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七十周年的新中国
七十周年的新中国
国临七十如初柳,人过七十古来稀。七十年,对一个健康的国家而言,它是年轻的标志,它是大踏步前进的本钱。总结七十年,既要大讲成绩,还要立足于做一次体检。
七十年,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有共和国年鉴的留影。民间人士,在数据指标的掌握上,无论如何都不及官方权威。所以,本人的总结更侧重于现象与结论,或者说更尊重具有历史意义的符号。
数据,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可以留下,甚至会更好。
现象级符号,才是历史中的精品,才是值得记录的重点。
七十年,我们得到了什么?
⑴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为什么称解放?因为前面处于禁锢态。为什么中国在推翻了封建满清之后还处在禁锢态?因为中华民国无力改变封建、殖民与资本混合的被压迫地位。
解放了什么?解放了人权。新中国释放了三大人权:人民群众得到了平等劳动权,二千多年土地分配极端失衡的局面被终结;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相对平等;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被一次性解放,男女平权的真实性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前三十年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体现。
从国际视角看,新中国还解放了什么?解放了中华民族被奴役被欺压的状态。中国人敢于喊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就等于在告诉世界:中国不接受“依附国”地位,可以合作,不接受强权。
⑵社会主义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实践模式
共产党的胜利必须兑现一个初心承诺——建设社会主义。从法律准备、制度准备、生产实践准备到人民觉悟准备,新中国都做得十分迅速和果决,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曾经有几十个国家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一样?
新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特殊,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人口多,国家大;二是改造速度快;三是建设实践基础扎实,体系构建完备。中国,五分之一的人类代表,只要“社会主义”的帽子还能戴在头上,哪怕不标准,也能算一种人类现象,也能代表一种制度的存在。只要帽子在,就还留有一线复收生机,虽然会经历慢长的等待。
⑶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化思想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正式提出,但,这个时候的“思想”仍然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它只包含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不包含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更不包括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毛泽东用一生织就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它超越了“主义”的范畴。
新中国及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无论怎么变制度,无论怎么变人事,无论形成什么样的新理论,都可以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延伸,也许局部有区别,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很难超越。
⑷“公”的历史意义
私了几千年,私已成为深入人类骨髓的理念。新中国,只用了几年时间,就从经济上构造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公”的理念从此武装了全民。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多次改头换面,“集体公”近乎消失,“国企公”也一直在不断缩编。很有意思,在社会主义历史足迹中,唯有中国的国企实现了从小到大再到今天具备世界性竞争力。这是孤立的现象,它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单边重视工业扩张的基础铺垫,居民消费让位于工业体系的布局完善,一直到形成完整体系之后才转入到消费扩张。尽管近四十多年已经让大量国企业解体和转制,但仍然未完全打破国企的行业完整性,部分行业还能找到航母型代表,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独特现象。尽管私心已经足够膨胀,但“公”的思想仍然在抗争。实话实说,今天的私有企业主个体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们都是顺应时代的体制产物,在出身上没有原罪,经营过程中的原罪是法律和政策妥协的后果。事实上,国企正在向私企靠拢。
⑸集体大食堂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推广的全国性集体大食堂算得上人类饮食文化中的重大创举,虽然最终遭遇严重挫折,但仍然掩盖不了它的光芒。尽管多数人都已经否定它,但本人对它仍情有独钟。集体大食堂的局部失败,不是源于模式创新的失败,是源于物质准备的不足和管理经验的欠缺。换句话讲,它太超前了,它应该属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属于未来的共产主义。
