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闲操十年金融心

　　前按：中央的决心，不只是让人民看到了净化金融改革的希望，更让人民看到了未来全面改革的希望，这样的决心，除了中国能做到，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再大的巨无霸，也压不倒中国正本清源的坚定决心。

　　本人不是金融专业人士，虽然曾经拿过第二结业学历，也只是懂个皮毛，早期很少涉猎金融评论。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开始有限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把自己近十多年来的金融心和自己的努力过程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比较宽慰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对安邦的持续性追击;二是对阿里系及马云本人的持续关注。

　　当我知道默默无闻的安邦一亮相便是万亿资产时，容忍底线立时被击穿，开始用尽一切方式收集资料，然后就是不断地发出质疑声音，博文，论坛文章，微博文章，微评文章，总数高达35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明显，逼得我把查不查安邦定位为反腐真假的标杆。就在我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一声惊雷响，金融反腐拉开了令世界震惊的序幕，吴小晖进去了，安邦也卸掉了坚硬的马甲。

　　我对金融的关注，安邦应该只能算很少的、阶段性的一部分，若论跨度和深度，我对改革的整体方向更为重视，对阿里系的关注也更为持久和较真，并且我一直认为马先生的野心远比吴老板更加令人可怕。

　　下面，我想以“温州危机”为切入点，简单回顾一下近十年我对中国金融改革及其产生社会后果的一些细节关注。面对同一事件，我希望找到比我更早表达态度的文章，但在大多数主题上比较难找到，我的切入时间在很多方面具有原始性。

　　2010年，温州房地产因为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楼市一片萧条，众多老板跑路，整个中国为之震动。

　　在房地产极端畸形的当时，如果能借此机会整顿金融秩序和重新规划房地产政策，可以认为是对中国经济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诊疗。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决策部门没有选择这条路径，在一众官员考察温州之后，作出了援助温州房地产的另类决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私资老板和公知经济学家把“私营银行的迫切性”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重要人物的善意回应，他们把温州危机的责任推到国有银行的惜贷上面，完全回避了房地产本身的畸形。

　　面对这一颠倒的结论和做法，本人当时非常愤怒，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监管者，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经济学家。虽知自己力量有限，但还是于2010年10月5日发表了《温州危机三论》，大胆地批评了救助温州资金链断裂商家的决定，并且非常明确地反对在没有法律支撑的情况下让私有化银行正式进入决策阶段。

　　2011年是高利贷与所谓金融创新走向繁荣的起始年，茅公知和天则所精英极力鼓吹高利贷合法化和劳动不创造财富，极力鼓吹金融最创造财富。关键人物抵达温州，落实对温州的救灾措施，给鼓吹金融创新的人士打了一计强心针，高利贷合法化竟然也得到了公开回应。

　　面对这一局面，本人又在9月30日发表了《高利贷与金融创新》一文，非常坚决地反对高利贷合法化，非常坚决地反对把非法行为定义为金融创新。

　　2012年，“吴英案”重新审理，既是刑事审判，又是“金融创新改革狂潮”的契机，精英们利用网民对银行的不满和对反腐败的不满，把吴英的犯罪归咎于银行的垄断，把刑事犯罪篡改为民事犯罪，把非法集资强行定义为民间合法借贷，借“缓刑仁慈”为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打开通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公知们的非法要求竟然又得了“善意的回应”，量刑改判了，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也更多地走进了民众的生活。

　　为了表达看法，本人于2012年3月17日及之后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篇文章是《吴英案——私有化的犯罪期货》，我在文中预判，公知和资本家借助此案为非法集资合法化寻找理由，并鼓励民间借贷挑战公法，要求国家放宽高利贷利率空间，最终会成为社会生态的常态，并预言金融犯罪会层出不穷，会越来越可怕。

　　2013年，“私人银行”已经开始成为金融改革专家案头的最重要课题，经济学家大声呼吁私人银行正式进入人大立法阶段，并且公开要求在立法前也可以允许金融创新。

　　为了阻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放行私人银行，本人于2013年7月7日写了《私人银行必须依法办事》，要求国家先立《私人商业银行法》，然后才能允许私人银行业务开展，坚决反对未买票先上车，2013年7月22日，又写了《金融改革成为定时炸弹》，本人当时提出要防止出现的问题有：准入制度(绝不能允许先从国有银行贷款做资本用于私人银行放贷)，营运兼管和退出机制(坚决反对高利贷)。还有如何防止私人银行率先引入外资股份的比例问题。同日，茅于轼发文《重新认识高利贷》，鼓吹高利贷有利于创造财富。

　　从蚂蚁金服今天出现的问题看，我当年文章中的担忧全都在马云身上出现了，非常遗憾!

