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枫：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战略和“葛兰西难题”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6年秋季刊，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黑母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和理论文献，也是迄今出版的阿尔都塞30多部著作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最强、最具体系性的政论著作。¹它记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机的时刻，一位共产党人哲学家如何通过理论的方式，努力干预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它批驳了“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错误’而流行起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错误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放弃这个概念的错误决定，进行了“严肃的理论解释和历史解释”。²在进行这些解释的同时，阿尔都塞证明了共产主义战略的重要性，批判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路线，并对“葛兰西难题”作出了直接回应。

　　一

　　据法文编者戈什加连（G. M. Goshgarian）考证，《黑母牛》写于1976年6月中旬至9月初，即法共二十二大闭幕四个月后的一段时间。

　　在法共二十二大召开前，1975年11月12日，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发表了大会的筹备文件。³有党员注意到文件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于是在《人道报》为大会专辟的“论坛”和《新法兰西》报上，就是否应该在大会审议的文件中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是否应该将其从党章中删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76年1月7日，一位名叫阿达（G. Haddad）的党支部书记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提出既然党的文件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明确把这一点说出来，并提议最好在党章中也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曾经是正确的，但目前已经不再完全成立，而且与当下法国共产党正在为之奋斗的不断扩大民主和拓展自由的理念相悖。⁴1月8日，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当被问及关于从党章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的提议时，他表示这将由大会作出决定，而他自己个人同意这个提议，并明确表示“如今，‘专政’一词已不符合我们的目标，它已变得令人难以忍受”。⁵1月19日，马歇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再次被问及相关问题，他表态支持从党章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并指出大会筹备文件之所以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个表述“不能准确反映我们政策的现实和我们当前向国家提出的主张”，他们主张走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⁶1月22日，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论坛”上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对阿达和马歇的立场发出质疑，提出党的筹备文件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表示该文件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相反，它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为前提；巴利巴尔还指出，如果党决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详细阐明其理论依据，而不能仅仅诉诸对“专政”这个词的本能反感；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决不能轻易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⁷1月23日，法共政治局委员居伊·贝斯（Guy Besse）在《人道报》上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答艾蒂安·巴利巴尔》，对巴利巴尔的立场进行了长篇反驳，提出在当今法国的现实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已经过时，只有决议草案所确立的战略，才能为工人阶级实现“法国人民联盟”这一制胜关键条件提供可能。⁸

　　在此期间，作为法共基层党员和法国当时最有声望的共产党人哲学家，阿尔都塞虽然支持巴利巴尔的立场，但没有参与讨论。因为在他看来，既然筹备文件和大会议程中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筹备文件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就难以被理解，自己所在的党支部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所以自己最好也不要在“论坛”上发言，以免采取可能与支部同志不同的个人立场，“以免显得是在自我表现”。⁹而当居伊·贝斯批评巴利巴尔的文章出现之后，阿尔都塞更感觉当时“显然还不同时具备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进行从容讨论的各项条件”，所以决定“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这个问题，等同志们自己有时间进行反思时，再给出必要的解释”。¹⁰

　　1976年2月4—8日，法共二十二大正式召开，乔治·马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提出要建立“具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关键是“民主和自由”。他还专门用了很长篇幅谈到一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的问题（即大会文件草案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阐明了“文件草案没有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来规定我们为之而斗争的社会主义法国的政权”的理由。在他看来，“‘专政’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萨拉查和佛朗哥的法西斯制度，也就是否定民主”，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为此，他“向大会提议决定放弃这个概念”，并提议委托行将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中的相应内容提交下次代表大会。马歇的提议在大会上赢得了掌声，并获得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批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概念，在未经深入的理论探讨，¹¹甚至在事先未列入大会议程的条件下，就稀里糊涂地被代表大会以政治决定的方式放弃了。

　　然而，马歇报告中提到的关于那个问题的“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因他的个人解释和二十二大的政治决定而结束；相反，他的解释和大会的决定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歇给出的解释“完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彻底无知”¹²，二十二大关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效决定”，因为“任何人—包括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能力决定放弃一个科学概念”。¹³这里涉及的首先是理论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概念吗？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占据什么地位？然后才是政治问题：如果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那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学说的党对它的放弃意味着什么？如果二十二大一方面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它通过的文件又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那么它在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时，实际上放弃的是什么？……

　　对于自1948年加入共产党以来就强调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通过理论工作干预政治实践视为自身使命，希望以自己的哲学著作提升法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甚至一度自作主张要为党培养下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阿尔都塞来说，上述这些问题关系重大，必须严肃对待。何况在经历了“自我批评”从而纠正了自己的“理论主义偏向”后，此时的阿尔都塞不再只关心“‘理论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是开始重视“政治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¹⁴，“在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努力变成共产党人”¹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或许会感到孤单，但作为共产党人，他“决不会在旷野中布道”¹⁶，而是要通过党去从事改变世界的政治活动—当然也就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对党的错误提出批评，帮助党纠正错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¹⁷，在这样的“重大‘转折’”¹⁸关头，共产党人哲学家必须进行干预。

