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长期跟踪调研后，披露境外反华媒体的最新态势及严重危害
【摘要：[目的/意义]境外反华媒体是由境外特殊政治势力扶植、在境外创办运营的专门从事反华舆论宣传的媒体。深入研究境外反华媒体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是破解西方反华舆论围剿的有效路径。[方法/过程]采取实地调研和互联网观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经过1 年的跟踪观察，获得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结果/结论]境外反华媒体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主要由境外政府、分裂势力或邪教组织主办，在华人等相关群体内的影响较大，已成为中外舆论博弈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它们不仅危害中国境内社会安全、信息安全和舆论安全，而且对我国国家形象和外交活动也造成消极影响。相关部门须加强监测，完善境外中文舆论宣传体系建设，建立境外反华媒体运营监测体系、构建境外舆论宣传引导体系、构建应对反华媒体的整合策略体系。】
引言
自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快速跃升。2009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评价逐步改善，中国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2]。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和世界安全格局的变化[3]，经济利益因素在中西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弱[4]，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开始以“平视”的方式观察中国，客观、平衡、中立的涉华报道不断增多[5]。中外主流媒体之间的舆论对抗强度有所减弱，接触、对话或合作已经成为中外媒体舆论场域中的主基调[6]。但是，中西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并未终止，中外媒体的舆论博弈也远未消停，系统地把握境外的反华舆论及其结构系统，仍是当前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华舆论较为关注，特别是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和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的涉华报道内容及特征做了系统的跟踪研究，相关议题集中于西方媒体的涉华人权报道[7]，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意识形态偏见[8]，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与构建[9]，涉华报道的框架选择与建构[10]，中国威胁论[11]，中国民族问题等[12]，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大陆学者对境外客观存在的一类特殊媒体———反华媒体的最新态势及运营模式缺乏了解，未能从战略上加以重视，相关学术成果颇为缺乏。实际上，境外反华媒体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13]，它们虽品牌知名度不高，但定位明确，能够面向特定群体开展精确传播，且有西方主流媒体、相关基金组织或政府机构的暗中支持，在反华舆论宣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仅与中国境内系列敏感政治事件有直接的勾连，而且与中国境内发生的重大突发群体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4]; 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极大伤害，而且对我国的外交活动带来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15]。如何应对境外反华媒体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回应境外反华媒体的舆论围剿，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实地调研和互联网观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观察以及焦点访谈等方式，获得境外反华媒体的运营及市场情况的一手资料。2015 年1 月-2016 年1 月，作者经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学。围绕境外的反华媒体问题，先后实地调研了密苏里州布恩县哥伦比亚市、洛杉矶、芝加哥、圣路易斯、达拉斯、纽约等6 个城市，先后对15 个反华媒体的发行终端( 华人超市及报刊零售及发放点) 进行了调查，先后对25 家境外反华媒体网站进行了为期12 个月的跟踪观测，先后收集到美国境内的反华平面媒体200 余份，先后对200 名旅美华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与此同时，利用脸书、推特、谷歌等互联网工具，对境外反华媒体的详细内容进行了为期1 年的跟踪观测。
二、研究发现
2.1 境外反华媒体的概念与特征
境外反华媒体是由海外特定利益集团或政治组织运营，以开展反华宣传为根本宗旨，通过对中共、中国中央政府及国家形象的“舆论围剿”，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特殊媒体。其特征如下:
其一，媒体定位的明确性。与其他西方媒体零星的反华宣传或隐晦的反华舆论不同，此类媒体的定位就是开展公开的反华宣传。它们自创办起就开始持续性的反华宣传，且逢中必反、顽固不化。它们的核心目标是营造负面的涉华舆论取向，通过否定或曲解中国中央政府的战略方针、诋毁中共或政府领导人形象等手段，构建反华舆论包围圈，是国际反华舆论的大本营，也是国际敌对势力舆论反华的马前卒。
