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美国上百个城市的暴力冲突为什么会失控？

　　
  5月29日，纽约上千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佛利广场，抗议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一名男子利用画作抗议。摄影/ 本刊记者 廖攀

　　一场“不能呼吸”的美国社会危机

　　本刊记者/曹然

　　46岁的乔治·弗洛伊德，是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因新冠疫情而失业的非洲裔贫民。当地时间5月25日，他去明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常去的杂货店买了包烟，店员认为他付的那张面值20元的美钞是假币，随后报警。

　　两名警察赶到后，给弗洛伊德戴上手铐。在试图将他带入警车时，弗洛伊德进行了反抗。赶来增援的警察德里克·肖万将膝盖顶在弗洛伊德头部、颈部，时间长达8分46秒。

　　在一番挣扎并多次呼喊“我不能呼吸”后，弗洛伊德陷入昏迷，送医后宣告死亡。

　　一场席卷了上百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导火索就此点燃。起初的和平游行很快失控，暴力冲突频发。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大楼被点燃，数百家商铺被毁。事件发生后的一周时间里，至少3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

　　“社会学家数十年来一直研究集体行为和城市动荡，我可以肯定地说，共识是，这绝不仅仅是突发事件导致的动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主任达纳尔·亨特表示。

　　(视频截图)德里克·肖万用膝盖顶着弗洛伊德头颈部。

　　“当抢劫开始时，枪击开始”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大楼陷入火海时，很多美国政客和媒体将这次事件与上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联系起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在推特上宣称“当抢劫开始时，枪击开始”，直接引用了1967年迈阿密警察局长针对暴力民权运动发出的威胁。

　　但这次抗议活动与半个世纪前的民权运动有本质区别。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纽约市长白思豪都指出，他们面对的骚乱威胁并不来自本地黑人社区，而是混杂着左翼和右翼激进群体的暴力狂欢;网络上纷繁的诉求，虽然最终都指向种族主义，但其内涵已不是简单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可以概括。

　　经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斗争”，黑人问题已经不再像上世纪中叶那样常能引发全国性的暴力运动。少数族裔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等一样，成为一个常见的身份标签。

　　不过，美国种族与人权学界的专家一直发出警告，认为民权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并不意味着危机的解除。种族灭绝研究专家格里高利·斯坦顿在2013年提出了新时期的种族问题危机演变模式。这个被概括为“种族灭绝十步骤”的理论指出，任何种族灭绝都始于对人群的“分类”和“标签化”。

　　在弗洛伊德案件引发的抗议中，活跃的人群不仅有被警察针对的黑人群体，也有亚裔等少数族裔、平等权利被打压的女性、打着彩虹旗的同性恋人群、被特朗普指责为“恐怖主义”的左翼激进群体、在新冠疫情下被忽视的美国白人贫民等。每一个在美国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都借机发出自己的声音。

　　标签并非一夜之间产生的。为什么民权运动发展到今天，仍有如此多的少数群体都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斥和攻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扎卡里·考夫曼认为，进入21世纪后，仇恨言论的泛滥和教育的缺失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

　　曾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美国社会极化思潮缘起于2005年前后。这正是脸书、推特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初创时期。当人们需要在280个字符内表达完整的观点时，标签化、简单化的论述难以避免。

　　此外，网络交流也导致人们更容易发出极端言论。“在屏幕上发表不同意见和侮辱性文字，比侮辱一个正看着你的、活生生的人更容易。”戴蒙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后，社会矛盾因经济衰退而激化，更让仇恨言论获得了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金融危机后，虽然美国经济指标有所复苏，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撕裂与极化加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现一个火星冒出来就引发轩然大波的情况。”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少数群体标签很容易在网络上演变成极端对立的话题，而那些人类从种族灭绝和平权运动的巨大牺牲中总结出的保护少数群体的价值观，则被未受历史教育的社会消解为“政治正确”。著名女权活动家米基·肯德尔在弗洛伊德遇难后写道：“我不确定什么能使美国解决其原罪和正在犯的罪。”

　　特朗普的上台激化了这些针对少数群体的攻击，让它们从线上向线下蔓延。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全美仇恨犯罪率上升了17%。考夫曼研究这些事件的时间线发现，暴力活动与特朗普的仇恨言论及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旅行禁令”等歧视性政策直接相关。那些举行了支持他的集会的地区，仇恨犯罪比例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

　　但是，将全部责任归结于特朗普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始于2005年的美国社会极化趋势，即使在热衷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奥巴马掌权时期，也没有发生改变。明尼苏达的危机爆发后，也有媒体指责奥巴马没有在任内解决白人至上主义思潮，才导致更多的暴力活动在特朗普时期卷土重来。

　　特朗普当选总统，则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自30年前公开诋毁因种族歧视被无辜定罪的“中央公园五罪犯”以来，在选举前和选举期间，他已经无数次暴露出下意识的种族主义倾向。

　　5月29日，在美国波特兰，警察在催泪弹烟雾中行走。由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执法失当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一事引发的抗议活动蔓延至美国多地。图/ 美联

　　“扭曲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上一次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暴力动荡还是2014年，而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民权运动骚乱发生在1992年的洛杉矶，共计造成63人遇难。

　　面对暴力冲突，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市长博顿斯指出，和平抗议可以改变历史，但这必须基于一定的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全美蔓延的暴力，已经忘记了出发点。”

