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不是福利，学者一定要懂学术

　　在我们之前文章《灵活就业是福利？印度人入华是机会？》的文章评论区，有一种声音是：张丹丹说的“福利”是一个学术概念，讲的事情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应该用大众化语境的“福利”去理解，也不能对学术讨论“断章取义”。

　　那一篇文章要讨论的东西太多，笔者没有对张丹丹的言论掰开揉碎分析；评论区的字数也不多，展开不了深刻讨论。那今天我们就以张丹丹这次的采访为例，看看她的言论到底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和逻辑。

　　结论是：人文社科、特别是笔者熟悉的经济学领域，学者专家在公共视野下参与政策讨论的发言，大多数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没想合乎过学术标准，出了舆情又躲到所谓“学术讨论”后面不准公众批评，属实是又当又立。

　　学者一定要懂学术

　　张丹丹说“在劳动经济学里，灵活性是一种福利”。我们此前引入很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批判，让一些人不高兴，觉得我们联系张院长的职业、搞阶级叙事（人身攻击）。那今天我们就展开讲讲，在主流经济学语境里（也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张丹丹如何同样错的离谱。

　　主流经济学的“福利”，指个体效用被满足的程度。而灵活性，以及货币收入、闲暇时间、社保待遇、工作稳定性、社会地位等等，是福利的多种来源，而非福利本身。福利是一种状态，灵活性是一种手段/资源，二者绝不相同。

　　严格区分福利本身和实现福利的资源，绝非咬文嚼字。第一，此之蜜糖彼之砒霜，不谈偏好、直接把手段资源等同于福利就是耍流氓。比如需要照看孩子的劳动者希望多些灵活时间，而对于希望多挣钱攒老婆本的单身人士来说，宁可牺牲灵活性换取更多的货币收入。

　　第二，资源是稀缺的，手段是有限的。得到一种实现福利的资源，并不必然意味着福利增进，因为必然同时失去了另一些资源。如果后者的福利损失大于前者，“手段=目的”公式就非常可笑。比如，消费者花高价买了一碗面，结果口味非常难吃，面确实缓解了饥饿带来了福利，但付出了很多货币反而减损了消费者的总体福利。

　　再来看张丹丹的原文：

　　她不谈偏好、不谈约束，直接把灵活性定义为“福利”，说明根本无意或无力辨析“福利”和“实现福利的资源”两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后面关于“五险一金是朝九晚五的不自由换来的，灵活和自主管理的代价是保障自然弱一些”的内容，讲的是不同资源手段之间的tradeoff（权衡取舍），却用来论证“灵活性就是福利”，仍然概念混用，非常混乱。

　　所以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张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一知半解，要么她本人就没想在口头采访节目里搞什么严肃规范的学术讨论。如果用严谨的学术语言描述灵活性，大概应该是“灵活性可以扩大劳动者选择工作的范围，增加对闲暇时间等因素的自主安排，可能匹配部分劳动者偏好，从而增进其福利”——相信一些用“学术议题”辩护的人这时又该批评笔者咬文嚼字掉书袋了。

　　张丹丹乱用学术概念博出圈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论劳动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失业率都指失业人口占劳动力队伍的比重，其中劳动力队伍指就业人口和没有就业但有找工作意愿的失业人口。而躺平、放弃找工作的人属于退出劳动力队伍，在学术上不叫失业。劳动力队伍除以总人口的比例叫劳动力参与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叫就业率。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张丹丹把退出劳动力的青年人口算作“失业人口”，得出我国青年失业率将近50%的结论。明明有“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青年就业率下降”等多种严谨的学术表述可以来探讨这个问题，但她选择了最不专业、最贴近社会公众认知（不工作就算失业）、最满足洋大人propaganda需要的表述。

　　有人可能会说，参加口头访谈时难以避免口误，也不能长篇大论晦涩的专业名词和概念。那么，如果她真想严肃讨论灵活就业对福利的影响，就不该参加严谨性很差的口头访谈节目。

　　既然选择接受访谈，就是想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就是要传播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书面发表在《财新》上的文章，同样敢于直接推翻最基本的概念定义，这总不能说是一时口误了吧？