其二，媒体类型的多样性。从时间上看，境外反华媒体兴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长于20 世纪80 ～ 90年代，初步发展于21 世纪初期，一直延续至今。就分布范围看，主要分布于北美、欧洲、澳洲、印度、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从数量上看，目前全球范围内长年累月地公开从事反华宣传的境外媒体百余种。从类型上看，既有传统样式的媒体( 报刊、广播、电视) ，也有新兴媒体( 网站、社交媒体等) 。就语种论，西方国家不仅以英文等国际通用语进行反华宣传，而且重视利用中国本土语言———汉语来开展反华宣传。近年来，中文类反华媒体得到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已超过外文类反华媒体。
其三，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境外反华媒体的受众主要是华人，特别是境外华人，其中以留学生、境外务工群体为主，也包含国外政界、学界受众。由于境外留学和务工的华人群体日益增多，境外反华媒体已经形成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其间接受众超过1 000 万人。例如，在美国一些主要大中城市的华人超市、餐馆等华人聚集区，《大纪元时报》等反华媒体免费派送，获得了稳定的受众群。
2.2 境外反华媒体滋生发展的缘由
国内有观点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专门从事反华宣传的媒体难有生存空间，即便有发展也难以持久，大多会“自生自灭”。但事与愿违。改革开放30 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国家形象不断改善，但反华媒体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在海外华人传媒市场占据较大市场，影响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其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
第一，境外反华媒体是国内复杂社会矛盾及敏感政治事件的衍生物。境外反华媒体的创办者主要有4方面势力: 一是宣扬分裂的民族主义势力，如原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原新疆的热比娅等，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试图分裂国家，由于其在境内连遭挫败，无法立足，因此叛逃到境外，成为一股顽固的反华势力。二是国内政治事件的残余势力，如1989 年“六四”政治风波后，一些参与该事件的骨干人物逃至境外，成为一股重要的反华势力。三是国内邪教集团的残余势力，如20世纪90 年代末，“法轮功”被界定为邪教后，骨干分子逃至境外，成为一股新兴的反华势力。四是国内暴恐或违法犯罪分子的残余势力，因其恐怖活动或违法犯罪行为( 走私、贩毒、贪腐等) 为国法所不容，伺机逃窜至境外，成为反华的骨干分子。创办反华媒体，就是它们宣誓“存在感”以达到政治目的的直接工具。因而，反华媒体虽漂居境外，但与国内社会及政治事件有紧密的关联。
第二，境外政治势力的扶持是反华媒体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所谓“新闻自由”的传播环境，只要不违反所在国的宪法和法律，均可自由创办媒体。对于境外反华媒体的创办及其运作，当地政府态度暧昧，有的甚至纵容或暗中支持，助长了境外反华媒体的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一些反华、仇华分子，包括政府机构、国会、议会支持的基金会或民间组织，以项目或基金等形式，扶持这些海外的中国“异见分子”，以掌握所谓“一手的人证和物证”，由异见分子口授传播，达到“现身说法”的反华宣传效果，试图在舆论上给中共领导人或中央政府难堪，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政治图谋。
第三，境外华人受众的信息需求是境外反华媒体得以存在的外部条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朝纵深方向发展，中外交往日趋密切，海外华人群体不断扩张，成为境外反华媒体的核心受众。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留学生和境外访学群体。我国是世界上留学生规模最大的国家，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均居首位。另一类是海外投资兴业或就业的华人群体。随着中外经贸关系的大发展，到境外投资兴业或就业的华人数量急剧增加。无论是留学访学群体还是投资就业的华人，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对外文媒体不太熟悉，自然对涉华媒体情有独钟。同时，移居境外的华人面临身份识别难题，又处于价值观转换的过渡期，而境外青年学生还处在价值观形塑阶段，易于接受新观念，加之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和警惕性，很容易被反华媒体所蒙蔽，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境外反华媒体的发展。
第四，庞大的情报网络是境外反华媒体获得信息传播优势的重要原因。反华媒体虽然偏居海外，大多数也未在大陆设立采访站点，但它们建有庞大的情报网络，能够快速获取中国大陆相关信息，甚至能够抢发一些独家的敏感信息，在反华信息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境外反华媒体拥有多渠道的情报网络，包括有关间谍提供的信息情报、基于受众互动交流的信息情报等，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取一定的涉华新闻信息。境外反华媒体经常通过非法手段窥探境内敏感信息，由于此类信息大量涉及中国大陆内部资料、内部文件等，境外媒体的公开发表，实际上是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另一方面，境外反华媒体善于从中国大陆媒体公开的内容中挖掘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当然，也有大量的所谓“独家新闻”是境外媒体的臆测或谣言，但他们也不谨慎核实，而是抢发，以首发效应博取受众注意力。