　　于是，继巴利巴尔1976年4月20日在法共学习与研究中心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理论的长篇演说之后，1976年4月23日，阿尔都塞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图书周”活动上介绍自己新书《立场》的机会，首次公开对法共领导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发出批评，并给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¹⁹

　　1976年6月至9月，阿尔都塞深思熟虑，撰写了这部《黑母牛》，从理论层面和政治层面系统对二十二大展开反思与批评。不过，除了他的几位学生和友人，这部书稿长时间不为世人所知。因为他最后放弃了它的出版，只有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公开：1976年7月6日，阿尔都塞在巴塞罗那大学发表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演，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²⁰1977年1月16日，他应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哲学小组的邀请，在索邦大学发表题为“二十二大”的讲演，从政治实践角度直接对二十二大做出评析；²¹1978年4月25—28日，在与巴利巴尔、居伊·布瓦等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联名于《世界报》（1978年4月6日）发表公开信，呼吁在党内展开“真正的政治讨论”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之后，²²阿尔都塞再次发声，在《世界报》上以《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为总标题连载四篇文章，进一步从二十二大暴露的法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问题出发，对法共领导层的政治实践提出直率批评，并就解决办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978年4月27日，即上述文章还在连载期间，马歇就在法共中央委员会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阿尔都塞，指责他属于“自说自话，坐在书桌后面，远离生活，避开来自同志们的一切争辩，写出一些专断的、很容易找到买主的文章”的知识分子。²³此后，阿尔都塞遭到有组织的批评，一时间，这位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既被党的领导层有意孤立，又受到来自非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的攻击。

　　1978年5月22日，阿尔都塞接受《文学新闻》的采访，面对现实政治问题，他表现出疲惫的忧虑。他虽然“认为自己捍卫的立场具有未来”，但对自己的“希望是否会落空”并不确定。面对当时的谴责和批评，他防御性地强调自己作为哲学家“不会被日常公共政治的后果所困”，因为他的工作“并不追求直接性”。在采访中，阿尔都塞还明确表示自己对法共二十三大不抱任何期待。虽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退党，而是选择留在党内，并表示除非党消失，他就没有失去留在党内的理由，²⁴但他从此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对法共政治实践的评论。《二十二大》和《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成了阿尔都塞生前在法国公开出版的最后两部著作，这部为法共二十三大而作的《黑母牛》²⁵也从此被封存在他的文档中。

　　与《黑母牛》一起被封存的还有写于同一时期的《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76年）、《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1977—1978年）、《怎么办？》（1978年）和《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年）等几部长篇书稿—它们要么从哲学层面对阶级专政理论进行阐释，要么对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承认的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评，总之，多少都与《黑母牛》处理的主题有内在关联。

　　二

　　40年后，当戈什加连2016年将《黑母牛》整理出版，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更系统的整体和更宏大的视野中来阅读上述那些公开的或长期被封存的文本，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发现《黑母牛》本身无可替代的价值。

　　在这部呈现为“想象的访谈”的著作中，阿尔都塞放弃了惯常的理论迂回和擅长的修辞技巧，借用访谈这种自由的形式（本书副标题²⁶指明了这种形式和它的想象性质），先简要回顾了自己加入法国共产党以来在党内的经历，首度披露了他作为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同法共领导层之间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用最直白的语言，对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进行了长篇评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二十二大“由于没有能力分析斯大林偏向中无产阶级专政退化的条件，所以它未能下决心面对困难，反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以表明它永远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形式”²⁷。但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既表明党的领导层在理论上无知，也说明法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由于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丢掉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二十二大陷入了认识的茫茫黑夜，其中一切母牛都成了黑色的（这是该书书名的由来）。²⁸阿尔都塞尽管也努力挖掘二十二大好的一面，但他更主要地分析了“二十二大的缺憾”，指出那些“行不通的”或“在党内必须改变的”一面（这也是该书副书名包含的内容）。在阿尔都塞看来，二十二大的缺憾，是它虽然回答了一些基本问题，但却是以令人困惑的形式回答的，从而造成了一些悖论或矛盾：（1）它通过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表明了自己同斯大林实践和路线的决裂，却没有明确宣布这种决裂，更没有对这种决裂的条件进行分析；（2）它有一些大胆的提法（如“法国人民联盟”），但其中成熟起来的东西没有得到阐明和发展，它最好的提法也仍然只是一些口号，从而无法带来自主的群众组织的发展；（3）它一方面公开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它通过的文件不仅没有包含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反而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4）它虽然宣布忠于自由和最广泛的民主，以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表明自己在同这种专政的斯大林实践相决裂，但这种决裂本身却是以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斯大林的实践形式完成的。