　　对于明尼苏达警察对弗洛伊德的不当执法，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乔治·柯克汉姆评论称：“这是一种残暴、过分、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弗洛伊德的家人通过律师声明指出，“除非我们得到公正，否则就不会有和平。”在已经有8人因游行伤亡的路易斯维尔，继续示威的人群也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围绕着弗洛伊德案，美国已经形成了两派观点：反对暴力运动的人认为，在现今美国社会，关于平权的诉求可以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而支持暴力运动的人认为，合法手段已经无法阻止美国社会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的蔓延。

　　在这次美国多地发生的暴力冲突中，一直崇尚暴力运动的激进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前英国陆军反恐官员、美国情报公司丹索斯集团安全顾问亚当·莱加特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透露，他获取的情报显示，明尼阿波利斯的大多数暴力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群体或无政府主义者。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团体是“反法西斯”(Antifa)。特朗普将他们称为明尼阿波利斯暴力冲突的罪魁祸首，并呼之为“恐怖组织”。美国媒体调查指出，这是一个松散的极左团体，在过去就时常会对他们认为属于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代理人的任何人发起暴力攻击。

　　由此而引发的暴力活动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将银行、连锁型企业和豪华汽车制造商作为资本主义腐败机构的象征，这导致商业机构遭受攻击，美国警察不得不出面保护苹果专营店。另一方面，与外界的想象不同，随同参与抢劫的人多数没有犯罪记录。

　　莱加特将这归因为“一时冲动”。参与抢劫者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缘于“对法律秩序的失望”。纽约市长白思豪认为，这些暴力参与者有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所以才会“伤害同为劳动者的警察”。

　　大选“黑天鹅”?

　　在明尼苏达州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前，关于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的民调数据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因为美国社会的少数群体不是特朗普的票仓，舆论多认为弗洛伊德事件不会对大选产生太大的影响。历史上，因为林肯废奴的贡献，非洲裔选民一度支持共和党;但在“罗斯福新政”后转而一直支持民主党至今。2016年大选中，只有8%的非洲裔支持特朗普;全部少数族裔、女性选民和低收入选民中的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希拉里。

　　不过，《金融时报》分析认为，特朗普将示威者定义为“暴徒”、将自己定性为“秩序的维护者”，以通过利用蔓延全美的抗议活动与暴力冲突来进一步稳定自己的白人支持者群体。前述民调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最近特朗普在白人城市贫民和老人中的支持率略有下降。

　　上世纪60年代，共和党人曾多次发起“南方战略”，为巩固自己的白人票仓而不惜牺牲“政治正确”。1968年，尼克松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大选之年逢马丁·路德·金遇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发现，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凡是出现暴力抗议活动的县，其选民对坚定反对暴力游行的尼克松的支持率都上升了6到8个百分点。这一次，尼克松赢了。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动了与尼克松类似的“政治攻势”，通常被舆论认为是政坛“搅局者”的他，这次选择了站在“秩序维护者”的立场上。他指责动荡局势是对手为不体面地赢得大选而布下的政治陷阱，宣称“瞌睡乔”(拜登)和民主党人“在纵容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走出监狱闹事”，而自己将不惜动用武力捍卫秩序。

　　“1968年时，尼克松吸引了很多对社会秩序感到焦虑的中间选民的选票。”主持前述研究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奥马尔·瓦索指出，这一次特朗普很可能也能成功，“想象一个白人温和派，认为当前的动荡源自城市中的非洲裔美国人，那么即使这个白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粗鲁的人物，也可能转向特朗普。”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赵明昊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除了对选民做出强硬姿态和攻击政治对手外，特朗普的态度也是为了确保疫情下重启美国经济的进程不被打乱，“特朗普非常担心骚乱的深化会加剧美国疫情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进而令其在大选中处于弱势地位。”

　　但对拜登和民主党人而言，当前的动荡局势同样是大选获胜的机会，而且也有史可证。1992年洛杉矶骚乱发生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前往当地开展“团结之旅”，获得了非洲裔选民的普遍支持，最终赢得大选。

　　面对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抗议声，将在11月份与特朗普“一决胜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采取了“和解路线”。他指出，美国社会应对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体制进行集中反思了，并指出“更重要的是倾听”。

　　“目前的局势下，民主党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刁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毕竟，如果没有这次抗争，非洲裔对拜登的支持未必是铁板一块。”

　　除了与民众对话、展现和特朗普不同的姿态、在后续的发言中阐述自己对于执法权等争议话题的态度外，刁大明认为，这一突发事件对民主党选情最直接的影响是，拜登选择非洲裔女性副总统候选人的概率“陡然上升”。在此背景下，来自加州的非洲裔、印度裔混血参议员贺锦丽(Kamala Harris)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

　　现在外界最担忧的是，选战与冲突叠加，将进一步激化政府与示威者的矛盾，而总统也有权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作为美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特朗普有权向包括各州国民警卫队在内的部队直接下达指令，也可以绕过民主党控制的州政府，单方面下令向各州部署现役部队。

　　6月1日，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社交媒体上建议总统出动军队，“让我们看看这些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在面对101空降师时有多坚硬”。特朗普转发了这条信息，并宣称科顿的说法“百分之百正确”。

　　“特朗普在使情况变得更糟。” 亚特兰大市长博顿斯指出，“如果现在白宫还有一个有理智和良心的人，请告诉总统，现在的局势需要他保持安静。”显然，特朗普对此无动于衷。

　　赵明昊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由于国民警卫队已经在美国多地部署，美国国防部也表示将增派更多军事人员，在强力压制举措之下，暴力状况短期内应能得到遏止。但不排除由于对白人警察审判不公、军警与示威者出现严重冲突等因素，一些地方会出现新一波的暴力冲突。

　　“此外，骚乱加剧疫情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加之经济形势日趋恶化，这为未来再次出现暴力示威埋下了种子。”赵明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