　　2014年，我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概念——合法腐败。

　　2014年1月5日，我在新浪微博中讲到：未来十年，非法腐败会得到一定遏制，但合法腐败会越来越猖獗，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三六九等的观念会越来越明显，阶层矛盾将日益突出。某些体制内单位的权力拥有者已经开始乱用权力，一部分人接近于抢钱的状态。

　　2014年9月3日，我又在微博中提到阿里上市的股权问题和参与者问题(见下图)。

　　2014年9月20日，再次在微博中对马云轻松涉足民营银行一事提出质疑(见下图)

　　2014年9月21日，本人在微博中对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做法表达意见，反对金融创新走向金融内循环的不健康模式。

　　2014年12月11日，本人再次对财富重构路线图提出了质疑，写了《未来财富重构的五条途径》，其中提到两个重点，一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化融资和资产证券化方向，二是非法借贷业务的灰色地带。

　　大家知道么?马云的蚂蚁金服是如何实现100倍杠杆的?没有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设计，任何投资家都不可能实现这么高杠杆率，是资产证券化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有了高杠杆制度漏洞，又允许灰色的高利贷，蚂蚁想不变成大象都难。

　　2015年1月30日，本人又把问题的趋势指向合法腐败，也即不规范的金融创新导致的腐败，既提及了安邦，又重点指向了阿里(如下图)。

　　2015年1月30日，本人重新提到了阿里的持股问题。

　　2015年5月5日，突然通过《刑法修正案》，其中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集资诈骗案不再有死刑判决。

　　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为非法集资打开犯罪之路，8月30日，发表了《九罪免死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强烈反对这一新变化。

　　2015年6月6日，我对马云的行为进行了整体思考，针对马云疯狂的并购和扩张，针对阿里巴巴的垄断化趋势，及时写了《马云的买与卖》，指出了马云的政治野心和资本圈子文化。

　　请朋友们非常认真地去回看一下我的这篇文章，可以认为，马云的所有想法和走向都在这篇文章的判断中。

　　大家被蚂蚁金服吓怕了，以为它可能是结局。不会，如果没有新的手段，如果不对金融改革方向重新定位，阿里还会有新的儿子和孙子出现，蚂蚁还会有新的弟弟出现，蚂蚁自己也还会有儿孙出现。这一恐怖的繁殖怪胎会不断地裂解，马云的帝国会无所不包，金融通杀的套路不变，马云帝国的版图就会无限扩张。

　　2016年2月4日，本人连发两条微博，怒斥监管者失职，怒斥评奖机构的荒唐。原因是什么?是诈骗企业“e租宝”竟然荣获“2015年度中国最具责任感互联网金融企业”。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件?

　　2016年4月20日，本人再次对金融估值形势做了一个判断，并且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议价财富。私营公司的上市，不一定需要科技价值，也不一定需要盈利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它的议价空间，即估值空间。谁能调动资本市场的资源多，谁就能获得较高的估值，“估值”不等于“价值”。我在《议价财富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针对资本市场高估值问题，呼吁大家重视资本监管机构和资本集团之间的泡沫估值达成的非正义共识，提出资本市场的高估值是对人民财富的掠夺。除蚂蚁集团的高估值之外，几乎所有的非制造业公司都存在严重的泡沫化估值，批发式制造亿万富翁不是生产力的体现，是金融设计的谬误所致。

　　2016年4月27日，本人在“老孙微评”中提到：对于马云个人而言，不少人崇拜他是可以理解的，他能让自己的财富极速膨胀靠的是本事，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手段。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我想提醒，还是要谨慎一点，尽可能不要随意崇拜这些人，他们财富的快速剧增是时代的产物，包含着对普通人血汗的隐性掠夺(马云并不只代表马云)，一年可以造出512个亿万富翁的社会，说明“议价”的工具已经用到了极限，两极分化只会更加扩大，不会缩小，因为中国整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很强，物价的畸形上涨是“议价财富”把负担转嫁给一般百姓的表现之一。“马云财富疯涨”跟“物价疯涨”本质上是一物两端。

　　2016年，我对资本迅速膨胀的现实愈发担忧，安邦由一万亿估值到两万亿估值只用了两年时间，马云的帝国已经扩张到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无可阻挡的地步，7月10日，我写了《让帝国老板做巡回报告》一文，这里的帝国主要指资本帝国，重点谈了马云和吴小晖，非常害怕金融帝国模式无限复制。

　　2017年3月11日，我在“老孙微评”第5点中首次提到了破局问题，内容如下：

　　私营银行正在加速，传统金融正在被打破。传统银行不进取是令人遗憾的，高薪并没有养出创新型金融企业。但是，私营银行是否就象传说中那么好呢?未必。私营银行跟其它私营企业一样，一般的步骤仍然是老做法——先放利挖墙脚抢市场，然后回归传统。

　　所谓金融破局，说直观点，就是私人金融大鳄将纵横未来。

　　“金融大鳄们”仍然在享受好政策，姚老板被削，许老板只是被摸，金融大老板，谁也不敢动，这就是生态，你看懂了，就知道未来是啥样。所谓破传统，就是破公放私。在文中，我本人也开始鼓励有本事的人赶快加入到潮流中，不要等到几十年后再骂娘。