2.3 境外反华媒体的运营模式及发展现状
境外反华媒体种类繁多，不同类型反华媒体的经营模式不同。就资金来源及政治背景看，主要有境外政府主导、分裂势力主办和邪教组织主办三类。
2.3.1 境外政府主导的反华媒体
政府主导的反华媒体是指境外政府机构( 含国会、议会等国家机关) 出于国家外交战略或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由政府财政基金资助创办的反华媒体。此类媒体不以盈利为目标，不参与市场竞争，也不刊载广告，所有节目免费收看。它们通常由相关官方机构直接掌控，资金来源稳定，媒体报道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目的是构建对华舆论包围圈。最典型的是创立于1942 年的美国之音，它是由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宣传机构，是美国政府对外推销其价值观，实现其全球霸权的舆论工具。尽管其对华广播也包含英语教学节目、美国流行音乐等中性的信息，但其重点新闻通常是中国境内外异议人士的言论，或者是对中国进行歪曲、渲染、抹黑的负面报道。此外，美国《史密斯—蒙特法案》规定，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信息，不得在美国国内传播。显然，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及其网站就是美国官方主办的反华媒体，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舆论工具。
美国之音的涉华宣传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宣传重点。新中国成立初至1978 年，美国之音对华宣传的重点是配合美国的冷战宣传，主要关键词是反苏、反共和人权问题，试图扼杀新中国，构建对华舆论包围圈。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相对缓和，美国对华奉行接触与遏制并存的战略，美国之音对华宣传的重点转向人权和政治领域，核心关键词是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民主运动和选举，以推动和平演变。进入21 世纪，中美关系进一步缓和，但为配合美国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美国之音把对华宣传的重点聚焦于中国大陆的民族矛盾、群体事件，试图挑起中国的社会对立。
2.3.2 分裂势力主办的反华媒体
分裂势力主办的反华媒体是由境外反华政治集团资助并由分裂分子直接运营、以鼓吹和推动民族或地方分裂为政治目标的反华媒体。分裂分子在中国大陆并无立锥之地，但他们在境外有一定影响力。在西方政治势力( 含官方、半官方的基金会，各种类型NGO组织) 的资助和扶持下，他们通过创办媒体，鼓吹暴恐活动或分裂运动，以引起各界关注。
一是藏独组织的媒体，即由藏独势力牵头创办的宣传藏独主张的媒体。藏独组织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自居，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宣传藏独主张，在西方国家颇具影响力。藏独组织创办的媒体以网络媒体为主，并以英文、中文和藏文三个版本同时发布，主要分布在美国、印度和欧洲等地区，代表性的媒体有: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 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 、西藏在线电视台( 视频) 、中间道路网、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 台湾) 等。此类媒体的内容主要是达赖喇嘛的民族分裂主张、涉藏负面报道，核心是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总体上，这些媒体的内容较为单薄，更新速度较慢，也不参与市场经营，属于非营利性媒体。此外，藏独组织注重线上与线下传播的互动，善于利用户外、电子屏等广告传播模式。2015 年7～ 8 月间，藏独组织在美国300 个大型机场同步发布了宣传达赖喇嘛及其政治主张的形象展示广告，在全美范围内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二是疆独组织的媒体，即由疆独势力主办的宣传疆独及暴恐活动的媒体。此类媒体依托于世维大会( 世界维吾尔大会) ，其宗旨是争取东突厥斯坦( 新疆)独立。该组织创立于2004 年4 月，由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与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合并而成，总部位于德国，每年接受美国国会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热比娅·卡德尔为该组织的头目。该组织创办的媒体主要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网、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网和美国维吾尔协会网。此类媒体信息发布频次偏低，内容也较单薄，但这并不意味着疆独组织媒体的信息传播量少。实际上，由于疆独组织的诸多活动涉及暴恐行为，公开发布显然容易被反恐部门察觉，因而转为采用社交媒体平台，采用“一对一”式更为隐秘的传播模式，以规避外界的监视。