　　为了对上述悖论进行解释，批驳同这些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错误观念，阿尔都塞深入探讨了什么是国家和国家机器，什么是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共产主义战略等问题。他批评法共在制定政治路线时既没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也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因而呼吁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集中制。他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实践如何产生于苏联的阶级斗争历史和形势做出自己的分析，批驳了法共对阶级斗争进行分析时所依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²⁹最后批评了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革命会自动使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变得更容易的观点，认为它反映的是企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难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会看到，这部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政论著作，其核心内容依然是理论问题。实际上，阿尔都塞一直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位哲学家的职责和长处。从1960年代借用和发明一系列概念来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保卫马克思，到晚年发掘“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对“偶然唯物主义”进行系统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提供正确的哲学背景，³⁰他知道自己更有把握的是理论工作。在晚年遗稿《六月提纲》中，阿尔都塞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要么是对某一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要么是对使这种分析得以可能的理论工具进行研究和纠正。第一条道路更容易，但更少保证。第二条道路更困难，但更有把握。所以我选择第二条道路。”³¹

　　在《黑母牛》中也一样，尽管阿尔都塞也尝试对当时法国和全球的阶级斗争情况作具体分析，但这种分析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对于想象中的采访者指责他鼓吹具体分析而又不进行具体分析，他在《黑母牛》“开场白”的残稿版中如此回应：“这种反对有点过于容易了。它无异于要我，由我独自一人，去取代党或党的代表大会。”³²实际上，在对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发起猛烈批评之后不久，阿尔都塞就在1978年1月16日致梅拉布的信中表示，此后自己可能最终沉默，也可能暂时退却，去研究马基雅维利、葛兰西，或者去探讨伊壁鸠鲁传统。他不无遗憾地吐露心声：“在这个时代，要谈论国家、经济危机、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等话题，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具体认识的储备。这些认识是我所没有的。应该像1852年的马克思那样‘从头开始’，但考虑到年龄、疲惫、厌倦和孤独，现在开始为时已晚。”³³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哲学家，尽管阿尔都塞知道“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但他并没有“自欺欺人”，以为仅凭抽象的“理论认识”，而不需要具体的“经验认识”，就可以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无论如何，隔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距离，《黑母牛》中不成系统的对法国和全球阶级斗争情况的具体分析，以及对法共具体政治实践的批评，今天或许只剩下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也是无可替代的）；但阿尔都塞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理论阐释，作为“理论认识”的典范，却依然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值得一切愿意“自己思考”的人认真对待。

　　在这些理论阐释中，最核心的、同时可能也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阿尔都塞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可以说，与阿尔都塞的其他著作相比，《黑母牛》最突出的价值，就是它正面系统地探讨了早在1966年就被阿尔都塞确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政治史的关键点”³⁴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因为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³⁵，虽然《论再生产》（1969年）早就以迂回的方式探讨过资产阶级专政得以行使的形式和得到维持的条件，以及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³⁶但直到法共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悖论性地将这个问题提上日程，阿尔都塞才不得不—或者说才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直面这个问题，不兜圈子地系统地将它阐释清楚。阿尔都塞谨记着列宁的严肃教导：“专政是一个大字眼，一个严峻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³⁷不能随便乱说，但也不能随便丢弃。所以当目睹法共“像抛弃一条狗那样”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时，阿尔都塞愤激之余不得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做出解释。³⁸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这并不是阿尔都塞的发明。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就明确说过，他的功劳不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而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³⁹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为基础，对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做过系统阐释，并且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⁴⁰

　　正因为如此，对于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文本的读者来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阿尔都塞在《黑母牛》中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而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将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的观点重新讲述了一遍。阿尔都塞本人在文中也不断强调，他是在“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确切理论意义，是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当时法共领导层所持的、同时也是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因“斯大林偏向”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沾染而被歪曲了。就“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来说，这种歪曲主要体现为两种理论上的混淆：（1）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2）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第一种混淆使人们将专政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将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斯大林的政治实践；第二种混淆使人们将专政仅仅等同于暴力夺权，将通过民主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等同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因而在《黑母牛》中，阿尔都塞要努力证明：

　　（1）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阶级专政”指的是阶级斗争中某个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另一个（或另一些）阶级的全面统治，它并不先天地规定这种阶级统治得以实现的政治形式就是“专断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同它的对立面即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资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根据形势采用不同的政治形式。变化的是专政的政治形式，不变的是要么资产阶级专政要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二选一的现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所有变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使资产阶级专政变得过时，相反，它们的功能是增强它、使它永久化，是使它能面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各种新力量，从而是使它适应在这期间发生的历史变化”⁴¹。同样，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由于“生活变了”就变得过时。应该放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式政治形式，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政治形式是“比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自由一千倍”的“最广大的群众的民主”。⁴²

　　（2）无产阶级专政同是否暴力夺取国家政权没有必然联系。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同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不是一回事。虽然从历史上来看，有的国家（苏联、中国）是通过暴力革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阶段，但“我们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推断出在某个国家某个时刻夺取国家政权要采用的具体历史形式”⁴³。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没有任何理论能力决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唯一可以决定这种历史选择的，是存在于当前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⁴⁴。总之，人们可以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决定是否采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但此后必然要进入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并通过这个漫长的阶段，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促使国家消亡，进入共产主义（到那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理仍然会存在下去，只是不再有机会得到应用⁴⁵）。因而，哪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有利的形势，人们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那也不等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从基本原则看，确实很容易承认，阿尔都塞的这些观点早就或明确或隐含地存在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文本中了。但问题是，为什么法共和大多数人接受的是前面那种理论上的混淆，而不是这些原本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呢？阿尔都塞的贡献是否就体现为这种理论的“拨乱反正”或“恢复”？还是说在“恢复”的谦辞下，阿尔都塞实际上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表述补充了某些东西，杜绝了可能的含混不清，从而使那些混淆变得不再可能？