大食堂至少有三大好处:节约时间,节约资源,全要素共享。时间账容易算清,资源账需要思考。食材方面,集体食堂比家家开火节约;能源消费方面,集体食堂比家家开火更体现节约;要素共享则主要体现在食品多样性上面,食堂可以做到多姿多彩,而家庭日常生活则只能单调。好处多,为何集体大食堂被整体上抛弃?物质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未跟上模式创新。很可喜的是,集体大食堂在中国并没有灭亡,大量企事业单位和学校都还在坚持这种方便、绿色的生活方式,这个“中国模式”在未来还能大放光芒。如果能够在小区推广,还能再受热捧,很多大学食堂已经探索出被普遍接受的用餐模式,“做饭难”会得到普遍解决。从环境的绿色意义看,食堂模式是无与伦比的,垃圾处理会减少几个数量级。
⑹钢铁时代
这是个有分歧性的命题,即便挨骂,不能省略。中国的钢铁时代起点在大跃进,现存的大多数钢铁厂都从那时起步,后一步步发展壮大。大跃进,给农业造成了一定的短期伤害,这项运动的整体意义,中国人暂仍缺少诚实的客观评估,甚至编造了许多谎言。在同一时期,日本通产省也提出过“钢铁即国家”的口号(《日本心魂》第254页),并且,日本人当时还讲到,世界上的四个繁荣地带(美国,苏联,欧洲共同体,中国),是刺醒日本的重要原因(《日本的道路》第14页)。可以这么下结论:没有钢铁时代,就没有中国工业化,也没有中国的全产业时代。
⑺“两弹一星”精神
什么是“两弹一星”精神?简单讲,它就是奋斗精神和胜利精神。人人心甘情愿地奋斗是新中国前几十年的一道风景,那个时代的“傻”被嘲笑了几十年。其实,正常人的“傻”就是简单幸福,就是公的精神,这种精神会在未来被重新唤醒。奋斗,不盲目,是有胜利信心的奋斗,是有规划的奋斗,最后,必然取得胜利的果实。“两弹一星”精神不是简单的武士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新产品,每遇困难,它都能成为精神支柱。
⑻红色文化的革命道路
在文化的革命道路上,近二百年来的中国一直在迷路,革与不革的斗争始终在进行,革命反复夭折,导致新文化的构建走向失败,最后又回到了所谓传统文化的旧道上。红色文化,曾经改造了国人集体,后来,外来文化不分良莠地引入,加之知识分子一直在误导大众,他们把文化局限在人文的层面,而不是政治的层面,他们重新主张精英与大众的界限,他们制造严重级差的合理性,他们把贵族精神重新带到阶级的分化与定性上面,他们重构了主人与仆人的天然屏障。红色文化革命道路的曲折和挫折,最严重的后果是让很多人的思想再次陷入到几千年的老路上。中华民族如果真要想从心底里树起文化自信,就必须重新走上新红色文化的革命道路。
⑼解放军成长为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无须赘述,即使还没有实现解放台湾的夙愿,它也足以配得上“人民军队”的称号。它不只是中国的人民军队,还是影响世界的关键力量。
毛主席打造的人民军队,具有什么鲜明特点?简单讲就三句话:不热爱打仗,和平是人民军队的主题思想;不害怕打仗,“十六字方针”是人民军队的灵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轻视打仗,随便不打,要打必赢。
人民军队在其历史发展中凝结了两种精神:一个是红军时期凝结的“长征精神”;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凝结的“抗美援朝精神”。只要这两种精神还能用来武装人民军队,国家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失掉这两种精神,必沦为八旗军。
⑽积累了近14亿人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说法在全国流行:毛泽东因为错误地打击马寅初,让中国人口出现大膨胀,“人多力量大”是错误思想。马寅初是否受打击,根本不值得讨论。单就中国人口政策而言,毛泽东时代远远要优于之后,提倡少生优生,但不强制结扎,没有超生游击队,更没有暴力控制和经济制裁。
14亿人口,是一个大数据,它会让平均水平降低,但能让人口危机短期内不会发生,更能让中国形成有活力的市场。14亿的资源,它的根基是什么?是前三十年积累的9亿基数。它的未来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不灭的依靠。
⑾“民生六大件”的平均数量进步
吃,穿,住,行,医,教,可归结为民生六大件。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以批评不足和不公为主,但冷静回顾这七十年,仍然可以赞扬新中国在六大件上取得的成绩,它不算奇迹,也不算伟大,但足以配得上“巨大进步”,它在“平均指数”上是亮丽的。说到不公,只是世界普遍现象中的一种不完美,是对“主义”的坚持没有跟上物质的变化。
教育,质量问题大,数量成绩大。由脱盲班到普及小学,再到普及中学,再到大学扩招,每一步都是突破。大学扩招被广泛诟病,但本人仍支持扩张政策,大学生过剩比中学生过剩要进步得多,大学没办好,可以革掉部分人的命,职业教育没办好,可以重走毛主席时代的成功道路,大众教育比精英教育和贵族教育要好得多,不能因噎废食。
其它五个方面,不必展开,总的问题是不公,这是大家的心病,是今后的革命主题。但平均数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容否定。我认为,绝大多数享受了新中国的发展红利。
⑿10亿人的城市生活
中国现在已经接近有14亿人口,按官方统计口径,城市化率大约只有55%左右,也即有7.7亿左右人口属城市人口。不过,我一直在强调另一个看法:城市化率不应该按户口统计口径,而应该按常居人口统计口径。加上2.8亿左右的流动劳动力大军,中国城市正常常居人口已经达到10.5亿左右,城市化率应该接近70%。流动的2.8亿,部分人在城镇已经购房,部分还只能流动居住。这是否影响城市化率的统计呢?我认为不影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产权房,租房户也大有人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快速向城市集中,二十年时间,城市化率很快从45%上升到80%,其中也有大量人口租房居住。
中国快速城市化发生在近三十年,这个过程虽然积累了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态势,但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三十年,这个过程的积极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城市人相当于三个美国城市人,接近十个日本城市人,没有相当规模的产业支撑,不可能容得下十多亿人的城市空间。
七十年,我们体检出了哪些病灶?
