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对企业投资设立红绿灯的典型办法，就是设置负面清单，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都要讲清楚。一定要设红绿灯的话，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刘世锦
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 文
如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解决好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各界共同关切和讨论的重大议题。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改革开放应该说是始于拨乱反正，几个大的时间节点，思想解放，理论突破，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等等。
其实在这些节点上，我们回顾一下，当时都是有可能有两条甚至更多的选择，朝这边走还是朝那边走，但是我们选择了事后来看是一个正确的道路。这些都是立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原有不切实际的理论束缚，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
现阶段我们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创新驱动，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间都需要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企业家精神为引领，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推动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应该有一些大的理论和政策的突破。
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区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工业革命初期是有本钱的人才能办企业，资金提供者和企业的创办者往往是合为一体的，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不同，通俗地说资本家办企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企业所有者、创业者和经营管理者封闭的现象，特别是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以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的才能或者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所谓企业家才能或者精神，是指被称为企业家的那部分人，他们是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
主要职能就是组合利用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现在还加了一个数据等等各类资源。所以我们说企业家才能和精神实际上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提供资本和有效组合利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或者说我们通俗讲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他们所从事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所以把这两个是要区分开来的，不能混为一谈。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资本的人数量是大量增加，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上亿人参与的资本市场，如果我们现在一定要找个资本家，你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来找。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和工业革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通常是白手起家，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著名的企业，还有大量的不著名的企业，那些创业者开始的时候是有钱人吗？是资本家吗？基本上都不是，白手起家。
咱们通俗地说“穷光蛋 要思变”，过去叫“要干要革命”，现在就是“要起来办企业”。投资者更是看中了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才把资本给了企业家，是因为投资者知道企业家比他们能够更加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资本，所以企业家才能和精神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
之所以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因为市场依照按劳分配或者按要素分配的原则给企业家以报酬，这个跟我们平常讲的剥削不是一回事，即使企业家报酬多了也成为资本的提供者，与企业家才能这两者是能够区分开来的。
如果某个企业家不再具有企业家才能，投资者也不会把资本提供给他们。
第三，一个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应该使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大显身手，企业家才能其实是一个里面一部分人才具有这个才能。
这个社会关键是你得识别它，你让他们有一个成长，能够有露头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关键的一点。
现在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否有效，一个关键的指标也就是能否使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充当主角。
民营企业通常是由企业家创办，历史包袱不多，客观上容易使企业家才能得以施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在一个人身上能够持续始终，内外环境的变化，治理结构的缺陷，也包括二代接班，都可能引发民营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相当多的企业我们看到繁荣期并不长，可能也就十几年。
百年老店更是少见，企业家精神不可持续是一个主力，而国有企业脱胎于政企部分的传统计划体制，经过多年改革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仍然摆脱不了行政化、官僚化、甚至极端化的困扰。
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有的新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表现也不错，办的也相当好，但是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它背后往往是有那么一两个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精神的领导者，但是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常态。
国有企业我们现在讲国企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是否到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否发挥主导作用，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四，企业家才能和精神作为一种特质，一种精神状态，它体现在具体的企业家身上，如果这种体质和精神不负存在，那么这个人也不能称其为企业家。
所以，一个被称为企业家的人能否始终名副其实并不具有必然性。企业家作为具有特定的能力和精神状态，同时他们作为经济人、社会人必须遵纪守法自我约束加强道德修养，企业家的身份并不能提供特权，相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方面应该说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不少，有一些曾经的企业家或进行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公共利益，或过度膨胀重大决策失误，陷入严重的风险或危机境地，或官商勾连公期私用败坏社会信用和风气如此等等，这些年这些例子已经很多。
这些作为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恰恰是企业家精神衰落，或者被丢弃的后果，这个都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第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资本股权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民营企业的股东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国有股东，现在我们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纯粹的民企事实上越来越困难。
那么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实际上低估企业家才能和精神的作用。按照这种思路资本的属性，资本所有制属性它的地位和作用是第一位的。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甚至更低，实际上这对企业组织结构是缺乏正确的理解。
正像我刚才讲的在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家是组合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的资源，是重要性高于资本的资源，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说是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是要素驱动，现在我们要转向创新驱动。
其实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要素，企业家才能体现的是创新，所以我们讲企业家才能优于资本或者高于资本，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经济转型的要求。
资本所有者可以挑选好的企业家，但是它不能代替企业家，因为这样的话也才符合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摆正企业家才能和精神，也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使企业家才能和精神充当主角，这应该是各类企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核心要义，对提高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创新力至为关键。
对民营企业如此，对国有企业更是如此，一个具有合格或优秀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对完成国家赋予的战略职能更是不可或缺，另外企业家精神简单的说就是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也需要，我一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地方竞争，而地方竞争过程中我们地方主要领导人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
企业家精神翻过来Entrepreneurship，实际上它指的就是一种开拓、创新、冒险这样一种非常非常少见的这么一种精神，简单说就是创新精神。
所以我们下一步我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发展，就是地方主要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也至关重要，依照上述对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的认识，需要对企业分类作出相应调整，不在区分国企民企这是我们一个建议，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按照所有制分类，企业就不要分类了，按投资者进行分类。
这样的调整也符合国际惯例。事实上按照所有制对企业的分类，是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现在已经有必要也有条件正本清源回归常态。
第六，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
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监察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
前一段时间的讨论，对企业投资设立红绿灯的问题，红绿灯是前段时间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其实设红灯的典型办法，就是设置负面清单，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都讲清楚。一定要设红绿灯的话，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这些年并不少见情况是政府倡导的企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像咱们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一个以前都没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它的要求也过高，实际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实际上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所以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可以剔除负面清单也可以对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选择权还是交给企业和市场，这样的话才能推动创新和增长潜能的充分发挥。
（注：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系他12月8日在上海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