　　三

　　最一目了然的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贡献。通过大量援引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论述，阿尔都塞第一次将那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念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观念进行了对照，“恢复”了这个概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斯大林式构想，“恢复”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构想。二十二大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表明自己决心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这种决裂不仅在政治上采取了斯大林的实践形式，而且在理论上继承了斯大林的观念—正是斯大林最早宣布，由于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它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超越。但马克思和列宁多次声明，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阶段是重合的。巴利巴尔《论无产阶级专政》英文版译者格雷姆·洛克（Grahame Lock）在该书英文版导言中曾用图示的方式（见图1），将这两种构想进行了对照。⁴⁶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图示来直观地呈现阿尔都塞在这方面的“恢复”工作，尽管这个图示是基于巴利巴尔对法共的批判。

　　不过，如果阿尔都塞的贡献就在于通过这种对照来“恢复”马克思和列宁的构想，那么他的贡献就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被巴利巴尔的贡献所取代。

　　实际上，阿尔都塞的理论阐释远比上述图示的概括要复杂，因为只要深入细节，我们就会发现，在“恢复”的谦辞下，阿尔都塞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表述补充了不少重要的东西，从而使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含糊不清的地方，变得更清楚、更严密了。

　　比如，阿尔都塞第一次为马克思生造“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相互抵触”的表达，补充了马克思本人未曾明言的理由。在古典传统中，“专政”（dictature）指一种绝对权力，但它只涉及政治权力。马克思发现了一个从未有人发现的现实，但他在现有的语言中找不到可以用来指明这种现实的词语，于是他只好对“专政”这个词施加暴力，使它偏离自己的意义，为的是用它来表达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行使的超出一切政治权力之外的绝对权力：

　　他把专政这个词从其政治权力领域硬拉出来，迫使它表达一个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都截然不同的现实：这种在他之前还没有名字的绝对权力，必然由整个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治领域行使，而且超出政治领域之外，在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剥削到意识形态，中间而且只有在中间经由政治—的阶级斗争中行使。⁴⁷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就这样对“专政”一词施加暴力，将它与“阶级”结合在一起，迫使它表达一个关于阶级统治的暴力的现实：统治阶级的权力高于法律，即完全高于并超出政治，它“比单独的政治权力地位更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⁴⁸有了这样的补充说明，谁都不可能将“阶级专政”同行使这种专政的“政治形式”混为一谈。

　　但这还是解释性的因而是次要的补充，更重要的独创性补充来自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⁴⁹我曾经指出，当阿尔都塞1977年11月在威尼斯研讨会上宣布不存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时，他已经为填补这个“理论空白”努力工作了近十年。⁵⁰因为早在1969年的《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就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国家理论补充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从而指明了一种不同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现实，同时也让人们更具体地看到，“阶级专政”不等于暴力镇压，而是也通过意识形态愚弄得以施行。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可以在政治上采用议会民主制等民主形式，但这丝毫不妨碍它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统治的工具，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般条件再生产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永世长存的工具。

　　可以将阿尔都塞的这种国家观同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对于霍布斯来说，国家是一个实现社会有效和解、终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⁵¹的机构。因为在《利维坦》中，自然状态是人人互为敌人的战争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战争状态，人们订立一个契约，把权力授给第三方即主权者，所有的人都服从主权者，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因而在霍布斯看来，社会通过国家终结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实现了和平，保障了每个人的安全。虽然在洛克、卢梭等人那里，这个理论会有一定的变形，但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国家实现了有效和解，结束了战争状态。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恰恰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障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意识形态上的奴役）。国家不是人与人之间战争的终结，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战争的继续。因此，阿尔都塞在1962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讲稿中曾翻转过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命题“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⁵²，提出“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⁵³。

　　在《黑母牛》中，阿尔都塞再次提到这个命题，并且首次将这里的战争规定为与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战争（即国家之间的战争⁵⁴）不同的战争（即“阶级战争”），首次将“其他手段”明确为“法权、政治法规，以及各种意识形态规范”。⁵⁵这就为这个“反克劳塞维茨命题”赋予了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含义，从而既揭示了国家本身的阶级性，也揭示了国家作为阶级专政即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手段是何等多样和广泛。而如果我们了解阿尔都塞的哲学观，或者读了与《黑母牛》写于同一时期的《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就也不难为阿尔都塞做出一个推论：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个“其他手段”还尤其包括哲学。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哲学是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哲学的“永久战争”的目标，是意识形态领导权。⁵⁶就这样，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哲学观，不仅揭露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社会契约论”的天真性，将他们关于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神话，还原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对既成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意识形态辩护；同时也揭示了康德启蒙哲学的阶级政治性，将他声称要给哲学并通过哲学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努力，还原为哲学的“永久战争”在现代的延续，即还原为资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

