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南水、阳和平：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2018年6月10日上午，激流网举办了一场以“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为主题的讲座。讲座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陈纯作主讲人，阳和平老师和南水老师作评议人，为大家详细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参加本次讲座的朋友观点比较多元，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的火花频现。

　　陈纯老师首先从“自由保守主义”开始讲起。他认为，中国在80年代社会思潮的分歧并不是很大，争议是从90年代开始的，并且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但他认为当时所谓的“自由主义”并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的全部，他们的主流大多是“自由保守主义”。不同于此前思想界大多关于“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的问题”、“要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问题”等观点的争论，“自由保守主义”并不强调这些。它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和80年代甘阳对以赛亚·伯林的论述有很大关系(甘阳是中国最早介绍以赛亚·伯林的学者，虽然90年代后他自称已经转为“自由左派”或“新左派”，但他之前的论述还是影响了90年代自由保守主义的很多观点)。甘阳在80年代末引入的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与后来引入的伯克的“法国大革命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一起构成了“自由保守主义”的理论来源(虽然这些外国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但他们的理论还是被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者拿来利用)，最终在哲学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告别革命论”。

　　告别革命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自由”和“建构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政治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理性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他们认为，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但这种理论区分比较粗糙，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走向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走向宪政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分子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根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告别革命论者还研究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事实中的威权主义也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会逐渐向自由民主转变，完成“威权——民主”的转型。

　　“90年代进行论争的主要是这些自由保守主义者，但在与新左派的争论中，这一脉络并非主流。”

　　陈纯认为，自由保守主义催生孕育了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们在观点上也是一以贯之的：都抨击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传统;对“社会改造”持质疑态度;将文革追溯到五四;批判欧陆启蒙的观念……

　　接下来陈纯具体介绍了“中国施派”。

　　自2000年甘阳、刘小枫引入施特劳斯和施密特这套体系以来，它对后来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中国思想界没有哪一派的影响力可以超过施派。甚至大陆新儒家和新左派(如汪晖的“另类现代性”、王绍光的国家观念以及后来对自由市场的批判等)的观念也被施派所吸纳了，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

　　施派试图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标准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几千年的儒家道统、将“中国道路”树立为可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现代化范例、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他们认为：对外，毛主义代表一种“向一切霸权主义宣战”的强硬姿态;对内，由邓引入的资本主义将继续把一切人的私人欲望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而几十年发展所导致的阶层固化，将通过儒家的“等级秩序”确定下来。

　　而现实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带一路”与此思路也是一致的。总体而言，施派对毛统的吸收是建立在反对文革的基础上;认可邓统使国家富裕、经济发展的道路，但不会推崇资本主义;对儒家的推崇则来自于等级秩序的确立。“但这并不是他们对‘三统’的全部阐释，施派内部的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取舍。”

　　接着，陈纯老师继续为大家介绍了2000年后崛起的另一派——左翼自由主义。他们大都是运用罗尔斯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现实的。

　　左翼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区别其实很大，如周保松老师认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这按照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是难以理解的。而右翼自由主义到今天立场也已经逐渐转变为支持现政权或者说支持川普了，在陈纯看来，他们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派了。左翼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具有内在价值;而右翼自由主义更偏向于皮诺切特式的人物，只承认民主的工具价值，否认民主的内在价值。

　　以下是周保松老师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左翼》中所论述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几个主要观点(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

　　第一， 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个人权利。国家最重要的责任，是充份保障公民能够行使和实现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例如言论思想信仰的权利，集会结社参选的权利等，也包括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第二， 自由左翼主张主权在民，并要求权力的正当性行使必须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授权。因此，它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

　　第三， 自由左翼基于对平等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社会竞争上的机会平等、人与人合理的社会生活关系、照顾弱者及不幸者的基本需要等考虑，主张国家有恰当的角色去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甚至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教育、医疗、房屋、失业及退休保障等等)，从而使得每个公民有合理的机会和条件过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第四， 自由左翼重视人的自由自主，因此主张政教分离，鼓励文化多元，反对家长制，不赞成国家动用权力和资源去宣扬某种特定的宗教，或强加某种生活方式于人们身上。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因此国家最重要的责任，是确保每个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受到分析哲学、政治哲学以及罗尔斯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但今天中国的学人如果继续沿着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去研究，意义并不大。”“左翼自由主义该怎样结合中国的语境去讨论问题?”陈纯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面对逆现代化的潮流和准极权的体制，如何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世界以往的任何历史中都无法找到这样一种先例。”

　　基于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陈纯有这样几个基本的预设：

　　• 渐进改良的方式走不通。自由主义的斗争方式(马丁路德金式的说理和请愿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 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不是“毛左”，而是国家主义思潮。

　　陈纯认为，新成长起来的一辈“反国家主义的‘毛左’”，更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盟友而不是敌人。“我此前一直以为‘毛左’必定是国家主义的，但今天看来，新一代的‘毛左’已经和老一辈的‘毛左’有很大的不同了。”他本人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到今天对“毛左”的逐渐认同，“这一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毕竟自由派对文革与毛的怨恨是非常深的”。他也曾与一些左翼青年直接交流过，“正是这样一批新左翼青年的出现，增强了我对整个形势的信心。”相反，他对今天自由派的表现非常失望。

　　“‘反国家主义vs国家主义’将会成为未来思想界的主战场。”