此外，自1987 年台当局解除“报禁”后，诞生了一些鼓吹台独的媒体。缘于民进党深绿派的扶持，此类媒体的舆论声音日益强大，在岛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近年来，香港也出现了港独组织，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杂志就是宣扬港独的代表，并在2014 年香港“雨伞革命”中起到舆论推手的作用。尽管香港目前尚无完整意义上的港独媒体，但最新出现的苗头值得警惕。
2.3.3 邪教组织主办的反华媒体
邪教组织背景的反华媒体主要是指法轮功势力集团创办的系列反华媒体。法轮功势力以美国为大本营，构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媒体系统，实现了对美欧、亚太和澳洲的全球化覆盖，试图“漂白”其邪教本质，达到在西方国家长期立足的目的。
“法轮功”的媒体可分为会员媒体和非会员媒体两类。前者主要面向“法轮功”会员，主要内容是传达李洪志及“法轮功”集团总部的信息，发布会员的活动规范，如明慧网、新生网、明慧周报等，意在实现对会员进行持续的思想控制。泛众媒体面向非会员，主要定位于反共反华舆论宣传，如《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等，意在谋求融入常人社会并产生影响和取得合法地位，构建全球公共关系系统，进而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同情者和新的追随者。与其他类型的境外反华媒体相比，“法轮功”背景的系列媒体长于宣传包装，更善于市场化运作，在短短10 余年间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欧美华人聚集区内覆盖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反华媒体，也是目前境外综合实力最强的反华媒体。
2.4 境外反华媒体的最新动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境外反华媒体已经获得较大的市场影响力。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媒体传播行业变化，又呈现一些新特点。
第一，巧于包装，构建“柔性”反华新模式。当前，海外反华媒体在“反华技巧”上有了新发展，它们不再是赤裸裸的刚性反华，而是更加注重“柔性反华”，注重增添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以综合性、服务性的多维信息来包装其反华真面目。如反华中文网站“阿波罗新闻网”，打着“家在海外、放眼世界、魂系中华”的幌子，将反华立场嵌入其“柔性”传播内容之中，迎合了一些海外受众的需求。他们精心设计，对反华内容进行了美化包装，声称“从国内新闻到海外资讯; 从交友求职到美容保健; 从衣食住行到报税理财; 从娱乐、体育、影视星空到中外古今精神食粮; 从家庭温馨到子女教育; 从故乡明月到寰球风波”，看似是包罗万象的内容大餐，其核心仍是宣扬法轮功合法、否定中共执政地位等敏感信息，反华立场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长于经营，“自我造血”能力大为提升。近年来，境外反华媒体所获得的国际敌对势力的资金捐助不断缩水，但此类媒体的“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境外反华媒体以挖掘“秘闻”“禁闻”为特色，能够抓人眼球，又善于做服务资讯内容，且免费派送，能够吸纳相当数量的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近年来，《大纪元时报》加强了广告经营，刊载的分类广告、店铺广告和商超广告日益增多，其广告刊登量已占据总篇幅的1 /3，部分地方版已实现了经费自给的目标。其中，《大纪元时报》( 美国中部版) 期发行量约5 万份，年广告收入已经达到200 万美元，初步实现盈亏平衡。2016 年3 月起，《大纪元时报》( 香港版) 宣布由免费报章改为收费报章，每份定价港币8 元，在全港250 多个报摊正式出售，头版板式也有所调整。此举虽然仅为探索性的改革行为，但如果获得市场认可，《大纪元时报》将向付费报纸转型，进一步增强其创收与盈利能力。
第三，注重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媒体融合发展。随着传播环境的深刻变化，境外反华媒体也在探索媒体转型之道。有的停办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传播渠道。2014 年，鉴于中国短波广播听众锐减，互联网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美国之音关闭了对华广播，转互联网新闻媒体，但其反华的立场和风格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有的媒体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扩大传统媒体的影响范围。“法轮功”集团充分利用新兴社交媒体的精准传播、一对一传播和私密传播的优势，将其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发布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粉丝渠道获得了进一步的快速传播。从发展趋势看，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反华媒体的新兴传播渠道。
第四，注重资源联合，境外反华媒体的联盟与合作已成常态。进入21 世纪以来，不同派系、不同势力的境外反华媒体之间，开始走上相互支持、相互关联的道路。有证据显示，由于总体的反华立场相同，法轮功和藏独、疆独、台独乃至港独分子等，已经有相互串通、相互支持的合作机制。他们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在重大事件的舆论宣传上，相互配合、互通有无，以壮大声势，形成合力围剿的态势，提升反华宣传的力度和强度。在一些稀缺的敏感类反华情报信息上也互通有无、实时共享，以扩大宣传的范围。当然，由于各反华派系或集团的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他们之间也会有竞争，如抢占媒体市场，抢夺独家信息等，但总体上，他们的合作大于竞争，因而联合反华的动力较大，境外反华媒体的联盟与合作已成常态。
三、境外反华媒体的危害