　　与此相关，《黑母牛》还在《论再生产》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首次解释了“国家机器”作为“机器”的确切含义，从而更清楚地阐明了国家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一种并非“中立的”工具）。⁵⁷阿尔都塞在这里紧紧抓住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机器”的比喻，从“机器”是指“一种进行转化（物质、形式、运动、能量等的转化）的机械的或有机的集合体”出发，指出国家也是一个进行转化的机制的集合体：

　　正如蒸汽机把热量转化为运动一样，我要说的是，国家是把暴力转化为权力的机器，更确切地说，是把阶级斗争的力量关系转化为在法律中得到规定的法律关系的机器。⁵⁸

　　总之，国家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相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剩余转化为权力、转化为法律，从而是把阶级斗争的力量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的机器。用戈什加连的话说，阿尔都塞把国家“思考为剥削阶级所掌握的—对于服从其统治或‘专政’的社会中所有那些社会阶层的—力量的剩余的结晶”⁵⁹。因而国家机器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绝非“中立的”，而是“像条狗，只服从自己的主人”。⁶⁰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政权对阶级斗争的依赖最终只能提供一种二选一，而且只能单选：只能有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⁶¹；另一方面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构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这样构想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也不可能变成葛兰西所设想的那种“伦理国家”，而只能是“阶级专政国家”。既然如此，阿尔都塞选择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就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科学概念不会因“生活变了”而“过时”，马歇等人用来否定这个概念的理由即“生活变了”，实际上是指由斯大林的苏联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结束了，只能根据“苏联模式”来构想社会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生活变了”意味着“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另一种社会主义，另一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一种群众真正当权的制度，在那里，群众不被党和国家践踏，而是享有最广泛的民主的自由……”⁶²

　　阿尔都塞之所以这样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还同他的另一个观点密切相关，而这个观点也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项重要的独创性补充：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曾认为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⁶³与之相反，他在《黑母牛》中延续自己1973年在《帝国主义论稿》⁶⁴中的思考，提出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其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会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合”。没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不是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垄断国家，知道如何预防危机并分配劳动保障和社会服务；相反，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的“过渡时期”，如果一切顺利，共产主义要素就会每天多战胜一点资本主义要素。⁶⁵

　　社会主义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不稳定阶段（“社会主义是一条要横渡的河流，它处处激流险滩，航程非常危险”⁶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会继续存在，只不过是以新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最有觉悟的劳动者照看着渡河的事，他们监视着资本家团体，以防后者在航程中搞破坏。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⁶⁷），否则通往共产主义的航船就可能会在半路沉没。这还意味着不能以社会主义为战略，即不能把社会主义（哪怕是发达社会主义）本身当作奋斗远景，否则就容易陷入退化或停滞不前；相反，为了社会主义不至于退回资本主义或停滞不前，为了工人运动不至于“在中途陷入困境，自投阶级对手的罗网”⁶⁸，就必须放眼未来，以共产主义为远景制定斗争的战略—这就是共产主义战略。在阿尔都塞看来，一旦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得到恢复，它就为我们开启了共产主义战略，“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战略，而且就像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不仅今天势在必行，而且就从今天开始”⁶⁹。

　　正如在理论上“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不可能之物的位置”，从而“必须思考到极端”一样；⁷⁰在实践上为了使真正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就需要设想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远景，从而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战略—这都是为了不致落入“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⁷¹的地步。

　　以上的简单说明可以让我们看到，阿尔都塞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进行的理论阐释，虽然从原则上看是在“恢复”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但他的“恢复”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概念和观点，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获得了空前的一贯性和严密性。阿尔都塞的这些理论阐释，对于人们今后思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国家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期问题，构成一笔无可替代的理论财富。而他关于“必须制定一种共产主义战略，并从现在开始就按照这个战略，利用敌人的一切矛盾，组织自己的行动”⁷²的观点，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也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四

　　同样值得重视和深思的，还有阿尔都塞对“欧洲共产主义”和葛兰西理论的批判。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法共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只是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所以对它的批判必然构成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来说，由于当时“葛兰西的思想正在成为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普遍承认的思想”⁷³，所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不能不触及葛兰西的理论。阿尔都塞这方面的工作，早在《论再生产》中就以肯定的理论建构的方式隐含存在，到写作《黑母牛》和《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则直接以否定的批判的方式进行，在写完《黑母牛》后不久，又以更集中的方式在《怎么办？》和《局限中的马克思》中展开。

　　“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共产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共同看法”⁷⁴的概括，具体说来，是指1970年代中期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战略。尽管据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考证，“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最早于1975年被提出，⁷⁵但它的思想源头可以上溯至更早的时期。19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就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思考过不同于东方革命的西方国家的革命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继承葛兰西的思想，⁷⁶提出“多中心论”和“结构改革论”。虽然陶里亚蒂本人并未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他和葛兰西一样，认为俄国革命的特点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不同，它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的新模式是有可能实现的”。他由此进一步提出意大利道路：“在意大利，必须通过一些与苏联所走的道路不同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⁷⁷从此产生了一个非正统的学说：欧洲共产主义。⁷⁸

