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高官与消失的借据：广东佛山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围猎”游戏

　　（现今71岁的崔国权。）

　　当司法权变成了权贵手中的私器，

　　变成了整肃异己、掠夺财富的工具，

　　那么，无论是卖鱼的崔国权，还是写代码的你，

　　亦或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我，

　　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头待宰的猪呢？

　　这是一个关于背叛、围猎与权力寻租的标本式案例。

　　佛山亿万富豪崔国权，因与地产商杨树坪、余斌发生经济纠纷，在民事诉讼眼看要胜诉的关键时刻，被合作伙伴动用刑事手段“降维打击”。

　　对方通过一系列令人咋舌的官商勾结——涉及佛山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廖东明、最高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最牛律师”陈卓伦——崔国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数千万资产化为乌有。

　　最荒诞的是，那几十条赤裸裸交易司法权的短信，以及19份莫名“失踪”在检察院、价值3000多万的借据，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嘲笑着阳光下的法治。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Review

　　在广东佛山，卖鱼曾是一门好生意。

　　1954年出生的崔国权，就是靠着凌晨两点起床去广州卖鱼虾，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万块。那是1979年，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几十块钱的月工资发愁。崔国权没读过书，但他懂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勤劳，胆大，就能富。

　　后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从承包农场到开工厂，从拖拉机拉货到火车皮运输，“桂花”牌保温瓶卖到了南美和中东。90年代末，崔国权手腕上戴着镶满103颗钻石的江诗丹顿，开着凌志LS400，许家印半夜敲门找他借钱。

　　那时候的他一定以为，世界是线性的，财富是永恒的，兄弟是可靠的。

　　直到他遇到了房地产，遇到了那帮穿西装、喝红酒、满口“资本运作”的“兄弟”。

　　71岁的崔国权如今两手空空，那块价值连城的江诗丹顿还在手腕上，像一枚讽刺的勋章，纪念着一个草莽英雄被权力与资本合谋绞杀的旧时代。

　　（关联报道：特稿｜佛山民营企业家被“以刑化债”后，批办检察长落马，大法官、名律师获罪，交易短信曝光）

　　1、当生意变成“杀意”

　　2001年的房地产，遍地黄金，也遍地陷阱。

　　杨树坪和余斌，这两位后来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大佬，当时把崔国权拉上了牌桌。龙口西项目、洲头咀项目，听起来都是印钞机。崔国权虽然书读得少，但直觉还在，他不想追加投资，只想拿固定的股份。

　　于是，一出精彩的“双簧”开始了。

　　签阴阳合同，甚至为了应付国企越秀公司，搞出了所谓的“无效合同”。等到项目真要分钱了，或者项目烂尾需要填坑了，“兄弟情”就变成了“杀猪刀”。

　　2002年，杨树坪、余斌和崔国权坐下来算账。那张写在小纸条上的结算单，像极了黑帮电影里的分赃现场：杨树坪要退给崔国权4240万，还要把城启大厦的几层楼抵押给他。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也就是一起普通的商业纠纷。但杨老板和余老板显然不这么想。

　　当崔国权发现承诺的抵押物缩水，并没有收到尾款，甚至发现自己被杨、余二人联手做局，不仅被踢出了股东名单，还目睹了国有资产宝华大厦被低价贱卖的戏码时，他愤怒了。

　　他在广州亚洲酒店和余斌吵了一架。对方留下一句足以载入中国商业黑历史的名言：

　　“我们就是串通起来玩你，玩你乡下仔。”

　　这不仅是智商上的羞辱，更是阶层上的傲慢。在玩资本和玩权术的人眼里，卖鱼出身的实业家，不过是随时可以宰杀的肥羊。

　　2、降维打击：那个叫“蔡哥”的男人

　　崔国权是个硬骨头。

　　他没忍，直接去法院起诉了。

　　2004年，官司打得火热。眼看笔迹鉴定结果对崔国权有利，对方伪造证据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民事官司眼看要输。

　　这时候，商业竞争的“核武器”——

　　刑事手段，登场了。

　　在中国的商业江湖里，有一种恐怖的战术叫“以刑化债”。既然欠你的钱还不上，或者不想还，那把你抓起来，债权人不就没法要债了吗？

　　于是，佛山市检察院的“专案组”来了。带头的大将叫蔡建芳，时任大案要案中心主任。他的背后，站着检察长廖东明。

　　2005年6月30日，崔国权被抓。理由？涉嫌行贿。

　　这真是一个万能的筐。检察院的人冲进工厂，挖地三尺，抓厂长、抓出纳，甚至因为找不到证据，硬是把出纳关了一年半。蔡建芳放话：“挖地三尺，也要找出证据。”