长期以来，境外反华媒体舆论宣传的花样不断翻新、手段不断升级，大张旗鼓、赤裸裸地开展反华宣传，长年累月收集反华信息，其手段之卑劣、用词之恶毒、影响之恶劣，大大突破了常规的媒体宣传轨道。但中国大陆对其缺乏了解，重视不够，缺乏足够的应对举措，致使境外反华媒体数量不断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已经成为破坏国家形象、危害国家非传统安全的一股重要力量。
一是实施反华舆论动员，危害境内社会安全。境外反华媒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重大恶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推手。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 如拉萨3·14 事件、新疆7·5 事件、四川或青海僧侣自焚事件、陈光诚事件、新疆恐怖分子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事件、香港“占中”事件等) ，境外反华媒体扮演着制造舆论、歪曲报道的操盘手角色，对境内突发民族事件、社会公共事件或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走势起到恶劣的舆论“诱导”或“误导”作用。
二是干扰国家外交活动，破坏国家形象。反华宣传对我国在外留学生、在外华侨华人当中，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一些华人因此而产生“仇共、仇华、仇国”等错误观念，在华人群体引发了认知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人被反华媒体所利用，成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帮凶。境外反华媒体通过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丑化宣传，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出国访问、举行外事活动时，各种游行、抗议等侵扰事件不断上演，“意外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外交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对国家领导人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严重伤害。例如，2001 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马耳他、2006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和2011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英时，均遭遇意外突发事件。这一系列意外事件，都与境外反华媒体的煽动、教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是危害国家舆论安全和信息安全。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境外反华媒体利用“翻墙软件”、微信等新型互联网工具，跳出了中国的互联网监管围墙，在中国大陆群体中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传播市场，威胁到国内舆论安全。同时，一些境外媒体还通过间谍等非法渠道，获取中国大陆党和政府的相关机密信息，在媒体上刻意渲染炒作各种涉华“禁闻”或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的信息安全。
可见，境外反华媒体是境外反华活动的急先锋，是境外反华势力的吹鼓手，是境外反华分子的大本营，在营造反华舆论氛围、实施对华舆论围剿方案、培植反华宣传队伍、丑化中国国家形象、泄露国家信息机密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关部门要从维护国家形象，保障国家舆论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境外反华媒体舆论宣传的严重性、破坏力和危害性。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
从发展趋势看，虽然部分反华媒体可能因经费短缺或受众萎缩等外部因素而停办，也不排除个别反华媒体因内部政治的派系斗争或其他原因而淡化其反华立场，转变为“正常媒体”。但总体而言，境外反华媒体不会整体性消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仍面临境外反华媒体的挑战。在深入研究境外反华媒体经营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相关部门要尽快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加强和完善境外舆论宣传体系建设。
一是建立境外反华媒体运营监测体系。尽快建设境外反华媒体数据库，开展全天候、全视角的监控，摸清其舆论宣传的热点重点和演变趋势，定期形成境外反华媒体舆情监测报告，为中央、省市等相关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建议中宣部、外宣办、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成立境外反华媒体舆论宣传监测领导小组，具体实施监测、研判和预警等任务。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会同新疆、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门，成立境外涉华民族宗教问题及恐怖问题舆论宣传监测领导小组，对境外反华媒体的民族、宗教及相关恐怖分子信息进行跟踪监测和预警处置。