　　由于其非正统性，在一段时期里，“欧洲共产主义”通常在批评的语境中被使用。1976年6月3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和乔治·马歇一起在巴黎向上万名法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发表演说，演说中贝林格第一次没有用抨击的语调使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而是用它来区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1977年3月2日—3日，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由此宣告“欧洲共产主义”正式诞生。

　　“欧洲共产主义”放弃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以民主斗争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反对任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同苏联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强调民主的程序，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民主程序”⁷⁹；它认为在西欧发达国家，“民主”是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办法。⁸⁰阿尔都塞本人曾精准地抓住这个特点，将“欧洲共产主义”定义为“向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民主过渡的战略”，或“为一种先进的民主进行民主准备的战略，它将民主地开辟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⁸¹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阿尔都塞对欧洲共产主义具体政治路线的批判。通过《黑母牛》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阿尔都塞对上述主张中所包含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努力持理解和肯定态度，认为它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对法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实际上同样指向欧洲共产主义。这里的关键依然是，欧洲各共产党都和法共一样，既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又混淆了阶级专政与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由于第一种混淆，它们错误地把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同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第二种混淆，它们简单地把作为“阶级专政”政治形式的“民主”同作为阶级斗争后果和手段的“（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以为专政就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所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或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就必然要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方面，法国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典型代表。如前文所述，这些混淆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有错误的观念，所以只要“恢复”了这个概念的确切理论意义，这方面的批判工作就可以说大功告成。

　　剩下的问题是：欧洲共产主义所主张的通过民主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从理论上说是否可能？在实践上是否行得通？

　　阿尔都塞并没有一上来就从理论上否定这种可能性，但他认为，要在实践上采用这种战略，就必须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⁸²他对以法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它们当时采取这种战略，并非基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因而是一种“民主冒险主义”：

　　当前情况的悖论在于，没有看到任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来证明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条件就不存在，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冒险主义。我是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要我们还无法证明其战略的历史条件已经实现，它就可能是民主冒险主义；如果具体分析证明其实现的假定条件［是］想象的，它就将成为民主冒险主义。⁸³

　　如果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在实践上是“民主冒险主义”，但在理论上又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难题：通过民主方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可能？鉴于这个战略在理论上“首先是依据葛兰西的思想”⁸⁴，我们可以将上述难题称为“葛兰西难题”。由于葛兰西关于领导权和阵地战的理论被认为是对这个难题的回答，所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葛兰西难题”就是指通过在市民社会展开阵地战，以民主方式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而夺取国家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如何可能的难题。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难题，有必要先对葛兰西的相关理论做一点简单回顾。在《狱中札记》那些最著名的段落，葛兰西对比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以及它们各自的革命战略：

　　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原始的、冻结的（gelatinosa）；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坚固的结构就会立即展现出来。国家只是一条前沿堑壕（trincea），在它后面是一系列坚固的堡垒（catena）和要塞（fortezze）。⁸⁵

　　所以在俄国，闪电式的进攻即武装正面出击夺取国家政权的运动战是可能的，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却完全不同：

　　至少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市民社会”已经变成非常复杂和坚韧的结构，能够抵御来自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的灾难性“突袭”。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sistema delle trincee）。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次猛烈的炮火攻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方的整个防御体系（sistema difensivo），但实际上只不过摧毁了它的外层表面（superficie esterna）；等到发起攻击和向前推进时，进攻者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仍然有效的防御线。在重大经济危机期间，政治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情。⁸⁶

　　面对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战略。正如在军事艺术中运动战日益转变为阵地战一样，在政治艺术中，直接进攻国家的运动战也日益转变为在市民社会进行的堑壕战或阵地战：

　　1870年以后的时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所有这些要素都发生了变化，国家内部和国际的组织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庞大，1848年的“不断革命”公式在政治科学中被“市民领导权”公式所扩充和超越。政治艺术中发生的事情与军事艺术中相同：运动战（guerra di movimento）日益转变为阵地战（guerra di posizione），而且可以说，只要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战争做好技术上的细致准备，它就能赢得战争。现代民主制的庞大结构，无论是作为国家组织，还是作为市民生活中的各种社团的整体，对于政治艺术而言，都构成了相当于阵地战前线的堑壕（trincea）和永久防御工事（fortificazioni）的东西：它们将先前构成“全部的”战争的运动，降低为只是“局部的”要素。⁸⁷

　　对于葛兰西上述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有强大的掩体网络即发达的市民社会）夺取政权的替代性战略，也就是启迪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阵地战战略，阿尔都塞进行过这样简明的概括：

　　国家位于中心，如同一座内堡（réduit）或要塞（forteresse）：火力在墙内或墙后。而在国家—要塞（l’État-forteresse）的四周，在广阔的原野（campagne），伸展着一个由堑壕（tranchées）和掩体（casemates）组成的深远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理解，当国家只是强力（force）时，这个网络是“冻结的”（gélatineux），这时，夺取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正面进攻—攻打冬宫。但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些国家，这个网络密集而深远。好吧，必须一步一步、一个堑壕（tranchée）一个堑壕地占领这个网络，进而夺取整个市民社会：这时国家将毫无防备，我们便可以进入其内部。⁸⁸

