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年轻干部，因看不惯领导的圈子乱象，没有靠向领导，长期被边缘化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廉政瞭望记者 王巧捧曾勋

　　近两年，“培植个人势力”一词频繁出现在多名落马官员的处分通报当中。安徽省文化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杰，哈尔滨市公安局原二级巡视员于涛等干部的案件通报，均出现这一表述。“培植个人势力”正是畸形“圈子文化”最典型的现实表现。

　　这样的圈子损公肥私，撕裂单位内部团结，助长潜规则大行其道，消解制度权威，严重污染地方政治生态。值得警惕的是，“圈子文化”的危害并不都体现为大案要案，还有一些潜藏在机关、行业系统的日常运行当中，它可能削弱团队活力，消磨干部干事创业的斗志。相较于显性的贪腐问题，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隐性侵蚀，伤害更为持久，修复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公权力“私相授受”，损害公平公正

　　2026年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披露，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洪礼和长期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纵横交错的利益“小圈子”。洪礼和的“小圈子”，就是这套权力异化逻辑的一个样本。

　　洪礼和的圈子内部，互相请托斡旋，权权交易与权钱交易交织缠绕。圈子成员，时任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姚迪明，为洪礼和的多名亲属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上大开绿灯；作为利益交换，洪礼和则利用自身权力和影响力，为姚迪明及其亲属的提拔任用、工程项目承揽提供便利。公权力就这样沦为圈内人互相馈赠、私相授受的“礼物”。

　　社会学者费孝通曾指出，差序格局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这也是为什么圈子成员并不觉得自己在“以权谋私”，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圈子范围内，照顾他人也是一种“公”。洪礼和帮姚迪明提拔亲属，姚迪明帮洪礼和亲属调动工作，两人之间互有往来，在他们自己的逻辑里，这是“互相帮忙”，不是“权权交易”。群己界限模糊，公私界限也就模糊了，而这也正是最应该警惕的。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廖冲绪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此作出精准剖析：“畸形圈子以私人关系为纽带，以公共资源为筹码，以利益交换为动力，简单来讲就是拿公家的资源，养自己的人脉，办圈里的事情。按制度走不通的事，他们通过圈内关系打通。”原本刚性的制度规则，就这样被人情网络悄悄架空。

　　很多利益圈子的狡诈之处，恰恰在于并不直接冲破制度条文，而是拿正规程序当作掩护，在台面之下完成秘密交易。西部某市一名机关干部对记者道出其中门道：“有了‘自己人’，既能把手伸得更宽，还能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圈内人事先私下敲定交易内容，再由不同成员分工走完全部流程，会议纪要、决策记录、招投标手续一应俱全，表面上完全符合制度规定，从程序层面几乎挑不出破绽。该干部说，这也正是腐败窝案反复出现的原因。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领域，往往更容易滋生这类利益圈层，从而滋生腐败窝案。昆明市纪委监委警示教育片《圈·套》中总结了一个警示：“建‘圈’就是围猎，入‘圈’就是咬饵。”该片选取自规、住建、国企、水利领域等一批典型案例，还原了一些干部深陷“甜蜜圈”“知己圈”“老乡圈”“同学圈”的堕落过程，当事人逐渐置纪法于不顾，逾越底线肆意妄为，最终酿成系统性腐败、系列窝案。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田湘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进一步阐释，干部拉帮结派搭建关系圈子，本质上就是利益寄生、利益输送。当公共权力被当成私人物品随意处置，腐败就会愈演愈烈，潜规则渗透党内生活，既伤害社会公平正义，也败坏社会风气。

　　劣币驱逐良币，组织遭遇“慢性失血”

　　洪礼和一案中有个细节，极具警示意义：他的亲戚詹辉仅有中专学历，原本只是交警支队检测站普通工勤人员，依靠圈子成员姚迪明的运作，短短数年便升任国企董事长。办案人员评价，类似事件严重挫伤踏实干事干部的积极性，对地方政治生态造成巨大损伤。

