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何能改变各国政府和银行的决策？

　　凤凰网原创家庭和企业在做储蓄、消费或定价决策时，会基于对未来政策和经济状况的预期来行动。因此，政府与央行的政策沟通本身，也能成为引导经济走向的重要工具。

　　作者丨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家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0月12日揭晓，获奖的分别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E.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有人认为，这是最近这些年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他们之所以获奖，乃是因为他们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从而为平抑宏观经济波动打下了理论根据。

　　那么，两位经济学家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

　　这两个人，凭什么拿下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伯特·E.霍尔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

　　他1943年出生于美国，196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迈克尔·伍德福德同样也是宏观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的学者，他是现代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奠基人。

　　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的学术路径比较有趣。先是本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后来转向认知科学；之后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但最终还是转向了经济学，于198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也有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前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

　　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改变了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方式。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依赖通胀、产出等宏观变量间的统计关系，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这种研究路线遭到了严重挑战。

　　霍尔的突破在于，他不再仅仅从宏观统计关联出发，而是从千千万万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决策入手研究宏观经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1978年发表的构成现代消费理论里程碑的论文。

　　他在理性预期和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下提出：如果消费者是前瞻性的，并根据一生收入来规划消费，那么消费的变化应该是不可预测的，其路径应近似于随机游走。这意味着，只有未预期到的冲击，例如收入意外变化，才会改变消费。

　　这一假说为宏观消费的实证研究设立了新的基准，其开创性框架至今仍是消费分析的起点。

　　他在失业理论方面也颇有斩获。霍尔在搜寻与匹配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如何影响失业的波动，将衰退期的高失业与金融市场的高贴现率联系起来，解释了为何衰退时企业会大幅减少招聘。

　　此外，霍尔还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这个委员会负责判定美国经济衰退的起止时间，他的学术研究为这一“判官”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

　　而伍德福德的工作与霍尔形成互补。

　　霍尔帮助理解家庭如何决定消费，而伍德福德则进一步将家庭预期、企业定价和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框架。这个宏观经济框架便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理性预期革命关于前瞻性预期的核心观点，但坚持认为价格黏性，也就是企业不能随时调整价格，是导致市场调整缓慢、进而产生非自愿失业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因此，设计良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平抑经济衰退。伍德福德的工作为这一模型提供了系统的微观基础和最优政策分析工具。

　　这些模型强调，家庭和企业在做储蓄、消费或定价决策时，会基于对未来政策和经济状况的预期来行动。因此，政府与央行的政策沟通本身，也能成为引导经济走向的重要工具。这一理论框架如今已被世界各国央行和政府广泛采用。

　　要理解他们的贡献，得从90年前的凯恩斯说起

　　1936年，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划时代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所谓宏观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总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核心分支科学，它探讨的是经济总量的行为、运行规律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既然凯恩斯的这部著作代表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那自然有一个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微观经济学。

　　所谓微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时代，主要是以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关注单个消费者、企业或特定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不是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不关心宏观经济的运行，而是他们普遍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他们信奉一个叫做“萨伊定律”的东西，认为生产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此经济不会长期陷入普遍性的需求不足。在货币问题上，他们信奉古典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不会长期影响经济的实际生产和消费。

　　但是，大萧条的出现，使得这样的经济学在解释和回应时代问题上束手无策。当此之际，凯恩斯横空出世。他提出来的宏观经济思想如“香象过河，截断众流”，一举革新了这门学科。

　　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认为人们的预期非常重要，尤其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以及家庭对于未来积极乐观的预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而如果作为供给一方的企业家与作为需求一方的家庭对未来有了不一致的看法，或者都对未来不看好，那么，经济萧条就可能出现。

　　如此，那种总是倾向于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凯恩斯认为只是一个特例，而他提出来的理论则是通论。

　　霍尔和伍德福德面对的，是前人未能解决的难题

　　凯恩斯虽然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却没有来得及把它发展得足够完善。事实上，凯恩斯晦涩的表述和奇崛的思想创新，给后世对他思想的理解造成了很大困难。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甚至认为，当年在美国剑桥这个汇聚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世界顶级高校的地方，能够读懂凯恩斯这本书的人，屈指可数。

　　二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了形式上的整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这个学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来容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希克斯和汉森提出的IS-LM模型，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结合起来，成为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工具。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以体系化的方式完成了这一综合，标志着该学派的正式形成。

　　菲利普斯曲线被纳入这一框架后，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提供了经验依据，一度成为政府“微调”经济的政策指南。

　　然而，这种综合本身存在一个深层问题。它只是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搭配在一起，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体系。

　　凯恩斯的价格刚性假设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之间始终没有真正打通——宏观结论没有从个体最优化行为中推导出来，而是作为独立假设被“拼接”上去的。

　　这个“微观基础缺失”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面前全面暴露。新古典综合派既无法充分解释通胀与失业为何同时高企，也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其政策主张的微观机制，从而陷入了深刻的范式危机。

　　一场理论革命，如何为两位获奖者铺平道路？

　　20世纪70年代初，以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系统批判。该学派有三个关键假设，即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原则、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

　　卢卡斯批判是这场革命的理论核心。1976年，卢卡斯发表《计量政策评估：一个批判》，论证了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中估计的参数并非结构性参数。

　　当政策规则发生变化时，理性经济主体会相应调整其预期和行为，导致这些参数不再稳定。这意味着，用历史数据估计的宏观模型来预测新政策的后果，在逻辑上存在重大缺陷。

　　在这一理论革命中，还形成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在特定的市场出清与理性预期假设下，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会影响实际产出，而被预期到的政策变化主要影响价格水平。这一命题从根本上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微调”经济的可能性，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传统凯恩斯主义由此走向式微，而宏观经济学也迎来了重新构建理论基础的重要阶段。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变革中，展现出了重要价值。

　　他们的理论贡献，也让经济学家能够从家庭和企业的具体行为出发，更深入地理解整个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政策为什么能够或者不能发挥作用。

　　必须承认，虽然经济学有各种分支，但宏观经济学无疑是最为公众和媒体所关注的学科。

　　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两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深刻改变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思考政策的方式。

　　无论是从思想的深度，还是从理论的高度，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这二人，都可谓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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