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低人权优势”是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据说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广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丧失权利,工人缺少议价空间而只能接受工厂给予的单方面工资。除了制造业,很多低端产业建立在对劳动者的任意盘剥上,由此带来的短暂经济发展。低人权经济发展模式能解释寻租经济、各种腐败与尺蠖现象,在全球化中颇有出口商品与吸引资本的优势,低人权在穷国崛起之初能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秦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因为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赞同者:《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里的秦晖认为低人权表现为初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权利的丧失与在劳动力供给过剩与宏观上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的作用下,工厂能任意决定工人的工资、福利。“中国经济奇迹”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而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区别于前面这种一般的看法,秦晖认为低人权(或低收入分配)并非简单看起来那样节省成本,相反,这种低成本带来的某些负外部性也会产生出于生产成本之外的成本。现在中国仍然是负福利国家,比零福利还要低,用国家权力、用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非减少不平等,而福利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减轻不平等或降低基尼系数。反对者:“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政府主导体现在靠政府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基础。这个原因基本上是后发展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个共同的原因。在新中国的公有制大一统时代,政府靠压缩人民生活消费,靠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完成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完成了工业原始积累并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至少这个这么大的成绩不会这么快来临,至少会推迟十年。客观评价:秦晖所谓的“中国经济有低人权优势”,左派反对的是其事实判断而右派反对的是其价值判断。低人权优势用得过头则会不利于社会的良性成长,直至沦为引起社会断裂的最大的劣势。但国家是否能或愿从这种低人权优势中走出来是存疑的。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改善人权最终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如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甚至普遍都比俄罗斯快。对比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中国更应以提升人权、改变二元结构、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为发展方向。
秦晖是如何回应“低人权优势”的批评者的?他认为没有什么必要用低人权增长如何如何不道德来反驳,李实认为秦晖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模式还不如拉美,是一种比拉美还要低一档的模式。回到事实判断:低人权是不是对南中国的经济奇迹产生作用了?秦晖认为不是唯一的作用,如果中国只有低人权则如同北朝鲜,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长的。他一再强调,中国的全球化加低人权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学中国用这样的条件来招揽资本家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中国没有低人权则如同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东欧加入欧盟的成本有多大?欧盟的福利门槛要比自由门槛高得多了。改善人权最终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包括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除了打仗的那些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都比俄罗斯快。俄罗斯现在民主倒退,而那些没有倒退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普京时代的增长率都比俄罗斯高。但他们的民主制度没有倒退,所以我们只敢讲俄罗斯的经济如何腾飞。秦晖认为,低人权在特定历史阶段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美大量投资,为什么英美不爱投资到别的国家?不就是因为中国那种欺负劳工的方式别的国家做不到吗?秦晖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增长,现在左派骂全球化骂得很厉害,其实全球化与中国这种不道德的奇迹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他们说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这种状态,所以要拒绝经济全球化而重新设立关税壁垒把外资赌出去。秦晖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留,但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权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权优势来搞原始积累。秦晖强调低人权而不是低工资,主要是考虑到人们的人权观是多样的。姚洋认为秦晖用人权这个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秦晖所谓的“人权”有三层意义:一是左派讲的人权,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平等意义上的人权。福利国家就是高人权,自由放任国家他们认为就是低人权,但中国在福利政策上比零福利还要低。负福利国家用国家权利与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左派看重的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从数值化的角度上讲就是降低基尼系数。中国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后就高起来了。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秦晖说他们是负福利国家。二是右派讲人权,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自由放任者。自由放任者讲的人权是契约自由权,就是对自由竞争的保持。中国的经济垄断问题非常严重,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根本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三是左右两派都共同公认的人权,就是政治自由与公民权:言论自由、结社、杨老师提到的成立工会等等。这是左右两派都公认的。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会认为我们要取消言论自由等。这三个方面都是低人权,印度那种低工资国家很多,但印度在集体谈判能力方面没有像中国那样剥夺得那么厉害。有人说中国改革也有人权进步的一面,秦晖认为中国改革的进步应主要体现在人权的进步上。我们的自由还很低,但比以前多;我们的福利也很低,但比以前多;我们的政治自由也很低,但也比以前多。秦晖强调的低人权主要是指全球化过程中比其他国家低,比如资本家到你这里投资是因为你没有工会,尤其是是看中能圈地这一点。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权比现在好?