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闲操十年金融心

　　前按：中央的决心，不只是让人民看到了净化金融改革的希望，更让人民看到了未来全面改革的希望，这样的决心，除了中国能做到，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再大的巨无霸，也压不倒中国正本清源的坚定决心。

　　本人不是金融专业人士，虽然曾经拿过第二结业学历，也只是懂个皮毛，早期很少涉猎金融评论。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开始有限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把自己近十多年来的金融心和自己的努力过程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比较宽慰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对安邦的持续性追击;二是对阿里系及马云本人的持续关注。

　　当我知道默默无闻的安邦一亮相便是万亿资产时，容忍底线立时被击穿，开始用尽一切方式收集资料，然后就是不断地发出质疑声音，博文，论坛文章，微博文章，微评文章，总数高达35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明显，逼得我把查不查安邦定位为反腐真假的标杆。就在我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一声惊雷响，金融反腐拉开了令世界震惊的序幕，吴小晖进去了，安邦也卸掉了坚硬的马甲。

　　我对金融的关注，安邦应该只能算很少的、阶段性的一部分，若论跨度和深度，我对改革的整体方向更为重视，对阿里系的关注也更为持久和较真，并且我一直认为马先生的野心远比吴老板更加令人可怕。

　　下面，我想以“温州危机”为切入点，简单回顾一下近十年我对中国金融改革及其产生社会后果的一些细节关注。面对同一事件，我希望找到比我更早表达态度的文章，但在大多数主题上比较难找到，我的切入时间在很多方面具有原始性。

　　2010年，温州房地产因为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楼市一片萧条，众多老板跑路，整个中国为之震动。

　　在房地产极端畸形的当时，如果能借此机会整顿金融秩序和重新规划房地产政策，可以认为是对中国经济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诊疗。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决策部门没有选择这条路径，在一众官员考察温州之后，作出了援助温州房地产的另类决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私资老板和公知经济学家把“私营银行的迫切性”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重要人物的善意回应，他们把温州危机的责任推到国有银行的惜贷上面，完全回避了房地产本身的畸形。

　　面对这一颠倒的结论和做法，本人当时非常愤怒，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监管者，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经济学家。虽知自己力量有限，但还是于2010年10月5日发表了《温州危机三论》，大胆地批评了救助温州资金链断裂商家的决定，并且非常明确地反对在没有法律支撑的情况下让私有化银行正式进入决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