　　打着学术名义的辩护者口径高度类似，讲不出“福利”和“实现福利手段”的概念辨析，也不去分析灵活就业的代价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增进了从业者福利，只会用“学术问题”的旗号堵批评者的嘴，谁批评、谁就“不学无术”“民粹”。他们太过着急洗白堵嘴，丝毫不在意黑水侵染了“学术”的大旗。

　　灵活就业好处在哪？

　　张丹丹在访谈中讲的“福利”，其实就是大众语境的普通意思，即一种好处、一种优点，是灵活就业本身的属性，与经济学概念“人的满足状态”完全不同。

　　在同一段的末尾，她再次说“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而下一个问题里，她也重点描绘了随行就市干最高收入的灵活就业者有多么赚钱，对“零散收入低”一句带过。可见她就是在论证灵活就业的好，不是断章取义，也讲不通学术道理。

　　她对好处的理解也充满了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如果灵活是劳动者支付了足额代价换回来的，那这就不应该被称为“福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打工人今天突然头疼脑热申请一天病假，领导批假且不扣工资，这叫福利；如果领导批假且扣一天工资，这叫钱货两清，决不能叫公司给打工人的关怀福利。当然，现在恶劣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给批病假可能都被视作福利乃至恩赐了。

　　综观张丹丹的采访，她对灵活就业的好处片面夸大，对存在的问题全部蜻蜓点水一带而过，那些关于坏处的话，只能作为洗地的依据，强辩她也说了XXX，无法改变她整段的核心思想：灵活就业是好的，与正式合同工各有优劣。

　　相比正式合同工，绝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付出的代价，绝不止张丹丹轻描淡写的“社会保障弱一些”。平台可以通过提高抽佣、降低每单报酬、将客诉责任完全推给工作人员等种种机制设计，强迫灵活就业人员毫不灵活地满负荷工作。由此观之，灵活就业并非从业者的灵活，只是用人单位的灵活，灵活地拒绝尊重劳动权益、逃避法定责任。

　　将全生命周期的收入、保障和风险分摊等统一计算，灵活就业者为了“灵活”付出了巨大的收入减损。在我们这个刚摆脱绝对贫困没几年的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绝不会因收入大幅下降、工作时间灵活而增进福利，更何况“灵活”只存在于字面上和专家的臆想当中。

　　人文社科没有“纯学术”

　　有一个讽刺赛博自由派的笑话：当自由派听到了反对他们的声音，愤怒地回击道：“闭嘴，我们在谈论自由！”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现在很多社科学者及其粉丝，他们平时抱怨国内没有“学术自由”，暗示是言论审查限制他们创作出经典研究，在参与公共讨论遭到批评时，却也愤怒地说“闭嘴，我们在谈论学术！”

　　政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和资源分配的活动，人文社科从来没有纯学术，都带有政治底色。其研究的对象是涉及无数人现实利益的制度安排，影响无数人认识的意识形态。研究者也是社会复杂利益网络中的一份子，其思维受其社会关系网络和接受信息总和的塑造，渗透自己的利益诉求。

　　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不会影响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人文社科的成果不仅将改变其研究对象的行为、建构和形式，甚至将对社会运转的逻辑产生重大改变。

　　20世纪以来，西方的人文社科试图遮盖政治底色、切割利益关联，把自己打扮成客观、中立的“纯科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大规模运用数理模型等工具，试图让自己跻身自然科学STEM学科行列。

　　可是，无论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多么复杂，都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可控、可靠、可观测地验证理论预言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就像日心说出现前的本轮-均轮理论，数学模型空前复杂，但一旦地心说的根本假设被证伪，整套模型体系都会变成一坨华丽的废物——更何况，当前主流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预测力解释力远不如本轮-均轮理论对天体运行轨迹的解释预测。

　　主流经济学把很多来自日常实践的概念抽离出来，赋予了并不完全符合常识的定义，作为自己学科的基础概念。经济学者在参与政策讨论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利用学术概念和公众认知的差异，带歪讨论方向。

　　比如创新，在公共政策和大众语境中，这是一个褒义词，指技术发明等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创造。但在经济学中，创新是一个中性词，指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新发明、新要素组合、新商业模式等。美团地推经理偷偷登录商家账号参加大额优惠活动，也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然后经济学家高呼：严监管会抑制创新！使得商业巨鳄，而非真正的创新型企业，成为放松监管的最大最直接受益者。

