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从GDP到资产负债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变了
-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从增量端的国内生产总值,转移至存量端的国家及居民资产负债表。
- 经济增速由两位数降至5%上下后,地方政府、平台企业、房企及居民通过举债扩张,形成百万亿量级公共债务和大规模公共资产。
- 九十年代末住房商品化后,居民开始依靠按揭积累财富,住房承担着家庭“准社保”的功能,资产价格因而直接影响消费与信心。
- 资产缩水会传导至消费、投资和社会预期,并可能引发还债、储蓄和收缩行为,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
四十多年来,讲中国经济绕不开GDP。看增速判断景气,看增量衡量进步,“今年比去年多多少”几乎成了评价国运的标尺。
可当一个经济体走完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楼群、高铁、机场和厂房这类存量资本堆到百万亿量级,居民手里的钱、房子和股票也成了信心的主要依托,一个事实就摆到了眼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增量那一端的GDP,移到存量那一端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变化来得深,也是往前走。它意味着经济体不再是个简单系统,而成了复杂系统。还按老办法只盯GDP,看见的不过是每年5%上下的增长;百万亿存量资产的缩水、损耗、空置和错配,却容易被挡在视野之外。这样一来,报表上越是“一片大好”,越可能漏掉资产负债表里悄悄攒起来的风险。
一、起飞期:借未来办今天的事,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
要弄清眼下的存量难题,得先回到增量年代的那个出发点。
发展经济学的常识是,后发国家起飞时最紧要的,是尽快把资本攒够。那会儿存量家底薄得很——铁路公路不成样子,厂房谈不上体系,城市住房供不应求,居民名下也没多少金融资产。这时候增量GDP排在第一位:产出跑得够快,劳动力、土地和资源才能被迅速调动起来,人有用、物有用、钱也有处去。高增长本身就是硬道理,成长性就是最大的价值。
难处在于,攒资本要花钱,钱从哪儿来?起飞中的国家,自己的储蓄根本顶不住这么大的投资盘子,出路只有一条——借债,大规模地借。说白了,这是把明天挪到今天的制度安排:靠债务把几十年后才能产出的资源提前贴现到现在,集中资源办大事,路先铺、厂先立、楼先盖,日后再用产出和税收把今天的账平掉。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走的正是这条路。地方融资平台、开发性金融、房地产的征地融资循环、居民按揭杠杆,这些机制名目不同,干的是同一件事:把未来拉到现在。于是GDP一路走高的那段时期,也是资产负债表急速张开的那段时期:每多出一元GDP,背后就跟着几倍的新债和新资产。二十来年,一张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从零建了起来——资产这一栏记着高铁、机场、港口、城市、园区和住房,负债那一栏记着地方债、城投债、银行信贷和按揭贷款。
产出高速扩张的那些年,这张表是稳的,也撑得住。资产值多少钱,锚的是日后能收回的现金流;增速一高,今天看着贵的东西过几年就便宜了,债总能被增长摊薄。可这套说法能站住,靠的只有一个条件:增长必须一直往前走。
二、换挡期:存量的分量压过增量
增速从两位数滑到5%上下,经济由求快转向求好,规矩也就换了。挑起经济稳定和社会信心大梁的,不再是增量,而是存量。这里说的存量,起码有两层。
一层是倾全国之力攒下来的巨额公共资本,以及为攒这些资本而背上的巨额债务。
几十年高强度投入,给中国留下了别处难见的公共资本——国有资产加上一整套基础设施。成绩归成绩,翻过来看,其中很大一块是拿债堆出来的,得靠今后的增长去养,落到账上就是百万亿量级的公共债务:明面上的政府债务之外,还有城投和国企那些没写进明账的部分。
增量年代,增长能把债务一点点消化掉;到了存量年代,矛盾就顶上来了。债之所以出事,通常不是债本身出了毛病,而是拿债换来的资产出了毛病。
资产若能生出现金流,负债率高些也不可怕;反过来,资产闲着、效率低下、回报是零甚至是负——路上没车、园区没厂、新城没人——招牌再漂亮,最后也会变成坏账,资不抵债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存量年代的头等事,是把沉淀的资产重新盘活,把周转和收益提上去,让压在账上的公共资本流动起来、生出回报。不然的话,公共资本每低效一个百分点,顺着债务链传下去,金融体系就多一个百分点的风险。
另一层是,居民头一回有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并以家底为靠,形成了一份私人部门“靠家庭财富自我保障”的不成文默契。
比起公共资本,居民手里的存量财富更基础,却也更容易被略过。
有段历史常被忘掉:住房货币化之前,普通家庭基本没有资产负债表。城里住房由单位分,家里没什么资产,也谈不上什么负债;跟这套安排配套的,是国家把托幼、教育、医疗、养老都兜得比较全,个人花得少。没有那张表,是匮乏,可也是一种保护。
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把这一切翻了过来。家庭开始靠按揭买房攒下财富,第一次拥有了名下的资产,也第一次扛起了自己的债——居民部门从这时起,才真有了一张资产负债表。
表的背后藏着一份没写下来的约定:国家用《物权法》之类的法律,容许居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持有私人财富、拿到财产性收入;作为交换,住房、养老、教育、医疗这些开销,多半得自己想办法。按这份约定,房子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中国家庭事实上的“准社保”:一旦家里要花大钱或者遇上急事,把房子卖出个好价钱,就能换回本该由社保体系提供的那份垫底保障。
把这份约定读懂,才明白房价为何如此牵动中国家庭的信心。它牵动的不是单纯的资产贵贱,而是一个替代社保的市场化安排,被市场定成了多少钱。
三、迈过小康线:那张表比GDP更值得看
等中国整体迈入小康,前面的道理汇成一句判断:作为存量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重要性已经盖过作为增量的GDP。这是国家层面的事,也是每个家庭、每家企业自己的事。
站在国家这张表的角度看,前面讲过,那百万亿公共资本得盘活,周转和回报都得往上提,不然巨额公共债务就没有依托。这场仗要打很久,也是结构性的。
若看短期冲击有多猛,私人部门那张表才是关键。算笔粗账:GDP一年涨5%,折合新增产出几万亿元;居民房产存量却是以百万亿计的,价格稍一松动,财富的增减就相当可观——差不多顶得上全社会好几年的增量。一头是每年新增的那点,一头是存量的一起一落,量级根本不在一个秤上。
也正因如此,资产端一动,消费、投资和社会预期都会跟着晃。老百姓花不花钱,不只看今年工资涨没涨,更要看自己那点身家——房子、股票、基金——合起来值多少;民企投不投,也不只看眼下的利润率,更要看老板对抵押物还值多少钱、往后现金流稳不稳有没有底气。
资产负债表衰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资产一端不断缩水,个体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还债、省钱、收摊;每个人都这么理性下去,加起来便是整个经济一轮接一轮地紧缩。
四、存量时代,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围绕上述转变,以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资产端的变化,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导到信心与预期?
稳住资产端,从哪里下手?先修估值,还是先稳预期?
那场悄无声息的慢性病,临界点在哪里,又该怎样提前识别?
从增量到存量,宏观调控的思维,究竟要怎么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