　　当个人发展更多取决于身处哪个圈子，而非德才品行与实际业绩，整个单位的价值导向就会发生偏转。“敢担当、能干事的实干者逐步遭到排挤，留在岗位上的，大多是圈子内的‘自己人’或是唯唯诺诺的‘老好人’。组织架构看似运转如常，内部却已被慢慢掏空：实干干部寒心失意，能力平庸者占据关键岗位，队伍的战斗力与活力持续滑坡。”对此，廖冲绪分析道。

　　对类似现象，在某机关工作20余年的吴利国，有着真切的亲身见闻。历经三个单位、多轮领导班子更换，他深有体会：不同的领导，会给班子带来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气。“有的领导热衷于搞小圈子，各类资源往往向‘自己人’倾斜，出现‘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象。部分干部心态由此失衡，有的就此躺平应付、随波逐流；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上投机钻营的路子，想方设法攀附关系、挤进圈子。”

　　吴利国提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县级部门，在上一任班子期间，有一名年轻干部，材料功底扎实、政策把握精准，但因看不惯领导的圈子乱象，没有靠向领导，结果长期被边缘化。几年后，该领导因贪腐问题败露在任上被查，新领导到任后，这名年轻干部才有机会施展才华，很快被安排到下级单位任部门副职，而其部门主任，则因为曾经按照领导意图违规向管理服务对象透露信息，受到警告处分，被调离了原岗位。

　　对此，一名高校老师亦深表感触，他说，这样的圈子“建起来”之后，一个组织也往往失去了不同声音，因此近年还出现过一所高校原校长将自己的“语录”挂在学校的情况。“清醒的领导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一般都是在圈子里封闭决策时，在下属的吹捧附和下，分不清好坏，飘了。”这名校长最终被教职工举报，接受审查调查。

　　吴利国所说“资源往往向‘自己人’倾斜”，背后的逻辑是差序格局的资源分配原则。有学者在阐释费孝通理论时指出，“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中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的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这就是为什么圈子一旦形成，公共资源就会按照亲疏远近分配，洪礼和的亲戚詹辉短短数年升任国企董事长，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离核心近”。

　　层层渗透扩散，扭曲社会价值观念

　　如果说权力交易、用人不公是“圈子文化”较为显性的危害，那它更深层的破坏，则体现在对制度规则、社会价值观念的持续渗透、污染。

　　吴利国说，现实中存在一类特殊的圈子，他们之间也许并不存在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却同样具备强大的利益操控能力。这种圈子往往不依靠现金贿赂维系，而是依托人情、乡情、同窗、师门等私人关系纽带，心照不宣互相帮衬。“遇到干部推荐、项目评审、评优立项、舆论造势等关键节点，互相站台、彼此照应，把公共的岗位、项目、荣誉，优先向圈内人倾斜。”

　　这类隐性圈层偏袒现象，同样渗透在学术科研领域。多名科研工作者受访表示，当下学术圈层问题突出，部分行业资深从业者习惯性扶持门生后辈、优先举荐熟人学术成果，在项目评审、成果评优、课题遴选等关键环节有所倾斜。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业惯性，构筑起封闭的行业壁垒，制造了实际上的不公平格局。

　　这种学术领域的圈子壁垒，并非“圈子文化”污染的终点，更令人警惕的是，它正在向青年群体蔓延，潜移默化地重塑下一代的价值坐标。在某中医药大学任教多年的赵褚曾在地铁听到两名研究生对话，是师兄向刚入学的师弟传授所谓“生存经验”，提醒选导师要看资源与人脉圈子，依附圈子广的导师更容易获取发展机会。北京一名高校教师也印证了类似现象：部分研究生报考前，优先打探导师的圈层影响力，把“混圈子”当成求学进阶的捷径。“混圈子的风，把学生都带歪了。”赵褚对此深感忧虑。

　　尚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就被灌输“跟对人比干好事更重要”的生存哲学，足见“圈子文化”侵蚀之深。“‘圈子文化’一旦形成，极易沉淀为地方或行业内不成文的‘潜规则’，形成代际传递的惯性思维与行为模式，绝非简单查办几名腐败分子就能彻底根除。”廖冲绪表示。

　　如何治理“圈子文化”？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田湘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其治理之难在于，这种文化根植于深厚的社会土壤，既有人情传统中糟粕因子的沿袭，也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客观现实，因此，治理之道也须从源头入手，即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严格执行任职回避制度以预防圈子产生，最终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