他们最终没有亲自验证这一结论,但实际推动了哲学中的一部分理论向精准科学方向演化。
道德学的研究其实也需要这个过程,它的软性判断曾经经历了很长时期,极少有道德家追求道德判断的精准性分析。当哲学精准化之后,当数据学精准之后,当逻辑学更为普及之后,道德判断的精准性也就随之更容易实现。哲学的精准性方向催生了科学,道德的精准性方向会催生合适且必要的法律。
到别人的菜园里摘一根黄瓜,一般不会认定为道德上有问题,若经常性去偷摘别人家的黄瓜,肯定会被视为缺德,如果累计偷摘黄瓜的价值超两千元以上,那就是违法甚至是犯罪了。这个量变过程反映了道德精准性风险积累和最后产生质变的法律责任。
学习西方贴面礼,贴到异性脸面之后马上离开,可以认为是礼,如果贴的时间超过5秒,那便有道德上的非礼预判,如果一直贴着不愿意松开,就涉嫌构成法律上的猥亵行为。
公司老板骂员工,用语粗俗甚至恶毒,偶尔骂一次两次,可以认为是性格缺陷,三番五次习惯性骂人,那就不是性格问题,而是道德问题,量过度了,成习惯了,证明他的内心充满着不道德的等级歧视。
古人在评判明君和昏君的时候,经常会把“税”当成一个验证标准,如果用了“苛税猛于虎”这样的说法,就证明某君王在收税时忽视了量的考虑,对超量的看法反映了人类对道德精准判断的一种朴素认知,“什一税制”用得久,证明这个数量关系基本能适应人们的心理要求,若想当有道的明君,就最好不要去突破这个道德底线,突破了,一方面是君王本人失德,另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失德。
感性出于习惯和经验,理性贵在坚持和判断,它相当于人类大脑软件的两个支配系统,一个系统自发无序地导入和导出数据,另一个系统按科学算法导入和导出数据。理性地坚守道德和理性地判断道德,都需要较强的意志力,影响意志力的因素包含道德感要求和利益最大化追求。越自私的社会,人们对利益最大化追求越极端,与之对应,道德感要求就越低,最终反映到理性道德意志力方面就越不堪一击。基于这个关系,在判断自己或判断他人道德的时候,就需要有动态道德分析法,道德的可变性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判断产生疑惑或者错误,人在不同时段会按照自身所处环境及需求改变行为原则,道德指标与利益指标冲突时随时可以双向调整,当利益大到难以割舍时,人们通常会想象出一个“道德等价物”来为自己的逐利行为做掩饰性替换,尽管这种替换的内在等价性并不存在。“他并不总是好”和“他并不总是坏”证明了道德可变的社会适应性。
感性道德数据的输入和导出相对自由,理性道德数据的输入和导出相对严苛,后者遵循的准则是道德上升为法律前的高级积累,自由主义泛滥的社会让感性道德与真实道德差距较远。换句讲,越自由的社会环境,其感性道德的瑕疵就越多,甚至有可能把不道德视为道德。道德,对于个人而言,首先是一种对自身不文明内因的自律,并不是法律层面的他律,思想和行为越自由,从众性就越多,自律性就越差。比如说,网络中的骂人现象远比现实世界为多,因为网络流媒体更为自由,不道德的骂人通常难以受到惩罚,本来不受骂人的人在感觉自己被骂吃亏之后也会惯性加入到骂人队伍中,最后让自己得出一个“网络骂人跟道德无关”这样的感性道德认知。再比如,网络自媒体的涉黄直播比现实中更为多见,过去,直播只有传统官媒才能做,现在,只要你有基本硬件条件,自然人随时可以开通直播,自由度极其宽泛,它带来的后果是直播行业的普遍性道德瑕疵。如果自律性松驰到极限而他律性法律又跟不上,整个社会的道德失序就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不理性的自由,最终会造就不道德的共患。
一般来说,只有法律才有具体的约束条款和法则,道德线条搭建的是抽象的框架。然而,当道德可以实现相对精准化判断之后,感性的、主观的道德也可以变成理性的、客观的道德,它可以由框架描述转化为法则描述,可以由少数人预设道德法则过渡到多数人共议道德法则。比如说,男医生给女性看病,如果要触及敏感部位,过去只能靠医生自我约束,现在就有“必须有第三人在场”的客观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保证道德不失序的重要法则。再比如,高校老师跟异性学生的密切交往,过去也是只能靠主观意志维持道德,现在就有诸多可执行的标准要求师生双方遵守,违反这些法则出现了道德失范,就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道德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之后,尤其是有精准性要求之后,在做道德判断时就更需要提升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个体到全部,从一般到普遍,不能单凭感性认知,也不能单凭简单推导,需要有确定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父亲是小偷,不能直接推导他的子女也是小偷,小偷曾经偷盗过隔壁王家的大米,不能断定王家第二次大米被偷又是同一小偷所为,一所学校有多位老师曾经骚扰过女学生,不能断定该校所有男老师都骚扰过女学生。
