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条主线：从我们不是“后浪”到我们都是“打工人”
(一)
2020年即将过去，毫无疑问，疫情是今年国内外最核心的一条主线，不过今年还有其他许多“线”值得探讨，比如我《2020年第四次“毛泽东热”：他虽然离开，但他一直都在》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贯穿全年的“毛泽东热”，再比如两个年度热词：从“后浪”到“打工人”。
2020年上半年最火的一个词是“后浪”，下半年最火的一个词是“打工人”。对于“后浪”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我们不是后浪。B站宣传片中所展示的冲浪、滑雪、汉服、滑翔翼、全球旅行、手办、无人机、摄影等等元素不是我们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对于“打工人”一种普遍观点是：你们不是打工人。譬如，各种流量明星蹭热点说自己是打工人，被挂在热搜骂了好几天;宝马汽车官微曾打工人的热度，被全网嘲讽;智障富二代曹译文去工地体验生活，被喷得销声匿迹。
这两种情绪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与“这样的不是我们”。说明当代的无产阶级在重修阶级认同这一门课程，历史兜兜转转又走了一个轮回。
(二)
我们先回顾一下“后浪”。《后浪》视频本身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视频本身就是B站商业形象宣传片，带有明显公关意味的内容。但是B站的公关宣传策略出了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故意如此引发广泛曝光)，因此也就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个视频的本质是“B站签约百大up主”群像视频，但是非要蹭一个五四青年节的热点，并且打上了“下一代年轻人”“所有青年”“你们新一代”这些囊括群体的标签。既然你如此不客气的代表了群体，那么群体里有人觉得这个“B站签约百大up主”群像视频不能代表自己，也是很正常的而事情。
《后浪》里所展示的生活，真·资产阶级瞧不上，真·无产阶级觉得假，可能只有B站脑残粉、部分小众亚文化爱好者和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会产生共鸣。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产生争议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我来说，我首先坚决承认这部视频制作用心、内容精良;但也坚决反对B站营销借此蹭五四青年节的热点并打上“青年新一代”的标签。这部视频完全是展示消费行为，没有一帧体现生产行为。你既然说要展示青年群像，自然少不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少不了快递外卖小哥，少不了下乡扶贫的基层干部，少不了996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但是这就不美了不是?还是消费是“美”的、景观是“美”的，脱离“脏乱差”的生产是“美”的。然而这种审美只是不需要从事生产的布尔乔亚式的审美，用赵本山的话吐槽就是：“范师傅，我咋觉得劳动是最美滴呢?”
回避生产行为而展示消费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消费行为是可以区分“后浪”和“前浪”不同的生活的。真从生产维度上来看，“后浪”往往并不能超过“前浪”。前浪们年轻时代，还处在集体经济尾巴的环境中，他们大多数是前场后院、朝八晚五、中午回家做饭与午休、单位医院幼儿园子弟小学一条龙这样的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最后一波福利分房;相比于现在“后浪”们，每天两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无休止的加班与24h在线待命，医疗教育两座大山，攒钱买房遥遥无期……很明显这个内容是不好作为宣传视频来展示的，而只有科技的进步、消费的丰裕和对亚文化的宽容，是后浪们远远优于前浪的，所以视频有且只能展示这个角度去蹭“全体青年”这个热点。
然而这个角度蹭的背后隐含着一种荒谬。
在“B站签约百大up主”群像视频中，冲浪、滑雪、汉服、滑翔翼、全球旅行、手办、无人机、摄影等等元素成为了为“后浪”加持的色彩，然而这些爱好很明显都是高消费行为，那么是怎样的经济基础支持这些“后浪”们的兴趣爱好呢?毫无疑问来自于他们家庭的支持，还是要归功于“前浪”。如果不靠父母，那么“后浪”们的生活主流注定是从事生产活动——也就是挣钱，否则这些兴趣爱好就会成为无根之水。
所以这就是《后浪》视频的悖论：要么靠“前浪”的支持来从事这些消费主义亚文化享乐;要么现在的生活主流旋律注定是认真工作努力挣钱。同时B站的营销又想去蹭“全体青年”，引来种种不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所以网络上对于“后浪”这一名词的使用习惯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人，他XXXX，是真“后浪”啊。“我们”不是后浪，“他们”是后浪——这就是“后浪”这个词所提供的非常明确的区分意义。
(三)
说完了上半年的“后浪”，再来回顾一下下半年的“打工人”。
以“打工人”为身份切入点，这就带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在曾经，除了普遍的地域外，这一种广泛的群体认同、身份标识往往是建立在消费品之上：比如说苹果手机的用户——果粉;比如说各种潮牌、各种炒到天价的球鞋;再比如你带一个奢侈品包包，晒几张下午茶照片，你就进阶到“名媛”群体了。
曾经的无产阶级虽然过得很惨，但是精神很“饱满”——都有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梦，觉得自己学历不错、大城市白领、写字楼工作，生活、身份认同、审美趋向都在向“精致”二字无限靠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们梦破碎了，他们发现大城市不是梦想实践的场所，而是年轻鲜美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绞肉机，榨干他们青春后就一脚踢开;写字楼不是高大上的办公场所，而是变种的流水线，狭窄格子间里容不下灵魂也容不下肉体，甚至仅有的隐私场所——茅坑，也都开始计时出恭了。
梦想破灭的声音让他们开始厌恶，厌恶资本家飞龙骑脸为所欲为得寸进尺，厌恶钉钉的提醒声、打卡时的笑脸以及洗手间中的计时器，厌恶社交网络、商家广告、商品符号对他们的种种规训，让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虚无缥缈浮华的背后其苟活的本质，他们终于明白了——繁华和热闹是罗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于是“打工人”这个梗火了。