① 变坏倾向不能固化
这个说法很刺耳,但不能避畏,我肯定也是变坏的其中一个。好,坏,缺少科学标准。自私,有人说是人性,但这种人性属于动物期人性,不是文明期人性。国人近些年的自私更有特点,无禁区是其最大光环,这会成为国家形象的负资产。
人变坏了,就无处不体现一个“贪”字,为了把贪发挥到极端,精于算计,乐于腐败,自动下调道德底线,以实现早日拉开与其他人距离的愿望,然后从这个“距离”中寻找安全感。贪,就象一尊死神,它让每个人都想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事,让每个人都善于用“生活所逼”及“适应社会”来为自己的坏思想和坏行为找理由。
集体变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磨损,社会构件会一步步松动,最后的一瞬间,没有人能幸免。
② 高压状态不能持续
为什么要推翻三座大山?因为压得人民受不了。压力,更多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近二三十年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是所有人的压力都变大了,有钱的,没钱的,当官的,做民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不能幸免,并且还在不断变大,没有偷安者。快速发展,让人更惶恐不安,而不是心态稳定。对“压力变动力”的畸形理解导致出现全民精神病,从幼儿园至火葬场的历程,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挥之不去的重压。
判断文明社会的进步,不只是看物质的涉足度,而在于个体精神的自由松驰度,因为人的物质占用量和物质消费时间都是微不足道的,精神则是生命过程的永恒。被金钱和过剩物质填充得肥头大耳的国人,其内心都有“活得累”和“我其实也不想这样”的无奈。
③ 工农兄弟不能塌方
近70年,工农阶级经历了权利过山车行情,有大喜,也有大悲。时至今日,工农已经不再是阶级称呼,只是经济阶层代表。这个人数最多的群体已经在关键场合失去了形象感,权利感和义务感都是模糊的,个别“替身”的出现,丝毫不改变这个阶层的现实价值。
工农塌方,不全在权利意义上,还在于其奋斗精神上,他们已经不带有先进性,“挣钱养家糊口”是干一切工作的动力。另外,不排除有相当数量的工农还活在吃喝玩乐赌的低水平梦想上面,他们又再次回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形象。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不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必须承担结果的病痛。
④ 五个经济病灶不能再发展
这个说法是我几年前总结出来的,有好转,但还未逆转。环境破坏型经济有所遏制,但仍不容乐观,产业污染在减少,大基建造成的环境破坏在加大。产业严重外向化不但没好转,可能还要扩大化。虚拟杠杆型经济将是未来财富分化的新手段,只要模仿美国金融模式,一定会走向这条路。低质网络型经济是泡沫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经济扩张的需要,只不过,它会升级换代。传销欺骗型经济仍在各类商业行为中扩散,整个商业环境都有借助互联网工具行传销之实的倾向。
⑤ 五个社会病灶绝不能忽视
黄,赌,毒,黑,偷,正在腐蚀着社会机体。每隔些年,就来个“严打”,再隔些年,五毒又俱全。为何?有人讲,五毒的背后都有官后台。话是不错,但后台为什么永远就打不倒呢?这就要分析后台为什么有力量?后台的力量在于不受约束。不受约束的特殊群体能够决定利益分配,只打倒后台的“具体人”,不打破“不受约束”的态势,后台就是戏台,拆了之后,还可以轻易搭起来,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更可怕。清除五毒,新中国只用了几年时间,染上五毒,只需要一句猫话。“五毒”难以根除的另一个全民性因素是前面提到的“集体变坏”,简单讲就是土壤出了大问题,“五毒人”不过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先进代表”,不对土壤进行无害化处理,“五毒”就不可能象新中国初期那样容易除尽。
⑥ 文化不能逆向进化
平等,是一种理想主义追求,但多数人仍会执着于这种追求。造平等社会,只是有难度,却并不象上帝一样虚幻。文化正向革命若失败,便会有文化的逆进化。逆进化的结果是:贵族社会重新兴盛。贵族社会的重新崛起源于中国部分劣质传统文化的再繁荣,越是劣质部分的传统文化,越是符合权贵的利益需求,真正的优秀文化常常会让步于贪得无厌的欲望。“重塑贵族精神”近些年在网络上得到相当程度的荒谬认同,一方面是因为犬知高明的䟡舔文笔,另一方面则因多数人对贵族生活的幻梦式追求。没有多数的平民,就没有少数的贵族,愚痴的人越多,官僚与贵族的内心就越安定,他们对文化逆进化的投入就越大,腐朽知识分子的市场就越广阔。
正如前面所讲,七十年,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短暂的,总结过去,不仅要亮成绩单,可能还要立足于体检,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既不畏疾忌医,也不病急乱投医。性格决定个人命运,制度决定国家未来。一个国家,就是一条大船,偏向,落后,翻船,胜利,责任共担,荣耀共享。
七十周年感言:不平凡,不回避,不松懈。
附言: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文章(网上可见),文章呼吁“新中国必须是一个整体”。坚持了十年,七十周年纪念又快到了,我发现一个新现象,主流媒体,尤其是央视媒体,在演绎新中国历史时,整体感已经强了很多,不再让人那么焦虑,能从中看到不少令人欣慰的基调。
写于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