二是强化保密体系建设。境外反华媒体之所以能够获取一些中国高层政治的机密信息，与中国大陆党政机关中的信息泄露有重要关系，也与反华媒体的受众有关。从境外媒体上公布的一些涉华敏感信息来看，在中国大陆党政机关中，可能存在一些保密工作的疏漏，使得一些核心的内部机密信息被有关人士泄露，甚至有可能存在少数境外媒体收买的职业间谍，专门将境内机密信息透漏给境外媒体。与此同时，境外反华媒体可能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受众中培养“供稿人”，偶尔为境外媒体爆料( 特别是将境内的突发群体事件照片或视频传至境外) 。对于明知故犯的间谍违法人员，要深入调查，加大惩戒力度; 对于非职业间谍的爆料行为，要加强教育，防止被境外媒体利用。
三是构建境外舆论宣传扶植体系。设立“境外中文舆论宣传扶植基金”，对客观、全面报道中国大陆的境外中文媒体予以扶植或资助，促使境外中文媒体健康发展。选择性地扶植若干代表性的境外中文媒体，使其承担境外中文舆论宣传的重任。特别要扶植一批境外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例如，由海外留学生创办于2014 年、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其导向正确、内容客观、贴近留学生生活，目前境外订户已经突破十万份大关，政府应该给予此类媒体予以扶植和资助。
四是构建“以我为主”的境外舆论宣传体系。充分利用境外一些国家新闻法律法规条件，特别是一些国家媒体自由准入的法律政策，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按照“以我为主”的思路，主动作为，主动切入，在境外创办若干个宣传中华文化、传播中华资讯、符合境外华人需求、适应海外媒体市场的中文媒体( 含报刊、广电和新媒体平台) 。同时，加大国内媒体海外中文版建设，促进《人民日报》( 海外版) 、《神州学人》等主流媒体创办多样化的境外版本，增加当地内容，满足当地华人的多层次需求，拓展发行和覆盖范围，进而融入当地华人社会。
五是构建应对境外反华媒体的整合策略体系。对境外反华媒体问题，不能仅靠舆论宣传来解决，还要运用外交、教育、科技等多方面手段，整体规划，提升综合应对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反华媒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派系、不同区域和阶层的反华骨干分子之间，存在各种深刻的矛盾冲突。同时，反华媒体也面临受众偏好和市场经营的多重压力。对境外反华媒体工作人员，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对其中的骨干或核心分子，要建立“境外反华媒体骨干分子数据库”，通过外交、海关等法律手段，予以制裁和打击; 对其中的非核心分子，要通过教育说服手段，争取其放弃反华立场，将反华媒体引向常态媒体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彭莉，黄国华. 中国外贸新常态: 中速高效[J]. 国际经济评论，2015( 11703) : 109-119，7.
[2] 雷宇，张宏梅，徐菲菲，等. 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跨文化比较———以中国、英国、美国大学生为例[J]. 旅游学刊，2015，30( 22303) : 23-34.
[3] 陆伯彬. 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10) : 66-74，6.
[4] 尹巨明. 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 [J]. 外交学院学报，1994( 3) : 93-94.
[5] 吴锋，季丹. 联合早报网涉疆暴恐案的舆论构建及引导策略———基于262 篇报道的知识挖掘分析[J]. 情报杂志，2016，35( 7) : 73-79.
[6] 戴元光，邵静.《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研究[J]. 当代传播，2013( 3) : 4-9.
[7] 杨斌，吴朝美，吴世勇. 国家利益视角中的国际传播———从《纽约时报》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谈起[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41-45.
[8] 范勇.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词汇与“中国形象”塑造———基于对《纽约时报》的实证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09( 8) : 173-176.
[9] 薛可，梁海. 基于刻板思维的国家形象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1) : 13-18，107.
[10] 胥琳佳，刘佳莹.论《纽约时报》中国国庆报道的框架建构[J].国际新闻界， 2009( 10) : 54-60.
[11] 李松蕾.1981-2010 年《纽约时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论调变化分析———从“民族主义”到“中国威胁论”[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9) : 65-83，127.
[12] 妥超群，韩亮. 从“Thibet”到“Tibet”: 近现代美国入藏考察与《纽约时报》涉藏报道[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1) : 106-118，128.
[13] 任远.西方媒体反华鼓噪的社会根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 2) : 121-123.
[14] 吴锋，张红强.我国民族因素突发事件案例统计评析与应对策略———基于1980-2015 年中国大陆民族因素突发事件知识库的研究[J].情报杂志，2016， 35( 1) : 122-128.
[15] 李忠林.印度媒体反华报道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J].和平与发展，2012( 6) : 60-6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