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者” 邓中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那份属于邓中夏的卷宗中，有一张填写于1928年的个人履历表，职业一栏上是用俄文手书的“职业革命者”的称谓。这是邓中夏对自己事业的表述，也是他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心忧天下，立志救国救民的进步青年

　　邓中夏出生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在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湖湘文化思想的熏陶浸染下，他自幼立下远大志向，关心国家命运，同情百姓疾苦，为寻求改变旧中国的真理道路不懈求知、探索。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字仲澥，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的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他1901年入邓家湾邓氏私塾学习，1907年转到樟桥小学就读。在校时经常帮助同学，闲暇时同长工一起劳作，对贫苦百姓深感同情。1911年，他考入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堂，接触到新书报，开始崇拜孙文、黄兴等辛亥志士，并与同学张楚、陈宪章仿照桃园三结义形式，结为兄弟，“宣誓发奋学习，将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1913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郴郡六城联立中学，接触到更多进步书籍，了解到更多革命志士的奋斗事迹，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依靠求学为国家做大事、改变旧社会面貌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

　　1915年5月，袁世凯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21岁的邓中夏联络其他学校的学生集会游行，在城隍庙召开反日大会，宣传抵制日货，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同年6月，他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与蔡和森同入文史专修科文科乙班，受到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成为《新青年》热心读者，并经常同毛泽东、蔡和森等探讨国家大事、人生意义。是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悲慨赋诗“可怜奸贼改洪宪，日出霜消转瞬忙”，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17年8月，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北大，他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经常与同学讨论中西哲学与时政问题。1919年3月，他发起组建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街头、工厂、学校、农村等地进行讲演，使许多群众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同年暑假，他回到宜章，向乡亲们宣传反帝爱国和新文化运动，明确拒绝父亲为其在北洋政府农商部谋求的差事，坚决表示，“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是要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财”。

　　从宜章到郴州到长沙，再到北京，邓中夏一路从南到北的求学求知历程，其中一直不变的源动力是他救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为此，他毅然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革命道路。

　　二、敢为人先，参与组织领导爱国学生运动的急先锋

　　在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邓中夏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深刻认识到，“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不能再埋首书堆，要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爱国学生运动的最前列。

　　1918年5月，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邓中夏与许德珩、李达等组织北京大学等高校2000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收回山东半岛主权。随后，他们积极联络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学生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发起成立全国性的爱国学生组织“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邓中夏负责筹办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的会刊《国民》杂志，并具体负责《国内外大事记》一栏的编辑事务。他以“大壑”为笔名，发表了《平和问题》《国防军之成立》《内阁问题》《中日新交涉》《国防军与日本》等诸多时政评述文章，向广大民众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故居内陈列的邓中夏雕像。

　　1919年5月2日，闻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邓中夏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即与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办法。5月3日晚，他以《国民》杂志和“平民教育讲演团”负责人身份，与许德珩、廖书仓等召开北京13所学校1000多名学生代表会议。在大会上，邓中夏激愤地说：“我们不要做亡国奴……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决定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邓中夏身先士卒走在3000余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队伍冲破军警阻拦，冲进曹宅声讨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社会带来强烈震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邓中夏被选为学联干事会宣传股主任，后又担任总务干事。5月下旬，他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南下湖南宣传五四运动，发动家乡父老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23日，邓中夏抵达长沙，随后与毛泽东一道组织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与领导湖南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在爱国学生运动的强烈抗议下，全国民众的声援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邓中夏所发挥的先锋带头作用，所贡献的智慧力量，不言而喻。

