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不能用西方标准进行“中西医结合”

　　不同的理论(或文明)系统是不能随意结合的，那样的“非法婚配”会产生思想怪胎——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出了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即西医。1913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xiè)公开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

　　然后是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xiù)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将中医称为“杀人祸首”的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卫生部曾发文规定：凡是中医大夫不准进入医院，这种做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他还因此撤了一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要西医学习中医。

　　这就有了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不过这种结合却因为西学势力强大，现实中导致“以西化中”的恶果。

　　西医的一些标准，如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还有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是西医标准，对中医来说有时毫无意义。比如，按西医标准，中药“清艾条”包装盒上必须标上三年有效期;问题是在中医针灸中，清艾条历来是越陈越好。原国家药监局助理巡视员骆诗文指出：“我们现在把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管理方法当作圣经，在中国推行，按照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是不符合中药发展要求的。”

　　中西医结合的严重后果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国际药材市场上遭受巨大损失外，还有今天中医本身已经陷入绝境，有人公开主张废除中医。

　　笔者对中医的认识是深刻的。十几年前，将我们7个子女养大成人，操劳了一生的父亲得了肝炎，当时以为是感冒，也就没太在意，后来父亲病情急剧恶化，去医院诊治时已经无力上楼。医院说治好病要花几万块钱，当时我的姐姐说她知道河北滦县一位农民有祖传的秘方，我们应先去那儿看看，因为在那儿治疗要便宜得多。

　　当大家准备出院时，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认为这是迷信，好心劝我们不要去。最后我们去了，我发现这位农民不懂医学，他也承认自己只会治肝炎一种病，方子是他的岳父传给他的。“医生”给开了一大堆草药(大约花了两百元)，当我们按照那位农民的方法给父亲用药后，奇迹出现了，虚弱得不能走路的父亲竟很快痊愈了，几十年来，一直很健康。为了使家人都放心，后来我们又去那家医院给父亲检查身体，化验结果出来时，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父亲的肝功能已经恢复正常!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向笔者打听滦县那位“医生”的电话、地址。据我所知，他们的肝炎都通过服用中药治好了，这些人中有大学生，也有企业老总……

　　中医的系统思维方式，黑箱研究方法(通过观测外部输入黑箱的信息和黑箱输出的信息的变化关系，来探索黑箱的内部构造和机理的科学方法)，以及数千年临床经验的积累，使之成为中华原文明的“活化石”，有其先进性一面，比如在治疗非典和艾滋病这样的疾病中。2003年初非典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45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患者平均退热时间只有3天，平均住院天数9天，另外，这些病人治愈后都没有出现西医治疗常见的股骨头坏死后遗症。关于近年来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我们从科技部的一份报告中能读到下面的文字：“从我们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一些患者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甚至开始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患者，已很难从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症状”。(选自科技部《关于河南省利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情况的调研报告》)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可参验”。既然中医曾经为中华民族(将来也会为全世界)的福祉做出了如此伟大的贡献，有无数可参验的实例，为什么得不到世界普遍的承认呢?这显然是今天西化的思维定势和用西方标准进行“中西医结合”造成的。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