　　2017年4月2日，马云在美扩张受阻，美国着手调查蚂蚁金服。

　　美国调查蚂蚁金服，我当时在“老孙微评”中写了以下评论：就事情的程序来讲，我为美国点赞，即便美国是站在狭隘的保护主义出发点。

　　当时，我还给了两个重要提醒：当一家企业自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时，必须有力量可以敲敲它的脑袋，国内也不应该让马云毫无阻力的想收购谁就收购谁;当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布局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也应该给予其相应的严格审查，外资在中国也不能为所欲为。

　　“微评”指出，马云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象”，很多权贵都是这种“现象”的受益者，很多类似马云的企业正在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个“现象”越不受约束，宗族势力和团体势力在未来的权益会越来越强大。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国内也能象美国那样对蚂蚁金服展开调查，还会有后期疯狂地灰色运行吗?还会有核裂变般的泡沫估值吗?还会有今天的发行休克吗?

　　2017年，我对“互联网金融”感到很不舒服，感觉一切实体都想借互联网这个平台实现金融化和虚拟化，8月14日，本人撰文《安邦之问与财阀之忧》，重点谈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怕之处，呼吁制定政策阻止财阀社会的可能性。8月15日，我看到中国私营企业500强出炉，阿里、新浪、安邦等大鳄不在圈内。这让我感到非常纳闷，阿里和新浪还好理解，安邦为何不在圈内?我在“老孙微评”中写到，有些网友认为无关紧要，注册地不重要，只要老板是中国人就好了，只要企业在中国就好了，只要主要大股东是中国人就好了，只要市场在中国就好了……这是长期经济类殖民化影响的结果，没有资源观念，没有信息安全观念，没有财富的国家观念，没有财富的人民观念，满脑子里只有市场观念，只要某企业以中国市场为主战场，那就是中国企业，糊涂到了极致。

　　另外，我在文中提醒，500强只能统计企业的营收，而不会去统计企业资产的布局和流动状态，企业掌门人的财富流动也是未知，除华为等少数可以相对信赖的企业之外，大部分资本家的财富流动状态应该引起关注，如果不关注这一动态，某些企业家仍然可能是拥有外国实质身份的吃里扒外的吸血鬼。

　　2017年8月31日，我快速地写了《人工智能与资本密码》一文。

　　为什么要急于写?因为马云给了一个荒唐的结论：未来几十年，青年最倒霉。他把资本的力量高高凌驾于人权之上，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人工智能的先驱和引路人，为自己的资本帝国增加合法性外衣。

　　2018年，我开始从政策面反思金融创新与金融诈骗的关系，对科技企业及互联网企业金融扩张的态势表达了不快，4月15日，我写了《老百姓的朴素金融观》一文，提醒公众重点关注新型金融扩张模式，不要让自己被动地受到资本的剥削。

　　2020年7月20日，我第一次听说蚂蚁集团估值超越1.4万亿元，这比当年安邦露头的时候还要可怕。7月21日，本人率先也是网络世界第一个向蚂蚁发难的小民，公开写了《蚁民发不了这种“横财”》，全中国第一个公开反对蚂蚁的高估值上市，我还在文章中特别痛批了当年“私人银行牌照”这一特权工具。

　　2020年8月25日，我继续在文章中向蚂蚁开炮，我“附言”中声明：虽知抗蚁无效，但我还会继续抗蚁，我不会听它所谓六成人员搞研究的谎言。研究啥?研究吸血手段，研究如何把消费者放上案板。中美科技战，它的研究能帮忙吗?中美全面对抗，它的研究能派上用场?别总是神化移动支付了，那不是高科技。

　　2020年11月2日，我还在讽刺蚂蚁集团的高估值，但此时已经有些绝望了(如下图)。

　　然而，又一次奇迹出现了，公元2020年11月3日，中国的惊雷又再次响彻在资本世界的上空，蚂蚁上市被紧急按下暂停键，党和政府治理资本市场的决心再次显现威力，即使退回打新资金也在所不惜，让14亿国人看到了整治金融混乱的希望。

　　蚂蚁集团的业务不只有贷款，但贷款，甚至是高利贷，必然是其最重要的主业务，借呗、花呗又是重中之重。这两个怪胎，起始于黄奇帆先生之手，但把这两个怪胎公开得最为赤裸的也是黄先生，不能不说，在约束蚂蚁变恐龙的道路上，黄老市长占有一席之功。

　　作为小民，自然不敢贪功，但以卑微之身不懈地呼喊金融为民和金融健康也算得上不枉为公民，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改革进程中，本人没有错过，也不只是路过，而是设法经历过，对金融改革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市场演进结果的预测是基本准确的，这就足矣!

　　未来的金融世界，必然还会翻江倒海，无论结果如何，本人都不想旁观，相信正义，相信人民的集体力量，即便要经历痛苦的转折，“越来越好”也必是大趋势。

　　写于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