　　三、勇立潮头，参与创建党团组织的先驱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后期，邓中夏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上。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在对各种主义思潮的学习、讨论、鉴别中，在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热锻造中，邓中夏很快认识到“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于是，他确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开始为无产阶级党团组织的创建不辞劳苦，奔走呼号。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七）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在党组织的创建发展方面：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邓中夏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成员，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负责学生与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1月，他赴上海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召开的座谈会，参与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会前他会晤了李达、李启汉、李汉俊、林伯渠等人，商讨在京沪等各地组建中国共产党一事，并与他们交换了意见。6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邓中夏与张国焘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一大。因担负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以及赴重庆讲学的任务，邓中夏辞谢了赴沪参会的委派，最后由张国焘与刘仁静出席。邓中夏充分认识到此次会议的重要性，会前他与刘仁静共同起草了向中共一大提交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并在南京年会结束后再次前往上海，参与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有关事宜，同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代表交流意见。虽然邓中夏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为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上海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等一系列决议的制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党的三大上，他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他出席中共四大，在大会上就如何加强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作了重要发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鲜明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4月，他出席中共五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6月，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务，随后，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3月，团中央扩大会议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一为邓中夏)。

　　在团组织的创建发展方面：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团的章程，倡议在各地建立团的组织。在邓中夏与高君宇等人的秘密筹备下，11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被选为编辑干事，负责团刊《先驱》的创办及编辑事务，起草青年团章程。由于经费紧张、团员成分混杂等原因，青年团1921年5月暂时解散。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11月，团临时中央局向各地发出建立和发展团组织的通告，并寄上海青年团的改造宣言和章程，要求各地依新章重新登记团员，邓中夏又立即着手恢复北京团的工作。11月26日，他出席北京团恢复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团员大会，被推举为团章修改员。12月，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邓中夏当选为书记。1922年4月，邓中夏与金家凤在团北京地委会议上被选为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的代表。作为北京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大会筹备和各次会议，当选为总务委员会委员和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项议案，为大会的成功召开、为全国性团组织的创建贡献了重要力量。1923年8月，团二大改选团中央领导机构，邓中夏当选为第二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主持团临时中央局工作。9月29日，团中央局正式成立，邓中夏被选为中央局会计。1924年团中央扩大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他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兼组织部主任。1924年9月4日到1925年1月23日，邓中夏先后出席11次团中央局会议，讨论研究团三大召开的各项事宜。因已在中共中央任职，他向大会提出不再担任团内职务的辞呈。鉴于邓中夏在团内的声望，大会要求他兼顾团中央的工作，他欣然答应，表示坚决服从。由此可见，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恢复、发展，再到团一大、二大、三大的成功召开，邓中夏都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领导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和早期青年运动的领袖之一。

　　四、火热实践，开展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工人运动便成为首要的革命工作。邓中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对工人的深厚感情，投入到工人运动中。从创办长辛店工会到领导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到省港大罢工，他始终战斗在工人运动的最前线，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先驱和卓越领袖。

　　早在1921年1月，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邓中夏就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并承担教学工作，他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向工人讲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知识，告诉大家“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是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的道理，启发工人觉悟。5月，长辛店工会成立，后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也正是在这时期，为更好融入工人群众，让工人会认易记自己的名字，邓中夏将“仲澥”改为谐音“中夏”，从此，以“中夏”闻名遐迩。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1922年5月，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向大会提交《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提议以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为原则组织工会，并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成为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会议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设一全国总通讯机关，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邓中夏被选为书记部总部主任。1922年夏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制定宪法”。邓中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他向国会及参、众两院郑重提交了劳动法案大纲和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开办劳动补习教育的立法四原则，要求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这个大纲既重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8月24日，邓中夏组织长辛店3000多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提出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参加工厂管理事务等要求，取得胜利。此后，他运用在长辛店积累的经验，指导和帮助唐山、开滦及北方各铁路工人的组织，使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长辛店因之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1923年2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推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虽然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四大决定在中央农工部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邓中夏被推举为秘书长。1924年夏，他和李立三、项英等在上海开展恢复工人运动的工作。1925年2月，邓中夏和李立三一起领导了上海沪西22个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斗争，经过与日本资本家的反复较量和谈判，终于达成了不虐待工人等4条协议，罢工目标基本达到。

