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与抗争: 女性农民工如何利用身体谋求生存

　　劳务市场的外面，身着蓝色棉衣、外套一件枣红色的连衣围裙的志英，拖着锈迹斑斑的行李车不断徘徊，寻找着一丝的就业希望。当有雇主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时，她却不像其他男性农民工那样蜂拥而上，而是静静地站着，等待着雇主的主动搭讪。“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要的人也少。如果他(雇主)相中我的话，肯定会来找的。”看来，志英已经对这一切场景早有体察，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所领悟与定位。作为一名离开村庄的女性农民工，如同其他打工者一样成为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中的一分子。这些流动的女性农民工因其庞大的数量，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并成为一幅倍受世人瞩目的社会景观。

　　尽管许多研究成果在视角上存在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具有共同之处:一方面，力图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中，探索打工妹群体在工作生活环境中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和剥夺。这些研究皆向读者展现着她们艰难的生存样态和处于底层边缘的社会地位，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群体中的部份被市场以及传统文化所利用、剥夺，甚至抛弃、淘汰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尽管打工妹群体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边缘，但研究者们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建构打工妹群体的主体性，并借此反映出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与现行制度的夹缝中，如何进行抗争。但是，有关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轻的打工妹范围之内。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整体理解与思考。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国家权力主宰之下的女性农民工并非只有借助“劳动场景”才能被加以呈现和揭示，还有其他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的场域。本文通过笔者在农民工劳务就业市场进行的田野研究为个案，描述在劳务市场应聘的中年女性农民工被性骚扰和侵犯的生活经历。并将女性农民工置于“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的话语中，重点关注在结构性暴力中的女性农民工，考察她们如何在空间性隔离体制下被关注、利用和控制。而来自男性农民工的性骚扰与侵犯，又是如何使她们的身体遭受到活体试验般的恐惧与疼痛。笔者还将揭示她们如何通过利用自己的身体斡旋于男性之中，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劳务市场。笔者将此考虑为来自底边的一种抗争。

　　社会科学里的“身体政治”话语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它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得以显现。因此，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