　　再比如需求，对于普通人而言，饿了有吃饭的需求，在外打工漂泊有过年回家的需求。但经济学讨论的需求往往是有效需求，即能用货币实现的需求。薛兆丰之流大肆鼓吹的市场自动调节供需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本质上是否定人的基本发展权利——穷人不配吃饭，不配过年回家。所以他们认为美国能在国内饥饿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量出口粮食，我国应该放任春运车票价格暴涨消除市场扭曲。

　　人文社科不仅在学科性质上与纯科学无缘，多数学者也从不甘于只当学者。特别是经济、法律、金融等与社会体制和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学科，尤其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积极参与公众讨论、利用各种渠道对政策施加影响，实现个人及其代表阶层的利益。

　　以笔者熟悉的经济领域来说，学者的学术品格和公共领域人格几乎毫无关系。毕竟舆论场上没有同行评议，哪怕是非常明显的概念混淆、逻辑漏洞和数据失真，都不会阻止暴论的发表，甚至能发挥更好传播效果，兑现或明或暗的利益诉求。

　　很多颇有水平的经济学者，到了公共场域就化身政治大喇叭、金主传声筒、暴论制造机。比如哈耶克在著作中承认良好运行的市场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强调对企业的垄断和工会的垄断都要保持警惕，但给里根撒切尔站台时就变成了原教旨市场主义者，田园奥派无法理解哈耶克写在书中的道理（更可能连书都没读过），只能捡拾他捧政客臭脚的垃圾言论并奉为圭臬。

　　张丹丹亦是如此。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肯定了她《不可忽视的制造业零工化趋势》的质量和深刻性，且也基于她调研得出的数据进行推论，这和笔者批判她在多次公众发言中的明显错误并不矛盾。

　　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或他们的支持者，利用学者的身份、名头为其公共政策言论的合理性权威性背书，却在讨论中毫不遵守学术规范、基本逻辑和事实依据；明明是脱离学术规范的言论，受到批评时又拿出学术大棒去堵悠悠众口。

　　——这灵活多变的“学术”标准，可与学者标榜的“正直”品质大相径庭，真是十足的又当又立！

　　毛主席说：我劝大家多读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这句话点穿了人文社科的政治底色。人文社科的“对错”，往往取决于你站在什么立场、持何种利益。西方人文社科拼命抹除自己的政治色彩，本质上是为了抹除普通人根据自身立场评判的正当性，消除普通人利益诉求的合理性，只要服从他们构建的“客观真理”即可。

　　在这套体系下，人文社科的专家学者假想出市场、良法、民主政治等等奥林匹斯诸神。但神像不会开口、没有能动调节社会的能力，那么对神谕的传达解读就要垄断在他们祭司阶层手中，假借神谕的名义捏塑思维、划分标准、制定规则、控制行为，实现自身及贵族寡头的统治。比如很多法律人鼓吹的法治rule of law，本质上是法律人的统治rule of lawyers。

　　这套机制在西方国家已经相当稳固，在中国却被社会主义的五行山稳稳镇压。很多人文社科专家学者做梦都想当上祭司，永远与体制对立、永远与劳动者对立、永远与西方理论站在统一战线——这是诸多专家的另一重又当又立，屁股牢牢坐定政治立场，嘴上高呼“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上一篇的分析中，联系张丹丹的职业进行批判。她自己在旱涝保收的岗位上大谈灵活性的好处，呼吁全体纳税人出钱弥补企业逃避的用人成本，学术的大旗早就遮不住政治性的屁股，那就当然要从其身份立场出发，揭开利益诉求之上的幕布。

　　不被这些专家骗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对“学术中立”的盲信，否定专家学者对评判标准的垄断。既然你们立场为先写命题作文，那普通人为什么不能重拾阶级分析法？而且中国太多人文社科专家的业务水平不过关，即使不像本文开头从概念辨析入手否定其学术性，也能发现他们论证中充斥着逻辑错误、常识错误、事实错误，夺回属于每个普通的思考和发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