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高强｜“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2期
内容提要：开会书写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值得详加研读的重要现象。在目标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主张“在咱们自己的会上给自己讲话”，使得民众、干部与党组织之间彼此互通，最终完成“同质共同体”的构建。在路径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称许“浅说”并“讲透”的开会方式，具体体现为四组关系的彼此对照：举实例而非说抽象，缓步行而非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艺样式而非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串门子”聊家常而非“开大会”讲一套。在效果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表明，只有“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并行配合，方能迎来旧貌换新颜的灿烂盛景。开会在社会主义文学文本中的镜像式呈现，是“通心”之法取得“通心”之效的切实记录，社会主义文学和革命政治实践的历史“遗产”都可从中获得敞现的可能。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学 开会书写 群众路线 压力政治 情感革命
作为一种特殊概念，“社会主义文学”通常指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特殊阶段的文学历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它最一般的社会属性。我们如将视野稍加拓展，就可发现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并非起源于1949年的改天换地，而是导源于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换言之，从《讲话》的发表算起，中国共产党这一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革命思想就开始主导并制约着文学的风貌格局，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全新的变化。因此，从深受《讲话》影响和制约的角度来说，1942年是所谓“新中国文艺”或者“共和国文艺”的思想原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理应包括1942年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学在内。近年来，学界对于整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主要围绕着文本内部的“再解读”及外部“文学制度”的梳理勾勒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在“文学制度”方面，经由黄发有、王秀涛、斯炎伟等学者的开掘，会议这项关键性制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关系被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不光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演进的重要外部制度，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极为常见和极富意味的情节元素。开会，开什么会，如何开会，开会的经验和教训，凡此种种，均深度参与并型构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风范和思想质地。鉴于此，有必要在“会议制度”这一外部研究的基础上，从开会书写的内部视角重审社会主义文学，进而破除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盲见”或“不见”，深入“发见”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