与之相应的，无产阶级们开始对群体身份的“纯洁性”有了一定的要求。这个梗一火，各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的明星都来蹭，说自己是“打工人”。这瞬间引起了舆论反扑，“明星不算打工人”挂在微博热搜大半天。
上一次见到类似的舆论情形，还是一群明星发声“明星是高危职业”，结果被网友们喷到妈妈都不认识了。说明无产阶级还是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阶级认同，至少知道一个片酬代言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挣不到的钱，所以对了这群得了便宜还无病呻吟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们，大家毫不客气。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无产阶级们是在“补课”，所以目前只能从最初级的补起。
如果说“身份认同”，没有必要重新发明一个“打工人”的概念，“无产阶级”这四个字就足够了——整个唯物史观，整个剩余价值理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都可以体现在其中。为什么还要换一张“打工人”的皮推陈出新呢?
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因为其优厚的经济基础，往往能在文化、娱乐、影视、舆论领域占据核心位置，同样大资本控制的文化影视游戏娱乐公司，也是“精神食粮”的最主要产出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因此，他们针对于革命、针对于共产主义、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开展了长久的污名化“诛心运动”。
譬如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甚至冠以“人民”“爱国”二字，也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告别革命的共识”与“剥削压迫现实”相交织，造就了“打工人”这种既诙谐幽默广泛传播、又非常怪异拧巴的“属于时代特色的梗”。
正因为主流舆论中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缺位，“打工人”这个梗才会被众多娱乐明星、消费主义品牌、互联网巨头、二流媒体所滥用，否则单单“无产阶级”四个字，早就把他们吓的闻风丧胆了。
(四)
所以说2020年这条主线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开始审视：谁是我们?谁是不我们?我们是谁?
毛选开篇第一卷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绝对是提纲挈领统领所有问题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无限复杂化，以至于现有的国际共运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
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社科院教授姜辉就在一次线下演讲中指出：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但是另一部分理论认为，白领阶层跟体力劳动者并无差别，一样备受剥削，一样穷的一逼，他们出卖的“脑力”同样算劳动力，自然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今左翼理论对小资产阶级/白领的解释达到了经院神学一般的执迷，但正如前文所说，时代早已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是买煎饼的大妈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还是那些“白领”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关的争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因为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很多论点，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实践的方面就出了大问题了，坚持体力劳动工人为革命主体的先锋队(如希腊共产党)，最终发现体力劳动者无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力量上来讲，在当今都愈发弱化，本根无法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马克思或列宁的时代是都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而那些把白领阶层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英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就这个问题还有过一段论战)，在实践中就会发现这群人压根就没有革命性。虽然这些所谓的白领阶层确实很穷、确实受压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与小资产阶级并无二样：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丧但拒绝抗争、虽然穷但沉迷消费主义——这就是我们课本里所说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歧视体力劳动者、毫无阶级认同感、厌恶革命。
萨特的亲传弟子和亲密战友、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总结了一下双方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它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成。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
因此高兹认为，促使这些群体革命的动力不再是传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对贫困，而是异化。他们对于非异化的劳动的追求、对于无剥削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动力。同时高兹也指出，这些“新工人阶级”虽然有个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占主流，因此不能作为革命主体，他们大概率甚至还会成为于革命的阻碍力量。相当于把上面两种理论和了个稀泥，但是结论还是一样的：无解。
于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首要问题中又加了一条：谁是“我们”?
在2021年，这将是无产阶级们继续探讨的核心问题。