　　陈纯认为，各种类型的国家主义者：施派(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左派”、大陆新儒家、威权主义自由派，以及期待由这一套体制来满足他们诉求的各种派别是最需要我们谨惕的。

　　陈纯老师讲完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南水老师和阳老师对今天讲座作具体评议。

　　南水老师先谈了新一代左右翼的变化：无论左翼右翼，新一代都在发生变化。今天的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工人子弟在大学毕业后所面临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父辈那一代的大学生毕业生，当年的大学毕业生还可以通过努力成为资本家、高级白领等，而今天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新一代青年普遍面临的困境。

　　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的纷争?不同立场之间批判对方“傻逼”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时候你如何去面对和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如何去面对意识形态纷争? 简单地批判对方傻逼，显然是没进到对方的内部。不同人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总和加在一起，才能很好去了解这个时代。我们在坚持立场的同时，如何去看待不同的意识形态纷争，通过看待意识形态纷争来把握时代的总体性，尽管主要路径还是考察社会实践总体，是必须重视的问题。

　　第一个感觉，南水老师认为陈老师对思想界各派别主要是根据理论来源区分的，这样的叙述方式似乎变成了伯林、施特劳斯、罗尔斯在中国的混战，容易出现偏差，换言之，还没进到中国内部考察这些派别。

　　第二个感觉，左翼自由主义是怎么产生的?简单看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但政治自由主义本身就包含分配正义主义，所以应该是政治自由主义+分配正义主义。从构成来看，它是深港台一个特征，他们面对国家概念是比较尴尬的(深圳是集全国之力发展起来的，但部分深圳人感觉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它们都想摆脱国家控制，或无法面对国家概念。罗尔斯的主张也是在美国崛起成为全球老大过程中形成的，他的主张一个是全球正义，一个是公民正义，国家意识也是非常淡薄的。可以说是罗尔斯的是全球正义下的政治自由主义，而深港台左翼自由主义是一种地方正义下的政治自由主义。

　　关于“国家主义左派”，南水老师认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国家主义左派”。只要是国家主义，就是右派。但为什么在中国一个时期国家主义成了“左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很弱、面对美国压制的时候，坚持国家立场的都会整体表现为“国家主义左派”。在马克思和毛泽东这里国家主义从来都是右派，把国家主义概念强加到毛泽东这里是不可能的。毛在强调国家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具备工人农民民主权利——工人农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马克思毛泽东概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主义表面上相似，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而截然相反的。

　　目前这个国家主义(南水老师称其为“温和法西斯”)是怎么出现的?这是一个全球趋势。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用机器做研究这一科研过程开始普遍化地转化为生产环节。我们过去把科学看作是一套科学理性，这是错误的。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用机器做研究。今天两三百年里从工厂里产生出来的所有产业几乎都面临被淘汰，而将可能在实验室中诞生未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兴产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转变是没希望的。南水老师把目前的这种“温和法西斯”(国家主义)称为“大资产阶级的危机政治”，他们面对危机必然采取这种措施。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特务机制的普遍化，从大学到企事业单位。南水老师说：“我支持在无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当自由民主不能实现的时候，无产阶级要和中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并不代表我们反对自由民主本身。

　　我们面临一个现状，全球目前都看不到希望。“三个驱逐运动”：工厂自动化是在生产领域把工人驱逐出去;生产智能化是把知识分子从生产领域驱逐出去;农业现代化把农民从生产领域驱逐出去。各大城市也用自己的方式驱逐外来人口。这种趋势在目前看来并没有逆转。

　　南水老师认为陈老师的告别革命论其实并不是告别革命，而是要告别法国、俄国、中国式革命，而呼唤的是英国、美国式革命。英美革命是第二等级(贵族)带领第三等级(资本家)一起革命，而法国是第三等级带领第四等级去革命，中国和俄国是第四等级(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很多人都希望英国式的自由民主，而不要法国式的自由民主，但是，英法德意之间缺了谁都不行，没有法、德、意，英国的自由民主发展不出后来的水平。国家在弱小时必然会强调国家概念，强大时就会弱化，这是相互转化的。

　　南水老师认为，任何一种批判，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衡量对方的观点，这只是摸象盲人之间的争论，而要从对方观点的自相矛盾中去揭露和批判它。一切外来思想或翻译都反映的是内部矛盾，面对外来思想我们一定要有内部视角。

　　随后阳老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自由民主这些政治理念的范畴在哪?”阳老师认为分为三块：私人领域、政治领域、生产领域。私人领域不属于民主范畴，政治领域属于。而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那么生产领域应不应该属于民主范畴?对于陈老师之前讲座里所罗列的种种关于自由民主的实现方案，阳老师指出：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的话语权就大。而社会财富是和生产领域直接挂钩的。大多数人在谈论政治时都忽略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不掌握社会财富的人民怎么去实行民主权力?阳老师希望陈老师可以多谈一部分这方面的内容。

　　对于两位老师的评议，陈纯老师也作了具体回应。

　　关于阳老师所讲的生产领域的民主，陈纯老师说他此前可能会比较反对，但现在持开放态度。他希望自己通过和左翼同志的交流辩论来逐渐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关于“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的话语权就大”的观点，他表示非常赞同，“我们不能空谈民主的形式，而要考虑民主的具体实施。”而关于南水老师的评议，他认为自己与南水老师的共识是很多的，但也会保留一些自己观点。

　　中午时分，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