　　我上面大段引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文本，并在一些关键词语后面附上原文，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两人表述之间的差异，因为正是这种差异包含着阿尔都塞思考“葛兰西难题”的关键。

　　葛兰西本人的表述虽然偶尔有点含糊（比如第三段文字最后部分），但他总体上用一种战争地形学，把在自己术语体系中代表强力和强制的国家比喻为外围的、前沿的堑壕，把相应地代表同意和领导权的市民社会比喻为国家背后的堡垒、要塞或堑壕体系。⁸⁹换言之，在他的表述中，国家在外，市民社会在内；内核是同意和领导权，外围是强力和强制。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做出过精彩语文学分析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是这样来理解的，并且没有注意到这种地形学有何不妥。⁹⁰但在阿尔都塞的重新表述中，是市民社会的堑壕和掩体从外围保卫着位于中心的国家（我们下面将谈到，他还早就指出过，这个中心的内核是镇压性国家机器）。葛兰西的表述和安德森的理解，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如果国家在外围，市民社会位于中心，且市民社会本身也是堑壕和掩体，那市民社会又在保卫什么呢？没有答案。而根据阿尔都塞的表述，市民社会的堑壕和掩体保卫着国家，国家本身作为“内堡”或“要塞”，显然在保卫着另一种东西。上述文字并没有明确指出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他早在《论再生产》中就证明过：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保卫着资产阶级法权（droit），从而归根到底保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再生产，也就是保卫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延续。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就是因为它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让人们自动承认资产阶级法权，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使人们不得不遵守资产阶级法权，而法权的具体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⁹¹

　　所以我们看到，阿尔都塞通过自己的重新表述摆正了葛兰西阵地战地形学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位置，从而更清晰地指明了“葛兰西难题”的关键所在：在市民社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只是夺取国家政权的前奏，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哪怕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依然要面对国家的“强力”。葛兰西的表述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他把市民社会摆在国家后面，设想的是国家这个“前沿堑壕”或“外层表面”被破坏后的情况，所以他的阵地战战略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直面国家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丢开了。换言之，如果征服“市民社会”的问题被明确提出，并且如果我们能够给它一个回答、一个民主的回答，那么，征服国家的问题压根就没有被提出。⁹²

　　五

　　阿尔都塞是怎么回应“葛兰西难题”的呢？他发展了一套不同于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具体说来，他先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替代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机器”，将这种在葛兰西那里一会儿属于市民社会、一会儿属于国家的机器正确地纳入国家当中，从而既解释了这种机器的“原动力”问题，⁹³又解决了这种机器“在国家之内/之外”的矛盾；⁹⁴然后，他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并列，把它们看作国家在保障生产关系运行和再生产过程中承担不同“劳动分工”的两种机器，从而确认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最后，他指出，尽管任何国家机器都既通过暴力也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暴力来发挥功能，因而在这两种看似并列的机器中，镇压性国家机器代表了国家力量的内核，是国家“最后的内堡”⁹⁵。由于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对脆弱（但它也有自己特殊的坚固性），且与人民群众有日常的直接联系，所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往往“领先于”其他的阶级斗争，而“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动摇了，剩下的就是攻克国家最后的堑壕：由最后的军队即皇家卫队保卫着的国家政权”。⁹⁶

　　根据这个理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在上层建筑中，“以攻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进而向镇压性国家机器进攻，最终由革命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⁹⁷。但这还只是上层建筑中的事情，由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下层建筑，所以“革命斗争的金子般的准则”是，上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的阶级斗争要“尽可能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⁹⁸。在这样的理论构想中，在市民社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也好，利用议会民主的形式通过选举参与政府也好，其革命后果都是有限的，因为前者所依赖的那个系统，属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后者所依赖的那个民主的系统，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产党的议会—民主行动在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只有在一个绝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不沦为阶级合作，那就是“它要作为各种斗争形式之一，从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的阶级斗争系统”⁹⁹。可以说，早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就以正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方式，从原则上间接否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式过渡（或以民主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所以尽管人们经常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虽然在公开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曾经向葛兰西致敬，¹⁰⁰但在未刊的《论再生产》遗稿中，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在1976年7月完成的遗稿《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他明确表达过自己对葛兰西相关理论的不认同：

　　在这方面，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完全分享了葛兰西的观点，因为他表达了一些与我非常接近的看法（我第一次写作时还不知道那些看法）。［……］然而，我可能不会完全像葛兰西那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比葛兰西更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性，强调它们客观上与统治阶级的连接，强调那种—从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观点看—由镇压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结合体所代表的紧凑结实的力量。¹⁰¹

