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红岩》《青春之歌》中的郑克昌、戴瑜——谈谈小说里的“红旗特务”

　　《红岩》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上中学时就读过，当时那本书不知传了多少人，到我的手里已经没头没尾，而且规定只借一天，结果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一夜读完。后来到了航校，虽然飞行紧张，但还是从图书馆里借来完整版再读，深感大慰平生。前段时间出差，又把这本小说放进包里，在飞机上读。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也看过好几遍。

　　读《红岩》，我觉得其中最可怕人物不是徐鹏飞、毛人凤，也不是猩猩、猫头鹰，而是“红旗特务”郑克昌。此人极为凶险，但每次出现在你的身边，却能够唤起你亲切友好的同志般的情感，最后却陷你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郑克昌第一次出现，是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失业青年，穿一袭破旧长衫。他走进重庆地下党蒲志高开办的沙坪书店，专门站在书架前聚精会神的阅读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萧红小传》。他给蒲志高留下的印象是他酷爱这些“进步书籍”，但因为穷，买不起，只能站着读。他并当着蒲志高的面感叹道：“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

　　蒲志高由此认定郑克昌是一位进步青年，可造之材，准备发展他入党了。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郑克昌居然是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红旗特务”，专门到大学、工厂以及有任何“红色”迹象的地方伪装进步，诱骗地下党和真正的进步青年暴露身份。虽然重庆地下党老练的领导人许云峰在检查沙坪书店时识破了郑克昌，但蒲志高还是被军统特务抓捕了，他旋即叛变，并导致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一系列重要革命者的被捕和牺牲。

　　郑克昌第二次出现，则是伪装成地下党员“老朱”，对付被“释放”的刘思扬。他以审查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为由，试图利用刘思扬急于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心理，说出“白公馆”内的党组织，这次阴谋虽然失败，但却造成刘思扬再次被捕。

　　郑克昌第三次出现，是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的“勇敢”、“革命激情”，诱骗了三个进步学生成了他的“助手”，他们在监狱里唱“啦啦词”，擅自发起抗议行动，给特务以报复的机会，然后再通过苦肉计来刺探狱中党组织的秘密。机警的余新江从他急切的探问监狱党的负责人，以及违背狱中的保守斗争策略看出了疑点，学医的孙明霞看穿了苦肉计的破绽，大家在深夜把郑克昌擒拿，迫使他吐出特务的阴谋，最后并借徐鹏飞之手除掉了他。

　　郑克昌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或者接近得手?关键就在于他虽然是“特务”，手上却有“红旗”。在地位比较高的地下党领导面前，他是一位瘦弱的、居无定所、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进步青年，特别能够激起领导关心他、指点他的愿望。

　　在学生和其他真正的进步青年面前，郑克昌又是一副最勇敢、最革命的样子，他比谁都革命，谁也没有他革命。他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氛围：你如果不立刻站出来往敌人的枪口上、刺刀上一头撞过去，那你就是胆小、就是在帮助国民党中央，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在捧蒋介石的臭脚、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你终于忍不住他轻蔑的眼光“站出来”了，结果却正好掉入他的圈套。

　　这是“红旗特务”破坏革命的另一种方式：用最夸张、最激进的姿态，把革命引向泡沫化和自我瓦解。他们不是把革命引向成功，而是把革命引向自焚！

　　如何识别并远离“红旗特务”，避免被他们诱入圈套，实在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们也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郑克昌的形象是有真实的人物做依据的。在当年的地下斗争中，很多“红旗特务”都是叛徒蜕变而来，他们了解革命者的语言和活动规律，一般人很难识破他们。有些叛徒，如叶青、顾顺章等，则专门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办训练班，批量化的培养“红旗特务”。

　　在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也有一个更凶险的“红旗特务”戴瑜。和郑克昌原装正版的国民党特务身份不同，戴瑜本是一位激情澎湃的青年革命者，组织王明路线推崇的“飞行集会”最起劲，他在集会上演讲的手势都是列宁式的，手掌向下切，颇有魅力。但他被捕以后，特务稍加威胁利诱就叛变了。出狱以后却以更加激进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出现，见人就责备别人不革命。他见了主人公林道静后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消沉了？这很不该呀！”结果林道静很快就被捕入狱了。

　　“红旗特务”太可怕了，在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每当郑克昌、戴瑜这样的人物出现，我就手心冒汗、喉咙发干，为尚未识破的他们的革命者着急!我也祈祷让自己永远不要遇到“红旗特务”，因为容易轻信的我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郑克昌和戴瑜一起批评我“不革命”，没有像朱自清那样“宁愿饿死”……醒来之后心还怦怦直跳。

　　但愿，不要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