从一个小社会到一个大社会再到全人类社会,要想整个世界的道德秩序趋于良性,最重要的改变起点不外乎两点:一是减少感性认识的自由度,从而减少主观制造道德等价物的可能性;二是增加理性认识的群体性素养培训,用社会理性的进步带动社会道德的进步。
道德等价物,通常表现为非道德主观属性,不是为追求利益设置就是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寻找替罪物。有学者写不出论文,本不打算抄袭论文,但最后为了评上职称,还是抄袭并发表了论文,他给自己寻找的道德等价物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他抄我也抄”,大家都这样,他的内心就实现了“自我道德化”,而实际上未必是所有人都在抄。老李知道妻子跟隔壁老王偷情,不道德的本是妻子,但老李在感性上认为自己吃了亏,他就设法找老王的妻子偷情报复,自己制造的道德等价物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恰当的道德等价物使用范围越广,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就会越复杂,“不道德”会广泛地被错觉为“群体性道德”,法有不责众的时候,德也有不责众的时候。
道德的群体性素养培训,其方向是将道德的社会理性判断凝结为每个人心中的理性道德追求,让道德的公共性超越个人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私有性,道德本源反映出人必须最大程度地约束自己,它跟利益追求具有反向性,基于这种分歧,片面追求极端自私的快感客观上会制造出一个整体上道德崩溃的人类社会。一块大饼,可以供十个成年人吃饱,如果按公共性和公平性原则分配大饼,一般不会出现道德问题,如果由十个人按竞争的方式去分配大饼或者说抢大饼,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可能是弱肉强食,也可能是缺德者占优,总之情况会复杂得多。
道德,已经不只是个话题,也不是研究的需要,而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德国,欧洲曾经的道德典范,如今已经发展到政府官员公开邀约集体性换妻派对并得到相当大范围的呼应。美国,所谓现实中最民主发达的文明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集体性陷入裸体般缺德的霸权狂欢中。受到几千年封建束缚的中国大地,在快速抛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后迅速又找回了曾经那种三教九流魑魅魍魉横行的伪道德文化。
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战争,是自私不断扩张的感性道德泛滥和理性道德湮灭,它正在隐约召唤并固化一个乱伦时代的到来,战争痛苦不过是道德堕落后更为刺激的极端化表现。
附言:
1.冠军刘翔被上海市体育局要求二选一,要么回来任教,要么买断。评:体育运动早已经商业化,“为国争光”已经不是体育成绩的主要内涵,国外的金牌运动员只有一次性荣誉,无法终生享受体制内好处,只有中国照顾得最周全。这个事,正确做法是,该商业层面处置的交给商业,该用体制规则要求的按规则办,我比较多地支持体育局。
2.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处发生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两边有超千人失踪。评:这种天灾非常难以预测和管控,只能感叹生命的不确定性,希望有最好的结果。
3.江西在任省长叶建春被查。评:权力崇拜下的产物,脱离群众后的结果。
4.有兴趣的朋友,希望你们到“微信读书”和“喜马拉雅”上面阅读我的《一路残花》和《石头里的水》两本书,恳请提出指导意见!
写于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