　　这种差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把意识形态机器（或葛兰西的领导权机器）想象为与国家紧密连接并打上了国家的印记，人们就会强调通过国家手段得到保障的阶级专政的力量，就不会在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上低估对手。而如果像葛兰西那样把意识形态机器与所谓“市民社会”连接在一起，那就会特许它们有一种超出其实际力量的自主性。这意味着人们反过来会低估国家的力量，从而低估掌握政权的阶级的统治力量。而以葛兰西理论为基础的欧洲共产主义就这样低估了对手、低估了国家的力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葛兰西的阵地战地形学隐喻像所有比喻一样，与实际情况相比，是蹩脚的。事实上，葛兰西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好，阿尔都塞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好，并不是内与外的关系，而是两种相互包含对方要素的分工，但在这相对看似并列的分工中，又确实存在一种不平衡性或非对称性，因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不仅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后的盾牌，它本身就能生产种种意识形态后果。阿尔都塞在谈到马基雅维利与葛兰西的区别时曾指出：葛兰西从来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坚持国家中强力的“环节”（军队）相对于“领导权”的首要地位。¹⁰²在马基雅维利关于狮子和狐狸的比喻中，强力本身可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生产性的，¹⁰³同样，镇压性国家机器本身也可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生产性的。所以严格说来，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既非内外关系，也非对等的并列关系。这意味着，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不可能仅仅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就解决国家政权的夺取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难题。

　　在《黑母牛》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对“葛兰西难题”的直接回应：

　　我们还是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政权的夺取，从而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一种从内部、从其阶级统治形式内部占据阶级对手阵地的形式。他在谈到正面攻击（俄国工人阶级突击夺取政权就属于这一类）和“堑壕战”（在这里，部队渗透到敌方阵地内部，最终完全占据它）之间的差异时详述了这一观念。这样一来，当时机成熟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一场在某些方面甚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相似的漫长的堑壕战，一点一点地夺取阶级对手的阵地本身，说得更清楚一些，无产阶级可以占据国家机器本身，那时就不需要再“打碎”它了，因为在占据它的同时就改造了它。¹⁰⁴

　　阿尔都塞说，这可能是荒谬的。但他表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自己“愿意把它作为假设接受下来”，而这个“最极端的情况”，可以看作他为“葛兰西难题”提供的唯一可能出路：

　　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度过，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形势就可能会像通过感染一样有利于产生一些全新的（恰好是从内部）夺取国家政权的形式，在这些全新的形式中，两种意义上的领导权—列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对其盟友的领导作用，“葛兰西”意义上的从内部占据国家机器—就可能产生重合。¹⁰⁵

　　对这种“最极端的情况”的假设反过来证明了：这条道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走不通的。即使极少数国家可以选择这条道路，那也要先确认它们已经属于这种“最极端的情况”。在此条件下，就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不能在形势上犯错误，更不能违反规则以罪恶的方式篡改形势。¹⁰⁶

　　欧洲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自发地将“葛兰西难题”当作欧洲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去实践；而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将欧洲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重新当作“葛兰西难题”去思考：他不但更清晰地表述了这个难题，而且从理论上证明了，除非发生“最极端的情况”，这个难题在原则上是无解的，因为它的提法本身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在整个社会形态中，下层建筑起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一切上层建筑中的阶级斗争都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而在上层建筑中，法权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东西，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双重保卫，仅仅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合法的斗争，无论在形式上如何自由、民主，都跳不出资产阶级专政的范围。总之，只要不触动资产阶级法权，无论是康德的启蒙（理性的公开运用，和平、理性的论辩），还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阵地战，都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范围内的“游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和葛兰西理论的批判，并没有导致阿尔都塞完全否定阵地战。只不过与欧洲共产主义仅仅强调“运动战日益转变为阵地战”不同，阿尔都塞强调无论是运动战还是阵地战，都是“局部的”要素。他就这样正确地把葛兰西的阵地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并通过自己“再生产”观点下的上层建筑理论，把葛兰西限定在上层建筑中的斗争同下层建筑中的斗争联系了起来，从而把政治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的阶级斗争，看作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¹⁰⁷与此同时，阿尔都塞也继承了葛兰西关于在意识形态战线与军事战线应该采用不同战术的思想：

　　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从抵抗薄弱的部位取得突破，以便能够用正是由于消灭了最弱的辅翼才可调用的最大力量去围攻最强的部位，这可能是有利的战术［……］然而，在意识形态战线，打败辅翼之敌和摇旗呐喊之辈却几乎谈不上什么重要性。在这里，必须和最杰出的对手交锋［……］一门新科学，当它表明自己有能力面对那些具有对立倾向的伟大人物，当它用自己的手段解决了他们所提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或断然证明了那些问题是虚假的难题，它就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¹⁰⁸

　　可以说，阿尔都塞毕生都在践行这种阵地战内部的正确战术：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最杰出的意识形态对手交锋，一步步攻克资产阶级最坚固的意识形态堡垒，并为无产阶级锻造更精良、更准确无误的理论武器。

　　但阿尔都塞就像自己所理解的马基雅维利那样，¹⁰⁹不会对自己的战斗和武器抱任何幻想。他知道理论工作就是他能做的全部，他更清楚地知道这走不了多远，因为必须有其他条件才能把这些理论渗透给群众，而靠着一个孤单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别想实现这些政治条件的。这就是阿尔都塞撰写《黑母牛》的理由，也是他把《黑母牛》献给法共二十三大即献给全体法国共产党党员群众的理由。

　　本文注释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