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毛泽东为何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永不褪色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的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美】罗斯•特里尔

　　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后更加成功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后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

　　——【印】阿玛蒂亚森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力量的象征。只有有了健康的国民，才能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也才有条件谈经济发展。

　　在旧中国，“东亚病夫”不仅指体质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会溃败、治理无力、缺乏信仰的体现。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国民健康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强国必先强种”;梁启超说:“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毛泽东一生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调“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但是，身心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和体育决定的，而是受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影响的系统工程。尽管国民党政府也致力于在全国普及县医院和基本医疗服务，但是在外国入侵、经济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目标没有实现。到1949年前，不同的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健康状况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却实现了跃升。

　　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条件照搬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呆在城市，农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依靠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医疗服务，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