当然不是,但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让外资进来,根本不搞全球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秦晖认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主要是低人权会加速原始积累。盛洪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闭关锁国肯定不能长久,像北朝鲜那样越来越搞不下去,但如果打开国门,低人权国家就不得不像自由经济国家或民主国家那样强调创新激励。这一点是低人权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包括美国南方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跟美国北方叫板的。所以关起门来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包括美国南方如果关起门来与北方不搞经济一体化,南方不可能有什么效率。但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可广泛流通,那么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下的创新优势就会被低人权国家接过去。接过去以后,他搞的血汗工厂的所谓“低人权优势”你又学不到,最终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除了道义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比如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这样搞则英美就不会去其他国家投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最好,土地能随便圈,劳工能随便使唤。中国人真的没有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权运动经济以外的追求?很难讲。秦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全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目前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是不可能有全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劳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动。秦晖认为只有要求低人权国家放弃低人权优势,如果用终止市场全球化的办法,首先损害的就是中国人。有人说南非的低人权是基于邪恶的动机,我们的低人权是基于善良的动机,因为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付出很多代价,但邪恶不邪恶真的很难说。曼德拉的《自由之路无坦途》里的汤姆林森报告就有很多动机也是很好的,讲非洲黑人要求发展的机会,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展机会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会的安全。所以他讲了很多建设黑人家园要搞工业分散化,搞经济增长点,专门投资区,政府有优惠政策改善黑人就业等等。但实际上做得很差。秦晖认为制度出问题是主要原因,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在制度上写一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就能解决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秦晖认为改善教育与卫生这两项公共服务的大力度投资至关重要。但会有很多人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一种替代。很多人就专门写过文章,说农民进城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什么拉美病,印度病。汤姆林森报告讲黑人进城导致的问题跟当今中国的个别学者讲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大同小异,说这些人会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犯罪,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农村。留在农村就要改善生活条件,国家就要给他们投资。中国给他们的投资还没有达到黑人家园的水平,秦晖认为在这点上我们还不如他们呢!就财政投入来讲,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绝对量比他们多,秦晖这里讲的是人均。秦晖认为农民进城后,有关部门有必要给他们提供廉租房,要么通过福利政策(政府给他们盖房子)要么基于自由主义逻辑让他们自己解决。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至少你不应剥夺他们的自由。你不能搞到他们自由也没有,福利也没有。既是低自由,又是低福利。姚洋说过,我们房改以后我们的房子就能租给农民工住了。秦晖自称不知道姚洋的住房是不是租给农民工住的,的确是有一些人租了我们的房子,蓝旗营的住房现在如果出租,月租金能达到八千块,农民工能租吗?左派批评贫民窟是说你对穷人不够好,没有给穷人盖好房子;姚洋对贫民窟的那个观点是极右的观点,说穷人没有房地产跑到城市里来就是侵犯产权。这个逻辑在西方很少有人敢讲,哪怕心里那么想都不敢讲的。西方的右派反对福利房,但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不要给他们盖房子了,他们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以后他们富了房子也收不回来,而且很难分得公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钱,用货币补贴。第二个说法是穷人都集中在一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好是采取混合收入社区,福利房要分散地盖。这在西方就属于右派言论了。像姚洋讲的穷人闯进城里侵犯产权,我们就把他赶走。这个说法哪个右派敢认?秦晖认为,姚洋很善于把极左的观点与极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姚洋认为新中国的中性政府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其他国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没有中性政府,但打土豪分田地就不侵犯产权吗?你要利用时就鼓励穷人侵犯产权,当了富人要驱赶穷人时又要维护产权赶走把穷人了!拉美与印度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要给穷人让路。中国哪有什么穷人侵犯产权?只有国家侵犯穷人的产权。他们公平合理地、完全自愿地、合理合法地租了房子,政府动不动就把他们赶走了。这根本就谈不上侵犯产权,要说侵犯产权也是政府侵犯产权,就是破坏契约自由。中国的农民哪有这个胆量?中国政府对待穷人的态度全世界罕见,最右的国家也不可能这样做,你还要去圈国家的地!秦晖认为,中国在流动劳工这个问题上就是最右的。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在过渡时期人权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改革开放初期乃至过渡时期的头几年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但从长远来看,秦晖认为中国迈过这个坎之后会走向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中国最近宣传的竞争力排名跟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是一回事,低人权不等于低工资,温铁军认为政府与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比较低,人家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更低。中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低,但没有像南非一样动不动就拿警察去对付黑人,讲得简单点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秦晖认为,这个不应叫做交易费用。张五常也说过,社会主义如果说有点优势,那就是能降低交易费用而不是因为它够公平。南非过渡时期的困难已为中国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能不能尽量减少这种过渡时期的困难?秦晖认为,即使有这些困难,较之于人权提高的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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