　　◆苏兆征（中）与邓中夏（右）等省港大罢工领导人在开会。

　　1925年5月，邓中夏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起草《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等多个重要文件，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当选为执行委员，并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结束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为声援五卅运动，他被派往香港发动领导省港大罢工。鉴于党组织在香港的力量还很薄弱，工人阶级人数庞大却缺乏统一组织的现状等难题，邓中夏等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取“稳住大头，上下两手抓紧，四面八方兼顾”的方针，一面对各工会领导人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怀，积极协调各方，妥善解决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等问题，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一面组织召开全港党团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和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作为发动省港工人罢工的指挥机关，并指导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建了一支有两千多名队员、两百多支枪的工人纠察队。邓中夏亲自担任训育长，对队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邓中夏、苏兆征等的领导下，在广大工人的团结斗争下，前后历时16个月，共25万工人参与的省港大罢工终于胜利结束。它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邓中夏与妻子、孩子在莫斯科的合影。

　　1928年中共六大结束后，邓中夏留在莫斯科参与赤色国际中央执行局的领导工作，先后撰写《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等多篇文章，为“建立中国赤色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所属之各国工会(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联系”发挥了巨大作用。1929年初，他开始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中历次重大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工运的有关理论，形成了专门而较为完备的中国工运史理论体系。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此书时，着重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不管在工运的实际斗争中，还是在理论的探索中，邓中夏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五、严谨治学，为国培根铸魂的育人者

　　邓中夏曾在保定直隶高等示范学校、上海大学先后任教。虽然任教时间不长，但他以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为革命输送新鲜血液为己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教育学生，使学校的学风为之一新。

　　1921年初，邓中夏受聘于保定高师，在国文科教授新文学。为一改保定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不良风气，他选用五四运动以来介绍新思想、提倡新文学的论著作为讲课的教材，给学生讲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学。他教导学生，文学与社会改造有密切的关系，“研究文学，绝不能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的改造”。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带进课堂，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旁征博引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对学生进行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明确指出“改造中国要走马克思指明的理论道路”，“青年改造中国要从走向工农开始”。他发起成立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亲自起草社团章程，拟定《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等书为会员应读书目，介绍进步学生张仲毅、余世清、王新邦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这一系列举措，给保定沉闷的文化界注入了新文化新知识，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保定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邓中夏编写、于右任题写封面的《上海大学章程》。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邓中夏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上海，并改名邓安石，在上海大学担任校务长。于右任虽任校长，但很少来校办公，学校行政工作实际全由邓中夏负责。邓中夏遵照党的指示，首先确定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然后以果断的措施，革新教师队伍，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李达、李立三、陈望道、任弼时、沈雁冰、萧楚女、郑振铎、丰子恺等有名的党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他还强调学生要“读活的书”，要走向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他的主持领导下，上海大学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新阵地，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大本营。上海大学也因之赢得了“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

　　六、赤胆忠心，党“哪里需要就到哪里”的共产主义战士

　　自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邓中夏便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毕生使命。不管身在何方，身居何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8月，因工作需要，他被派往湘鄂西苏区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2军团政委，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面对如何搞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新课题，他注重从实际出发，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湘鄂西特委，成立红2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及根据地的集体领导，主持起草《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经济政策决议案》等一系列文件，纠正了原来许多“左”的错误，有力促进了湘鄂西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政权的巩固。

　　◆邓中夏

　　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对各苏区政府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实行大改组，对一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年夏天，邓中夏被错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年冬，被调回上海作“检查”。王明的惩办主义使这位长期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一到上海就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经济援助。邓中夏在生活上几乎陷于绝境，但他毫无怨言，“依旧忠诚党的事业，没有一点消极悲观的影子，没有丝毫动摇他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总的目标的信念”。1932年初，邓中夏被安排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做刻钢板、印传单等杂务，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很是高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工作。当有同志为他鸣不平时，他平静地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1932年秋，党中央又派邓中夏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明知这个任务充满危险，邓中夏亦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接受安排，并表示，“互济会既然是最危险、最困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于是，他不顾自身安危，不顾同志们的劝说，日夜奔走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街头，短短数月，便恢复了上海及各地被破坏的互济会组织，而且会员人数超过了以往。1933年5月，因叛徒告密，邓中夏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以“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住了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利禄诱惑，并抓紧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鼓励难友“共产党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一个人能为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虽死犹生”。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他用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兑现了“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的庄严承诺，走完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光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