　　而在看守所的高墙之外，一场真正的交易正在通过短信进行。

　　崔国权提供的那些短信记录，简直是《官场现形记》的赛博朋克版。余斌、杨树坪与检察院官员的沟通，顺畅得像是在点外卖：

　　余斌：“这件事确定后费用由我出。”

　　蔡建芳：“谢谢。”

　　余斌：“有没有什么要我出面的？”

　　蔡建芳：“近期你也要留意……现在有没有5万现金？”

　　余斌：“有，什么时候需要？”

　　蔡建芳：“现在叫人送给张。”

　　这还是司法吗？

　　每一步司法程序，都有明码标价；每一个强制措施，都配合着民事诉讼的节奏。

　　当民事法庭上需要崔国权闭嘴时，检察院就拒绝律师会见；当需要崔国权认怂时，办案人员就暗示“放弃民事权利就能放你一马”。

　　最黑色幽默的是，原本抓崔国权的理由是“行贿”，结果查来查去查不实，最后给安了个“赌博罪”。

　　而那个和他一起去缅甸开赌场的“兄弟”杨树坪呢？虽然判决书上写着“另案处理”，但这四个字在某种语境下，约等于“不予处理”。20年过去了，杨老板依然逍遥法外。

　　这就是“法治”在某些人手中的弹性：对付你，它是钢鞭；保护我，它是橡皮泥。

　　3、四股力量的绞杀

　　崔国权为什么赢不了？他在狱中想明白了一件事：他面对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一张网。

　　这张网上，有坐拥上市公司的地产大鳄，有佛山检察院的一把手廖东明，有广东“最牛律师”陈卓伦，甚至还有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

　　这是一条完美的食物链。

　　律师陈卓伦是黄松有的亲戚和校友，廖东明和蔡建芳是校友。他们互相输送利益，互相掩护。在廖东明的起诉书里，他甚至帮妹妹搞了个“空手套白狼”的地皮生意，而余斌就是那个配合演出的“金主”。

　　在这样的全明星阵容面前，卖鱼出身的崔国权，就像一个拿着鱼叉冲向坦克的堂吉诃德。

　　最高检后来都看不下去了，提出了抗诉。最高法也指令重审了。但在广东的地界上，这些抗诉和指令，像落入泥潭的石子，激起一点涟漪后，依然被那张无形的大网吞噬。

　　法院的判决书换了一茬又一茬，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结果只有一个：崔国权，你输了。

　　4、消失的3000万借据

　　故事的尾声，比高潮更荒谬。

　　那帮“围猎”崔国权的人，后来大多也没落得好下场。

　　大法官黄松有因贪腐落马，成了阶下囚；名律师陈卓伦进去了；检察长廖东明也被判了无期。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话听着解气，但对崔国权来说，毫无意义。

　　因为他的钱，真的没了。

　　当年检察院为了办他，查抄了他的家和工厂，扣押了19份借据。这些借据是另一个商人黄华江欠他3000多万的铁证。

　　按理说，案子结了，与案件无关的扣押物得退还吧？

　　没有。这19份借据，就像掉进了黑洞。

　　20年了，崔国权跑了10万公里的上访路。佛山市检察院最近给出的解决方案简直是神来之笔：他们说委托给了九江镇信访办归还。

　　九江镇信访办一脸懵圈：“我没收到啊，别甩锅给我。”

　　你看，抓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扣钱的时候挖地三尺，等到要还钱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踢皮球的国足主力。

　　3000多万，在2005年是什么概念？

　　在今天的佛山又是什么概念？

　　有人说，这些借据可能早就被销毁了，或者被私下交易了。毕竟，如果借据没了，欠债的人也就不用还了。这中间的利益空间，足够让很多人铤而走险。

　　崔国权现在唯一的执念，就是讨个公道。

　　他曾经相信勤劳致富，后来相信合同契约，再后来相信法律正义。但现实一次次打他的脸。现实告诉他，在这个草莽与权贵共舞的时代，如果你没有成为权力的猎手，那你随时可能成为权力的猎物。

　　那块江诗丹顿手表，每走一秒，都在滴答滴答地讲述着一个关于信任崩塌的故事。

　　对于崔国权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万贯家财，还有一个企业家对法治环境最朴素的信任。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看客来说，最恐惧的不是巨额财富的灰飞烟灭，而是那条短信里透露出的讯息：

　　只要价钱合适，正义是可以被定制的。

　　当司法权变成了权贵手中的私器，变成了整肃异己、掠夺财富的工具，那么，无论是卖鱼的崔国权，还是写代码的你，亦或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我，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头待宰的猪呢？

　　天黑了，闭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